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玄枵

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则来自“北医儿童发展中心”的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1分钟就有2人死于自杀，还有8人自杀未遂。上海地区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此想法的占据15.23%。来自于中国官方公开报道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一组数据表明，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儿童自杀第一大国。在自杀者的年龄排列中，12岁占第一位（40.3%），其次是14岁（22.7%）。11岁和13岁（13.6%）。在自杀者的性别对比中，女孩子远远高于男孩子：女孩占（72.7%），男孩占（23.7%）。

看到这个数据后，我又反复核实了一下，发现这个“中国是世界上儿童自杀第一大国”只是一则虚假传言，但是，这一说法为什么在中国听起来可信度很高？因为中国儿童的自杀驱动因素太多了。唯分数论的教育环境，飞速疾驰的时代环境，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应该是最不可忽略的三个因素。然而，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当今教育中死亡教育的缺失。

前一段时间，有一位诗友说，中国的死亡教育太缺失了。这句话说得很对，中国的死亡教育还未起步，但只是在当今。其实，中国的文化，关乎死亡的研究十分深刻且丰富。我们的文学和哲学作品里，有很完整的死亡教育。

《老子》、《庄子》、《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每一个时代的作品中都不乏对死亡的深度思考。而作为一个老师，我每逢这样的作品，都会专门设计一个主题，与学生们一起探讨生死。中国的死亡教育，需要每一个平凡师者的推进。如果在中国浩瀚如海的文学中找一位死亡教育的导师，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曹雪芹、唐伯虎、范成大、苏子瞻、李太白、王梵志、陶渊明、曹孟德、曹子建以及庄子、老子，这些人都曾致力于中国的死亡文学创作，而其中的几位还以师者的姿态，为中国死亡教育的发展出过一臂之力。中国最早的死亡教育老师，当属庄子。

且看这段对话：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

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

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

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庄子·列御寇》

庄子快死了，他的学生们想要厚葬他。庄子却很超然地说：“我把天地当作棺椁，把日月当作连璧，把星辰当作珠玑，万物都可以成为我的陪葬。我陪葬的东西难道还不完备吗？哪里用得着再加上这些东西！”他的学生们则说：老师啊老师，我们怕乌鸦老鹰吃了您的身体。”庄子说道：“把我扔在地面上，被乌鸦、老鹰吃；埋在地底下，则被蚂蚁吃。你们给我装到棺椁里面，不就是相当于抢了乌鸦、老鹰的口粮去给蚂蚁吗？你们可真偏心啊。”

这是庄子与学生关乎死亡的一段问答。庄子是一个很幽默、很机智的老师，他那个“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的譬喻很是绝妙，让学生心服口服。所以，他也是一位心灵点化的大师。

庄子关于死亡的观点是：死后如何处置尸体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株草木一样。生的时候，勃勃向上，死的时候，落叶归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

对自己如此，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

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他的老朋友惠子去哀悼。可是，等他到了庄子家中，眼前的一幕让他大跌眼镜：庄子箕踞而坐（极其放肆无礼的一种坐姿），手拿木棍一边有节奏地敲着瓦盆，一边唱着歌（鼓盆而歌）。现实主义者惠子当然是不理解且愤懑的，可庄子解释道：

“惠兄，感谢您老远地跑来吊唁。其实，当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我何尝不难过得流泪！只是细细想来，妻子最初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也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恍恍忽忽之间，那最原始的东西经过变化而产生气息，又经过变化而产生形体，又经过变化而产生生命。如今又变化为死，即没有生命。这种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那样运行不止。现在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却还要哭哭啼啼，这不是太不通达了吗？所以止住了哭泣。”

