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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蕴，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庄子哲学、魏晋思想。已在《哲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学报》、《文艺争鸣》、《哲学门》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引言

《庄子》书中的神鸟意象变幻莫测且呈现出矛盾的面向，这背后隐含着庄子的言说技艺——卮言。卮言是庄子构建出的一套与“道”相合的言说方式。庄子通过对卮言的使用，既让神鸟在不同的名号和形态之间流转，从而呈现出圣人逍遥世外和全生远害的丰富面貌，又让神鸟在跨越物种的变形系统中展现出“道”随物而变、不执两端的特征。卮言不仅能够传道，并且在它自身的结构中就显示出“道”：卮言在“言”与“不言”之间旋转，却能保持恒定的核心，从而显示出“道”在回环往复的运动过程中“外化而内不化”的结构。

本文原载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关于《庄子》究竟是哲学还是文学的争论历来有之。在近人的论述中，闻一多是颇具代表性的，他讲过：“庄子是一位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1]闻一多看到了哲学和文学在《庄子》这部书中融为一体的倾向，但哲学和文学在《庄子》书中是如何不分彼此的，还有待更具体的论证。不同于庄学界把主要的目光都聚焦于《庄子》对语言和知识的批判，闻一多则是从正面的角度看到了《庄子》对“卮言”的重视。换言之，《庄子》探讨了一种理想地使用语言的可能性。不过这种语言是否能够兼顾论理和富有“诗的情趣”，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考察。金农《人物山水图册-12》“卮言”在《庄子》中具有特别的地位，庄子不跟天下人讲“庄语”，却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的卮言来讲道理。在《庄子》全书中，大到山川草木，小到花鸟虫鱼，这些荒诞不经的意象都能体现“谬悠”、“荒唐”、“无端涯”的卮言风格。而在这些意象中，关于神鸟的意象尤为特别：首先，这些神鸟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原型，因为庄子借用了《山海经》、《齐谐》等上古神话中的大量传说，通过文学想象将其改造成与圣人同构的美妙意象；其次，这些神鸟意象变幻莫测，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和矛盾的面向,从而体现了庄子的语言策略。那么，《庄子》刻画这些变化多端的神鸟意象究竟有什么用意？这些神鸟意象如何能够体现《庄子》的言说技艺，它们和卮言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旨在通过剖析《庄子》书中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神鸟意象，来挖掘《庄子》背后的哲学与文学意蕴。

