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落后的根源何在？专家研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程钢：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读后感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程钢年06月18日　人民网-读书频道

　　楚渔先生的著作继承了鲁迅、柏杨等人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传统，对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思维模式的落后是根本原因，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柏杨所代表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具有特定的进步意义。在世界文明史上，勇于对本民族进行深刻的批判，是一个民族文明发达、实现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以犹太民族来说，在《圣经?旧约》的“先知书”中，对犹太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程度决不亚于鲁迅对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批判。就我们所知，这种自我批判并没有摧毁犹太民族的自信心，相反，由于这种批判的持续存在，使得犹太人具有超强的文化承受能力。承受得起自我批判，是一种文明肌体健康的表现。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本民族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判，有如牛虻的叮咬，在特定条件下有利于牛的成长。其前提是，这种批判必是诚恳而有又建设性的。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与周边相比，以五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较高的文明区位，并发展了一套夷夏之辨的理论。近代以来，才开始认真对待己是全面崛起的西方世界，对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形成了以鲁迅著作为代表的文化经典。

　　但是，这种进步意义是有条件的、特定的、有待的（庄子），换言之，这种批判的意义不是无条件的、全面的、绝对的。

　　对国民性的批判必须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这种批判最终要有建设性的成果，要形成文化经典，并且通过经典传递下去，在历史过程中，通过一代代人的重新诠释，不断地补充、调整这种批判的视角与强度，使得自我批判也变得经典化，成为民族永恒的自修课程。

　　从长时段文明史的角度讲，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的自我醒悟、理性自觉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古代犹太对自身的批判最后融入《圣经?旧约》这样的经典作品，成为传世名作；再如，近代的鲁迅先生，其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形成这种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年青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鼓舞了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斗志。

　　其次是特定性，即这种批判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要瞄准某个问题，深入挖掘，而不是泛泛的冷嘲热讽，只有瞄准某个具体问题，才有可能将问题引向深入。

　　再次，这种批判是有待的。国民性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不存在某种绝对不变的国民性，它只能存在于动态的历史过程之中，特别是存在于与他民族相互交往的真实过程之中，换言之，只有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才能了解自己的民族性。因此，只有动态的历史的比较，不存在抽象的长时段的比较。

　　与以往批判国民性的著作相比，这本书确有进展，主要表现有两项特点：一是具有时代性；二是具有针对性。

　　我们先讨论这本书的时代性。本书在精神上继承了鲁迅、柏杨，但在问题意识上有所创新，是站在21世纪初的立场上，通过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对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

　　本书第一章对当今流行的几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辩驳，反映了国民性批判的新的认识水平。我以为第一章是本书比较精采的部分，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将以往的各种观点归结为（1）“封建和专制根源论”；（2）儒家文化根源论；（3）制度、体制根源论。这三种观点是历史上影响极大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内很有影响力，但似乎缺乏一本书，对所有的这些观点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批评。

　　封建专制根源说在很长时期内是钦定的正统观点，这与我们过去比较简单机械的世界文明观有关。过去认为，人类历史应当经历“古代---中世纪----近代”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模式，将中世纪封建主义看成是为了发展近代化必须彻底根除的前提条件。在国内，我们又将政治上的反封建与民族复兴简单挂钩，存在着政治决定论的误区。以往的国民性批判，往往都将封建专制看成是应当批判的首要成份。本书作者明确批评封建专制根源说，很有新意，在国民性批判的演化史上，是比较新的观点。

　　再如儒家文化根源论，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儒家文化受到左倾思潮的批判，文革结束，儒家文化又受西化论者的批判，批判的共同理由是反对保守主义。近代以来，我们将进化论加以庸俗化、简单化，简单地以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上的激进变革，才能取得进步。本书以日本与韩国的发展经验为依据，否定了长期以来似是而非的儒家文化根源论。这个观点在近二十年来影响日渐增长，涉及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家资本主义”、“韦伯问题”等一系列文化问题与学术问题的讨论。