原文：“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

惠子就是大部分普通人的化身。普通人面对死亡，是悲伤而痛苦的。不仅如此，还忌讳谈论有关死亡的话题。在中国，从皇帝到庶民，从儿童到老年，从教授到文盲，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死是一件忌讳之事。如果有人在饭桌上失口说到“死”字，听到的人往往认为它扫兴，连声“呸呸呸”将这个扫兴的词驱之脑后。死在生的面前何等卑微，甚至没人愿意为它留一席之地。我觉得，这是一种“知识障”（佛家语）。人刚出生的时候，就从不避讳死亡。我的女儿和我去踏秋，对我说：“妈妈，你把我埋起来吧。”我说：“好啊。”旁边的母亲就友善提醒：“胡说八道什么。”这是老百姓忌讳说“死”的经典明证。孩子不忌讳死亡，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成年人一样，进入了知识的魔障。孩子不懂生死，只知当下，与通达往来于生死的智者别无两样。

中国老百姓的墓地，都建立在荒郊野外阴暗潮湿的北坡，野坟圈子旁的老杨树，树高叶少，风一吹，哗啦啦响，就像《红楼梦》“虚花悟”曲子中所唱的：

到头来，谁把秋捱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

——《红楼梦·虚花悟》

大家都知道人生无法越过死亡，但中国的封建王朝，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有数十位的皇帝迷恋仙丹，至死不悟。中国的文人按理来说看得通透一些，但也不例外地为仙药所缚，从盛唐的李、杜，中唐的元、白、刘、柳，都是仙药的拥趸。知道者，不一定能合道，能在现实中通达往来于生死者，寥寥无几。庄子是其中一个。

庄子不仅不忌讳死亡，还乐于面对天命。众所周知，庄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战国，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战争特别频繁。据统计，在战国短短两百多年中，大大小小的战争次数竟高达多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仅仅有30岁左右。而庄子，猜猜他活了多少岁？83岁。

庄子这么长寿，他的长寿之道是什么？我以为源于他的生死观，对生的达观，对死的透彻态度。

春秋时期，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再到战国，更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既然生逢乱世，庄子只能闭门不出，缄言不发，做一个隐士。越是战乱频繁、政治黑暗的时代，隐士就越多。大名鼎鼎的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乱的时代——魏晋时期，就是一个盛产隐士的时代。

庄子做了一段时间的漆园小吏后，辞职了，以编草鞋为生，日子过得潦倒不堪。《庄子·山木》篇载，庄子去见梁惠王，身上披着麻布，打着大大小小的补丁，鞋子也是破烂不堪的草鞋。梁惠王看到这副模样，还嘲笑他说：“何先生之惫耶？”即：先生，你怎么这么狼狈啊？可是，庄子清了清嗓子说：“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庄子还解释说，“此所谓非遭时也”。

“非遭时”，这三个字既概括了庄子的生存现状，其实也同时表明了庄子看得很透彻。“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的意思，就是，我只是贫穷，生不逢时，并不意味着我很狼狈、很落魄，我知道这是自己的天命。这是庄子的生命观。

庄子不仅乐天知命，还很乐意谈死亡。《庄子·至乐》中还有这样一篇寓言：庄周梦髑髅。

庄子到楚国去，途中见到一个骷髅，枯骨突露呈现出原形。庄子用马鞭从侧旁敲了敲。于是问道：“先生是贪求生命、失却真理，因而成了这样呢？抑或你遇上了亡国的大事，遭受到刀斧的砍杀，因而成了这样呢？抑或有了不好的行为，担心给父母、妻儿子女留下耻辱，羞愧而死成了这样呢？抑或你遭受寒冷与饥饿的灾祸而成了这样呢？抑或你享尽天年而死去成了这样呢？”庄子说罢，拿过骷髅，用作枕头而睡去。

到了半夜，骷髅给庄子显梦说：“你先前谈话的情况真像一个善于辩论的人。看你所说的那些话，全属于活人的拘累，人死了就没有上述的忧患了。你愿意听听人死后的有关情况和道理吗？”庄子说：“好。”骷髅说：“人一旦死了，在上没有国君的统治，在下没有官吏的管辖；也没有四季的操劳，从容安逸地把天地的长久看作是时令的流逝，即使南面为王的快乐，也不可能超过。”庄子不相信，说：“我让主管生命的神来恢复你的形体，为你重新长出骨肉肌肤，返回到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左右邻里和朋友故交中去，你希望这样做吗？”骷髅皱眉蹙额，深感忧虑地说：“我怎么能抛弃南面称王的快乐而再次经历人世的劳苦呢？”