一

凤凰的二重身面貌《庄子》书中出现过的飞鸟千姿百态，大到鲲鹏，小到斥鴳，有的鸟可以在现实生活找到原型，有的鸟则是源出于神话和传说；有的鸟是以负面形象登场的，而有的鸟则是象征着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例如神鸟的意象。在这些神鸟意象中，“凤凰”和“燕子”出现的频率较高，庄子变化各种不同的意象来讲这两种神鸟。倘若追溯这两种神鸟在《庄子》书中的具体面貌和象征意味，我们可以试着窥探出《庄子》所推崇的圣人形象。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先说凤凰，凤凰在《庄子》中显示出方外和方内的二重性特征。凤凰的高妙祥瑞之态诚如《秋水》篇“鵷鶵”的形象所示：《秋水篇》讲到惠施在梁国作宰相，他担心庄子经过梁国的时候会危及自己的相位。庄子听说后把自己比喻成一种叫做“鵷鶵”的鸟，把惠施比作叼着老鼠的猫头鹰，当鵷鶵经过猫头鹰的时候，猫头鹰担心鵷鶵抢走老鼠，便向它发出恐吓的声音，篇中的“鵷鶵”正是凤凰。《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有：“南禺之山……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皇、鵷鶵”[2]，郭璞将鵷鶵注为“亦凤属”[3]。李颐[4]和成玄英[5]也都认为鵷鶵指的是凤凰一类的鸟，古今注家对此基本都达到共识。根据《秋水》篇文本，我们得知：与气量狭小的鸱相比，鵷鶵则是气象宏大，它不会停留于人间的蝇头小利，所以不是梧桐树不歇息，不是楝实不吃，不是甘泉不喝。广大读者最为熟知的《逍遥游》，篇中的大鹏也是以凤凰作为原型[6]。它“翼若垂天之云”、兴风鼓气的意象让人不禁联想到“神人之离体升天”[7]。庄子笔下的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8]，庄子以振翅高飞的大鹏比拟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大鹏自然也就成了方外之物的象征，代表了神人的逍遥境界。正如有学者指出：“大鹏所至的世界，有一种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味，或通常体验中所没有的最高境界。”[9]不过，除了超凡脱俗的方外气象和逍遥的神人境界之外，凤凰在《庄子》中还有另一种形象，并且《庄子》作者通常以孔子来比拟这种形象。《人间世》的结尾，楚狂接舆在孔子门前吟唱的时候，将孔子比做凤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校诠》页）凤凰本是太平治世的象征，是祥瑞的吉兆，但在这里和《论语·微子》篇[10]中，它却一反常态，出现在衰败的乱世，成为了无可奈何的孔子的化身。凤凰在乱世中难以找到可以栖息的梧桐和可以饮用的甘泉，只能求得“免刑”，而化为全生远害之鸟。凤凰这种集方外和方内的二重面貌在《庄子佚文》条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作者在文中借老子之口把孔子比做凤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曰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食。天又为生离朱，一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凤鸟之文，载圣婴仁，右智左贤。”[11]我们不难看出：文中的凤凰一方面“以璆琳琅玕为食…天又为生离朱，一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这显然超出了人们的经验世界，代表的是方外玄远不可及的世界；另一方面，凤凰身上的纹路又象征着“圣、仁、智、贤”这些人间伦理秩序所崇尚的最高德行。佚名（明）《山海百灵图》（部分）凤凰在《庄子》中为何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面貌？如果我们从庄子对语言的反思处着手，也许可以看到作者深层的用意。道和言的关系在《庄子》全书中反复地被论述，《庄子》一方面认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是无法被言说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言隐于荣华”，也就是存在一种没有被浮华之辞所隐蔽的“言”。可见庄子对语言不信任的同时，还是向往着一种理想的语言。庄子不信任的是《齐物论》篇批判的那些语言形式，如“分”、“辩”、“竟”、“争”、“论”、“议”等，这些语言都是以“是非彼我”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从而遮蔽了“古人之大体”和道之整全，导致天下呈现出“沉浊”的局面。庄子向往的是能够传道的语言，传道的语言就像“莫得其偶”的中枢[12]，它是不执一物，随物旋转的，而最能体现这种特质的语言就是“卮言”，因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那究竟什么是卮言呢？首先，“卮”的意思是圆酒器[13]，这个圆酒器的意象正和“中枢”的意象相通，都是打破对待的浑圆之象。介于卮言这种浑圆之言“与圣人及浑圆之道的象征同层”[14]，所以卮言是可以传道的语言。其次，“卮”这种器皿是一种“满则倾，空则仰”[15]的充满矛盾意味的器皿，这种字源学的解释可以说明卮言“是一种充满了矛盾的语言”[16]，也即“‘是不是，然不然’这类超然于是非彼此的矛盾语式”[17]扮演了传道的职能。既然卮言是充满矛盾且可以传道的语言，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凤凰的双重面貌：凤凰既是逍遥于云间的高妙之象，又是全生远害的人间之鸟，这种矛盾的意象也正是卮言“曼衍”其间的体现。从鵷鶵到大鹏，再到凤鸟，凤凰的面貌在这些不同的名号和形态之间流转，庄子通过运用卮言来表现主体的婉转流变和不拘一物。

