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诸山人

郭象本《庄子》所以能够为历代接受，当与《昭明文选》流传有同样优点，经得起“精审完备”原则考验。虽然后人于郭本《庄子》亦有诟病，但瑕不掩瑜，只有瑕甚掩瑜者才会遭受沙汰，如《庄子》其他诸家选本与《文选》其他诸家选本大都遗失不传。《经典释文》曰：“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郭象注解“特会庄生之旨”只能算郭选本得以流传之一方面。

郭象《庄子注》真是其本人注解？《世说新语·文学》讲述一则公案，向秀注《庄子》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向秀卒后，郭象“见向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移《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世说新语》作者乃刘宋时人，空穴来风必有因，记载此说传之后人，不但关系人物名誉，且关系著作权问题，《世说》作者当有所依据。纵然并非郭象窃取向秀《庄子注》，而《世说》提到“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其义一也”一针见血点明关键所在。当时《庄子》一书并未亡佚，诸家注解当时人亦能见之，且能搜集以作比较，作者刘义庆绝不敢脱离《庄子》文本与向、郭二家注而信口雌黄，妄下“其义一也”之论。必然“其义一也”乃当时定论，无可非议，《世说》作者才敢如是说。既然向、郭二家注“其义一也”，那么“特会庄生之旨”者非郭象一人而已。如此，何以郭象节选本能够流传，而向秀节选本《庄子》却未能流传后世？

向秀之子“幼”难以播扬向秀之作，“义遂零落”，不可否认亦是原因。然而向注若无可取，郭象绝不窃其人之注，纵窃取亦难以广泛流传，则郭选本《庄子》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与节选本是否“精审完备”有关。《经典释文》载《庄子》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下小注云：“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可见向秀《庄子注》较之郭象三十三篇，其篇目明显少，其删削则甚多。虽有《秋水》《至乐》二篇未竟，亦有数篇乃其删削熔裁不精当处。而郭象三十三篇节选本篇什甄选多于向秀，又能补注向秀未注者，于文本选择有优胜向秀本之处，所以能挤向秀注而处乎上风。从版本角度考虑，此也即是世人鄙薄郭象“为人薄行”之品德，而不舍弃其人《庄子注》之原因。

《晋书·郭象传》言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郭象亦是有才理、能言之士，彼窃向秀注，必又以己意删篡增修向注，所谓“后出转精”。是以清四库馆臣修《四库全书》时，比照《释文》以及其他，证郭非窃向，以为郭自有意。而馆臣所据，乃蔽于一端之少少者。馆臣所引据，应是郭删篡增修，而刻意以别向秀处。且郭窃向秀《庄子注》有“点定文句”之功，所谓点与定，当是删篡增修其不足，又删篡增修其不合意之处。纵有“点定文句”之功，焉能盖其剽窃之实？兹不繁论。

而郭象节选《庄子》，其版本精当，甄选能保留《庄子》之真，故久经沙汰而能传之后世。亦证明郭象虽剪裁删削《庄子》，而《庄子》精华不曾因其剪裁删削而亡失。虽其删篡增修向秀《庄子注》，有曲解附会、辩护名教之处，且其人涉嫌窃取他人成果，学者自能详审其优劣。而曲注之瑕、剽窃之讥，不掩版本优胜之瑜，虽剽窃之过大于其精选之功，而毕竟《庄子》全本今已亡佚，今所见版本以郭选为优，郭本又仅存，只能不得已以之为据。

《庄子》面貌已失，版本流传甚为复杂，必欲强行划分孰是庄子言论、孰非庄子言论，又陷入空谈无事实之间。而今人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著，外杂篇为庄子弟子及后学所著，此又于不可考之间强辩事实，至有研究《庄子》者仅以内篇为据，外杂篇不加过问，则陷入偏颇，失之更多。由上文《庄子生平世系考（三）》至此，要传达两点：一则打破内外杂之画地为牢、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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