原文：“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铖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庄子·至乐》

骷颅头就是庄子的代言人。他的观点是：死亡是解脱，是快乐。在庄子这里，生与死，不过就是气的变化。《庄子·知北游》中，他表达了自己明确的生死观：“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北宋“五子”中的张载就受到了庄子死亡观的深刻影响，他也认为：“人生在世，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得出气有阴阳、聚散、动静。”所以，人之生死，不过是气的正常变化而已，无所谓孰轻孰重。

孔子的弟子子路也曾向孔子问询过生死。子路：“敢问死？”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并未给出关于死亡的回答，意味着他是贵生者。

在儒家这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能够做的，就是在有界限的生涯中把握每一个必然的时刻，甚至，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宁愿杀生成仁。而佛教则大肆渲染死亡之后的彼岸世界，可是，这在道家庄子的哲学观下是站不住脚的。

庄子认为，死亡在根本上来讲，仅仅意味着生命存在向“太虚”本体的必然还原，而绝不预示着生命存在由此岸之“前身”向彼岸之“后身”的转化。人活一口气，一切的生活活动不过是一口气而已。气寄寓于形体，则生，气散了，那就意味着生的终结，死的到来。生与死就是同等的自然现象。

道家的老子也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

在庄子生死观中，死亡与生命的切换，如同一岁四时的更替。清代曹雪芹深谙《庄子》精髓，他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偌大的贾府，从繁华到衰败，就如同从生到死，从有到无。不过，这并不值得悲哀，只不过一场“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人生戏剧。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的人物贾宝玉最爱读《南华经》（即《庄子》），对生死看得很透。从林黛玉葬花后，贾宝玉便灵魂开释，开始思索死亡。在他恸倒于山坡的那一刻，对“生是瞬间的，而死是永恒”的这一悲剧真相早已有所领悟，想林黛玉和大观园中的其他姐妹们终有一天会如这被埋葬的花朵一般无可寻觅，那个时候，就连自身也不知何去何从，斯处、斯园、斯花、斯柳，更不知当属谁姓了。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痛斥了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生死观，他说，古代的那些为了名节而死的所谓“大丈夫”，“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拚一死，实则糊涂至极”，都是沽名钓誉的须眉浊物。趁势也表明了自己对死亡的观点：

“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红楼梦·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曹雪芹的观点是：第一，死亡，不过是一场风化，气化。第二，人很卑微，死去一入幽僻处，谁人记得？所以，他笔下的贾宝玉从不忌讳谈死，一会说自己一时死了，一会说自己立刻死了，明年死了，就遂心了。不得不说，贾宝玉对死法的遐想，简直太过浪漫诗意了。他是一个真纯如赤子般的人物，因而，死亡于他来讲和生一样平等。德国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面》中提到了“向死而生”的概念，但曹雪芹早于他两个世纪前就已将笔下的贾宝玉打造成一个精神上觉醒的人，一个随时都憧憬着“向死的自由”的人了。

曹雪芹写《红楼梦》，就是想让世人明白：生命，就如同富贵、功名，以及一切的世间物色一样，总有终结的那一天。死亡好似一场大雪，当它覆盖了世间万物，就掳去了生之繁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与其在那一刻才解悟死亡，何不即刻放弃愚蠢的长生追求，怀揣着淡然而笃定的一颗心随时准备好赴死。而在曹雪芹之前的一千五百年，庄子则是他的死亡导师。

《庄子·齐物论》认为“死生如一”，人活在这世上不过是一场梦一样。《庄子·齐物论》中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齐物论》