二

从凤凰到燕子的变形庄子对卮言的运用不仅让“凤凰”这一个意象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且还让圣人的形象在不同的神鸟之间变幻。例如燕子也是《庄子》书中出场率较高的意象。《山木》篇中多次讲到了燕子：“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翐翐，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庄子校诠》-页）文中善于保全性命的“意怠”鸟就是《山木》篇后文所讲的“鷾鸸”[18]，它们都可能是燕子，二者不仅读音相通，而且“性格极相近”[19]。鷾鸸鸟有着和意怠鸟高度相似的生存智慧：“鸟莫知于鷾鸸，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耳”（《庄子校诠》页），一个是谨小慎微地在鸟群中飞翔进食，另一个尽管害怕人类，却依然在人间筑巢建窝，两只燕子都体现了在凶险的人间世安时而处顺的处世哲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燕子的形象恰好和第一章所论述的乱世之中的凤凰形象形成呼应，二者代表的都是全生远害之人。《庄子》中还有两种鸟也被推测为燕子，一种是出现在《天运》篇中的白鶂：“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庄子校诠》-页）可见白鶂是一种只需要定睛对视就能受孕的动物，庄子把这种自然受孕的方式叫做“风化”，除此之外，通过鸣叫声相感而孕的虫子,《山海经》中雌雄同体、自为牝牡的“类”都是“风化”的代表。方以智在《通雅》中认为“鶂、鷾、鹢皆一字之转”[20]，王叔岷也引经据典认为鶂、鷾、鹢或为一字[21]。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白鶂也就和鷾鸸、意怠一样，都是燕子的化身。另一种被推测为燕子的是《天地》篇的“谆芒”。或有学者认为“谆芒的原型当是东方之神句芒”[22]，句芒这种“鸟身人面”[23]的形象也是由燕子转化而来：“句芒的造像特征是，‘鸟身，素服，玄纯’。假定将‘素服’的服字通假为腹，那末它就成为黑身白肚子的鸟，活像玄燕了。诗商颂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祖玄鸟，故可确定是句芒的化身”[24]。根据丁山先生的考证，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出谆芒的原型也是燕子。《天地》篇谆芒和苑风的对话不仅显示出谆芒淡泊无为的政治哲学（“行言自为而天下化”），而且还暗含着谆芒能够洞见“道”的深邃涵虚（“注焉而不满”）与“神人”的光明通透（“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句芒鸟贺亮《祀神奇象图志》上述这两种燕子的形象有着共通之处，前者的白鶂是风化之鸟，“风化”这种“感而成孕”[25]的生殖方式象征着一种对大化流行的感通能力，也就是“直思感而气通”[26]的能力；后者的谆芒则显示出圣人对于政治和“道”的深刻洞见。二者都彰显了圣人至高的境界，和第一章凤凰二重身的面貌相比，燕子的某些形象不仅能够和凤凰全生远害的形象呼应[27]，并且还衍生出了更丰富的面向。尽管《庄子》出现的神鸟以凤凰和燕子的原型居多，但它们却以丰富多样的名称和变化多端的形象散落在不同的寓言故事里，庄子通过变换不同的名称来勾勒“道”的丰富性和圣人不同的面向。值得说明的是，这些丰富的面向不仅在神鸟的意象之间转换，还在其他的意象系统之间转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庄子》使用卮言的深刻用意。

三

神鸟的变形隐喻——旋转的卮言卮言的流转不息也体现在：《庄子》并不固着于某一类意象。例如，鸟并非恒定不变就是鸟，它可以由虫、鱼等转化而来，这些意象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形系统，《至乐》篇就有一段描绘跨越物种的变形系统：

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馀骨。乾馀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校诠》页。）