　　一般说，肯定儒家文化的人大多不进行国民性批判，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人往往批判儒家文化。因此，儒家文化与国民性批判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本书既进行国民性的批判，又同情地理解儒家文化，共开批评儒家文化根源论。这在国民性批评史上，也是一种新观点。

　　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对国民性批判的基本印象。在我们的心目中，原先有几个不成文的等式：如批判国民性等同于激进主义；批判国民性等同于批判儒家文化。作者对保守主义（其中包括儒家文化）作了新的评价。本书对英国的保守主义，对犹太民族的极端保守主义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明确指出：“保守是进步的基础，没有保守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进步。”（第69页）“中国人的思想不是保守而是僵化。”（第71页）在保守与批判之间实现了“必要的张力”。

　　更有新意的是对“制度，体制根源论”的批判，进行这种批判不但需要学识，还需要与俗见抗争的勇气。作者承认，“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都是非常严酷的”（第11页），但是苏联在科研乃至在经济发展都取得重大的成就。此外，还对纳粹德国、以色列的科研成就进行了分析。依据某种俗见，斯大林集权体制、纳粹德国的专制体制不应当作出重大的科研成果；或者退一步说，即便产生了科研成果，也应给予负面的评价。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苏联、以色列的科研体制（暂且不谈论纳粹德国），是全盘否定，还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事关我国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

　　当今世界上在工业化取得成就的国家里，有两种发展路径。其一是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剧烈的政治革命，因而旧传统与新观念共同妥协，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还有一类国家，如法国、俄国、德国、中国，这些国家的全面工业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后一系列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特别的曲折。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权掌握在前一系国家的手上，用前一系国家成功的经验来衡量历史成为时髦。在历史上，我国走的是第二种路径，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置这次国家的发展（包括曲折）于不顾，简单地复制第一条路径的经验。

　　为了解释本书提出的种种观点，也许我们应当提出如下假设：前一系列国家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灵活而成功地处理了激进与保守的关系；后一系列国家之所以曲折，乃是因为在处理激进与保守的关系时不够灵活，缺乏弹性。

　　这本书的另一项特点是其明确的针对性，它主要针对我国科技创新乏力的问题，并从思维模式入手，切入教育改革，从而使得本书没有流于泛泛的批判，而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们以为，如果不取得建设性的成就，国民性批判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成立。

　　全书的重心在于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所谓模式，按照作者的说法就是一种思维定势，是一种内在化的长久稳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作者楚渔先生呼吁中国人进行思维模式的变革，当然，这种思维模式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比较自然的结果是要从教育着手。在这一点看出，作者积极回应了“钱学森之问”：为何我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

　　我想就第七章发表一点评论意见。在我看来，全书似乎有一个基调。这个基点是强调科学，批评人文（作者称之为文人）。换言之，在科学与人文两种精神之间，作者似有明显的偏向性。对此，我想提出一点商榷意见。

　　在这一章，作者极其推崇知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怀特海的思想，强调“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第页）

　　正是这一章的内容对作者的整体构架形成一定的挑战。我们同意作者所提出的，要克服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的模糊性，提倡精密性，要养成科学的精密的思维习惯。但在这一章中，主要讨论的不是科学的精密的思维习惯，而是科技创新能力。这是两种能力，不可等同看待。科技创新的能力是一种智慧，严密的科学思维能力则是知识。正如怀特海所说：“通向智慧的唯一的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时保持纪律。”（第页）

　　因此，参照怀特海的术语，对我们来说，智慧与知识，有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而且，要获得面对知识的自由，我们需要人文的智慧，这是很难用精密的科学思维所取代的。怀特海说：“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第页）。

　　因此，我们认为，更稳健的提法是，既要克服传统思维模式缺乏不精密、不科学的不足，也有充分发挥传统人文模糊思维、形象思维激发人类想像力与联想力的优点。在教育问题上，也应当在保守与激进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以更全面的稳健心态看待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辩证互动的关系。

三观不正，你会世道迷茫

思维模式不正，终会输的干干净净

欲成大事者，必先改造自己的思维模式

进而，改造你的周围和你所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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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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