庄子梦见自己成了一只蝴蝶，展翅高飞，洋洋得意，逍遥自适。然而，飞着飞着，他猛然间醒了，发现自己不是蝴蝶了，还是原来的庄周。回想刚才梦中的情景那么真实，让他不由感慨万千。真的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在梦中变成蝴蝶，还是庄周原本就是蝴蝶所变。最后他说：“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周与蝴蝶的有分在于，庄周是人，而蝴蝶是昆虫，全然两样。而庄周与蝴蝶又是无分的，因为最终都会因为物化而为一体。这就是庄子大名鼎鼎的“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既然如此，生与死，又有什么好区分的呢？

庄子有很大可能是受到了《周易》或者阴阳家的影响，生与死就像阴与阳，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互为一体。一个人不能只爱生而恶死，或者求生而畏死，死也好，生也好，都是命。

为了更好地阐释自己的生死观，庄子讲了一个故事：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

有个名叫丁的厨师给梁惠王宰牛。他的手接触的地方，肩膀靠着的地方，脚踩着的地方，膝盖顶住的地方，都哗哗地响，刀子刺进牛体，发出霍霍的声音。没有哪一种声音不合乎音律。梁惠王看罢说：“嘿，好哇！你的技术怎么高明到这种地步呢？”厨师丁放下屠刀，答道：“始解牛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梁惠王听罢，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梁惠王听了庖丁解牛之道，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什么是养生。

——《庄子·养生主》

“庖丁解牛”将厨师分为三类：上厨、中厨和下厨。下厨解牛时以蛮力硬砍，一个月便要换一把刀，牛的骨头都折断了，最终不堪其疼痛，哀号不已；中厨解牛用割的方法，一年便要换一把刀，牛也难以忍受这样刑罚，最终惨痛而死；上厨像庖丁这样，解牛全凭心领神会，完全不用眼睛去看，刀子在牛的筋骨间游移，每一刀下去，都显得那么地悠然自得。

庄子认为，对于一个厨师来说，解牛的最高境界是目无全牛。庖丁就能做到这一点，他解牛有十九年了，解了几千头的牛，他非但没有换过一把刀，而且手中所持的刀越用越锋利，所以，庖丁才能在梁惠王面前展示他游刃有余的解牛术。梁惠王从中非但没有窥见一丝血腥味，而且如听音乐一般享受，甚至悟到了养生之道。

在《养生主》中，庄子说了一句话：“缘督以为经，可以尽天年”。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遵循天地大道而生活，就可以活到天年”。庄子的“缘督以为经”，正如《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所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什么是大道？大道就是万物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变化规律，就是老子所言“万物并作，吾观其复”，就是孔子所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道如天命不可言，但当一个人做到了“真人”，就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而生于道；做到了“至人”就可以“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而合于道；做到了“圣人”，就可以“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而从于道；做到了“贤人”，就可以“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而法于道。

庄子这位死亡导师，他的影响是跨时空的。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就是庄子的追随者。阮籍的母亲去世了，他此时正与人下棋时听到噩耗，但岿然不动，直到下完了整盘棋才回家。更甚的是，他在母亲的葬礼上表现得很放肆，旁若无人地吃肉喝酒，学庄子丧妻时“鼓盆而歌”的姿态：箕踞不哭。

“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很像庄子。他对于死亡的态度更是超脱。他可能是竹林七贤中酒量最大的，喝醉了常常脱了自己的衣服，连内衣内裤都不穿，在自家屋子里随便撒酒疯。有人来了，他就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这些人怎么钻到了的裤子里来了？他常常出门时坐一辆鹿车，带一壶酒，让仆从拿着铁锨跟在车后面，说：死便埋我。死便埋我，是怎样一种气度？简直置生死之度外了。

只有一个人随时准备好接纳死亡，包容死亡了，那才能真正地“向死而生”（海德格尔语），顺着自然的本性生活，视死生为如夜旦之常。活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语），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做到真正地自在而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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