由引文可知，名为“乾馀骨”的鸟是由极微之物（“几”）——水草青苔（“?”和“蛙蠙之衣”）——蝴蝶昆虫（“蛴螬”、“蝴蝶”等）变化而来，庄子描绘了一个物物相生的环状链条。尽管文末总结有“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几”[28]]是链条的始点和终点，我们应当结合《庄子》其他篇章中关于“变形”问题的论述来综合地考察。沈周（明）《卧游图》册页-12如果我们回到《寓言》篇，会发现文章在解释“卮言”的时候讲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这句话意在表明：世间一切生命都可以作为下一个生命的孕育者，这种变形可以跨越不同的物种和形态，生生相续就像一个转动的圆环一般，我们无法辨别谁先谁后。这个解释卮言的道理同样可以作为解释万物生长的依据，鸟既是由虫子（“鸲掇”）脱化而来，又可以衍化成一种新的虫子（“斯弥”）。每个生命都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开启不是一种直线式的发展，“种有几……人又反入于机”的意思是，生命的链条是一个没有首尾的环形结构，而不是由端点和终点衔接的直线[29]。鉴于此，“‘几’之为起点和终点，就如生死之为起点与终点，只是标记，不具有开始与结束的意思”。[30]这种物物相生、不断衍化的变形过程也正合于卮言随物而变、推陈出新的特点。具体说来，《寓言》篇在讲卮言的时候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关于“卮言日出”最经典的解释当属郭象的“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31]，这种解释表达出，卮言之所以能够推陈出新是因为它要不断合于外物的变化（正如引文中的生物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就衍化成新的生物）。这种“日新”的状态就使得卮言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卮言以其非对象化的言说方式，使得它“能根据不同的时机，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多元的手段，从不同的侧面揭示道体……成为一个始终对新的时机与语境敞开的、开放的意义空间”。[32]《庄子》书中另一个著名的飞鸟变形的故事当属《逍遥游》开篇的“鲲化鹏”隐喻了，这个鱼化为鸟的隐喻究竟有什么意味？历来注庄者对于这个神话意味强烈的故事观点不一，笔者尝试在求教于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庄子《逍遥游》在《逍遥游》的开篇，翱翔于苍茫天际的大鹏鸟是由水中的鱼卵[33]幻化而成，它飞翔不止，凭借着春夏之交的天地游气从北海飞往南冥。在这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中蕴含着三层重要的变形：第一层变形是“道”由整全转向分裂的变化。篇首“北冥“之“冥”指的是“寂况虚寥”[34]，寓意“道”之整全未分的状态，而北冥有鱼、进而有鹏则是象征着“道”的分裂状态。因为“鲲、鹏是阴阳两气的象征……它们本身从作为‘道’、‘一’的混沌之中产生”[35]；第二层变形是由微小的鱼子变为庞大的游鱼，“鲲”本为水中之鱼卵，却被庄子描述成“不知其几千里”的大鱼。这种变化暗含着“大与小本身是‘无常’性的，其不断变化才是‘常性’”[37]。第三层变形最为显著，即是由水中之鱼化为天空之鸟，由北海飞往南方的天池。成玄英对此的解释值得参考，他说“所以化鱼为鸟，自北徂南者，鸟是凌虚之物,南即启明之方;鱼乃滞溺之虫,北盖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舍滞求进,故举南北鸟鱼以示为道之径耳”，换句话说，鲲化为鹏是一个从幽昧通往光明的修道之旅。通观这三层变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道”之整全到“道”之分离再回归于“道”的环形过程，这个过程恰好展现了“道“的运动：“道”既不展现为物的生成（“北冥有鱼”），从而偏离于“道”，“道”也不简单展现为只有上升的过程（“鲲化为鹏”），而是在偏离和上升之间回环往复、旋转不息的过程。这就好似在铸造陶器的过程中，“陶器的旋转是不能自已的，永恒的核心使得变化不已的成分逐渐聚合成形”[38]，尽管陶器的外形在不断旋转变化，但却有一个不变的点在支撑着这些外在的变化。这个过程也正体现了篇名“逍遥游”的深层涵义：从字源学上解释“逍遥”，有一种解释认为“逍遥”亦作“消摇”，这个词与先民制陶的意象有关。具体说来，“‘消’，隐含粘土水溶后成胶体之象，‘摇’，是以手扶持陶器之象；‘逍’则包含水溶速度之快和粘土物态迅速改变之象；‘遥’，则是胶泥于陶钧上飞速旋转的制陶之象的影子”[39]。这种解释以形象的制陶过程为我们展示了“逍遥”的涵义，即“外化而内不化”。通过这个解释，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何“鲲化鹏”故事中的三重变形是“道”的体现了。说起“道”回环往复的运动过程，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前文已经探讨过卮言“浑圆”的意象特征。但我们还亟待证明：卮言为什么就能与“道”在偏离与上升之间回环往复的过程相通？要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庄子》关于“卮言”功能性的描述：

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校诠·则阳》页）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校诠·寓言》页）

根据前文第一章的论证，我们已经得知：卮言是能够传道的语言。依据第一段引文所说的，那么卮言就是“言而足”从而能“尽道”的语言，“言而不足”的语言不足以传道。所以语言能否传道，不在于它是言说还是沉默（“言默不足以载”），而在于它是否“言而足”。第二段引文则道出了卮言“言而足”的意味：卮言既没有落入“俗言”[40]的网络里，进而陷入“不齐”的状态中，也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一种能够“言无言”的同时还能“使言者终身皆有所言、‘未尝不言’，却又能‘终身不言’的特殊言说方式……从而实现无论言说与否都始终不妨碍其与物相‘齐’的本真状态”[41]。简而言之，卮言是一种包含了“言”与“不言”两种层面的言说技艺，它在二者之间旋转，却能保持恒定的核心。这种回环的结构正与前文“鲲化鹏”的变形结构以及“道”的运行过程相合。余论在领略了变幻莫测的神鸟意象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有意识地构建了一套与“道”相合的言说方式——卮言。庄子通过对卮言的使用，既让神鸟在不同的名号和形态之间流转，从而呈现出圣人丰富的面向，又让神鸟在跨越物种的变形系统中展现出“道”随物而变、不执两端的特征。卮言的技艺在庄子论“道”的过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文章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开篇提出的问题：《庄子》究竟是哲学还是文学？宋刻本南华真经书页图笔者认为，《庄子》书的作者并非有意将其创作成“哲学的”或是“文学的”作品，这种对作品进行学科式的划分毕竟是后人所为。但不可否认的是，《庄子》作为一部“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42]的古代经典，它首先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其次，正因为《庄子》的哲学思想只有通过卮言这种言说的技艺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卮言”这种语言形式和《庄子》的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再者，“卮言”不仅是传道的语言，它这种言说方式本身还彰显出审美情趣：它不以抽象的概念示人，而是展现诡谲多变的意象系统；它不下确定的断语，却呈现矛盾的语词；它不是封闭的意象，而是通过变形和夸张“使人震撼和诧异，营造出一种陌生感”[43]，这种形象化的表达和隐喻式的写作手法使其具有强烈的文学效果。这样看来，《庄子》这部作品既包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也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但倘若我们把《庄子》这部书归纳为哲学性和文学性的统一体，就会将卮言简单地视作传道的语言和具有审美性的文学语言，却遮蔽了卮言最为特殊的一面：它不仅能够传“道”，而且卮言本身就是“道”的体现。换言之，卮言不仅是作为一种媒介来表达“道”，在它自身的结构中就显示出“道”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卮言通过在“言”与“不言”之间旋转，从而保持着与物相齐的本真状态，这种“外化而内不化”的结构正和“道”以陶器作隐喻相契合。甚至有学者指出：卮言与先秦时期俳优在宴会上用于调笑和娱乐的“优语”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都具有“即兴而发、散漫无稽、可有可无而时中正的的语言特征”[44]，这种猜测点出了卮言调侃、游戏性的特征。诚然，卮言以其旋转不息的面貌冲击着人们的日常信念，直观地逼显出“道”的本质，从而决定了《庄子》这部书也不以寻常样貌示人。

注释

[1]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全集·第九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8-10页。

[2]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2页。

[3]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第23页。

[4]《经典释文》引李颐注云：“鵷鶵乃鸾凤之属也。”（陆德明撰，张一弓点校：《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5]成玄英：“鵷鶵，鸾凤之属，亦言凤子也。”（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6]《庄子集释》引《说文》云：‘朋及鹏，皆古文凤字也”，并引司马彪注云：“鹏者凤也。”（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4页。）

[7]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台北：联经出版社年版，第页。

[8]王叔岷：《庄子校诠》，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24页。（另注：本文所引《庄子》原文皆据此本，考虑到行文的流畅和阅读的方便，以下所引《庄子》原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作脚注。）

[9]王厚琛，朱宝昌：《庄子三篇疏解》，北京：华文出版社年版，第64页。

[10]“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的故事也见于《论语·微子》篇，（详见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1]王叔岷：《庄子佚文》，《庄学管窥》，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2]《齐物论》以“中枢”比喻超越对待的“道”，“中枢”就是“门上两端之圆木，可以左右旋转，以为启闭之用者也”，见于蒋锡昌：《庄子哲学·齐物论校释》，上海：上海书店年版，第页。

[13]《说文·卮部》：“卮，圆器也。”（详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14]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第页。

[15]《经典释文》引王叔之注云：“夫卮器，满则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陆德明撰，张一弓点校：《经典释文》，第页。）

[16]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北京：东方出版社年版，第9页。

[17]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第9页。

[18]《庄子纂笺》：“陆长庚曰：‘即鷾鸸’。”（钱穆：《庄子纂笺》，北京：九州出版社年版，第页。）

[19]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第页。

[20]方以智：《通雅》，《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21]王叔岷：“《左》僖十六年《传》孔疏、《御览》九二五引鶂并作鷁，鷁，或鶂字。”（王叔岷：《庄子校诠》，第页。）

[22]贾学鸿：《〈庄子〉名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3]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第页。

[24]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第51页。

[25]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6]郭璞注语，参见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版，第页。

[27]这种“呼应”指的是《山木》篇的“意怠”、“鷾鸸”和《人间世》中的“凤兮凤兮”所象征的意义相似。

[28]马叙伦：“机”当为“几”，即“种有几”之“几”也”。（马叙伦：《庄子义证》，见《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上海书店年版，第页。）

[29]更具体的论证可参考拙文，邹蕴：《〈庄子〉的“自适”观——以〈大宗师〉篇“孟孙才吊母”故事为例》，《哲学与文化》（台湾）年第9期，第页。

[30]詹康：《争论中的庄子主体论》，台北：学生书局年版，第页。

[31]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第页。

[32]高语含：《至人对道体的时机化言说——试探“卮言”之意涵与〈庄子〉文本文学性的起源》，第三章，见《知道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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