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约公元前年—约公元前年），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后被道教尊为“南华真人”。庄子哲学继承老子，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有着深切的洞察和批判，批判异化后的礼乐文明对人性的桎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理想化人格境界——真人，借由“心斋坐忘”的修养工夫，重返人性逍遥自然之境。

礼乐传统本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之一，但待其发展到晚周之时，已流为极其繁缛的外在形式而无任何内在意义可言”，“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也就是说，礼乐文明因繁文缛节而日渐脱离真实的生命，流于空洞的形式，正如庄子所言：“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僵化、教条和庸俗的礼乐已经日益丧失了原初的生命活力，变成束缚人性的一道枷锁。

庄子哲学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追求人性的自然与和谐，批判人性的异化。《庄子·马蹄》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意为马本来天性自足，然而治马者伯乐出现后，以人的意志和立场去改造马，使其合乎人的功用价值标准，结果马死过半。伯乐治马就是天性被扼杀的悲剧，改造的过程剥夺了自由，更是对创造才能的绞杀；代换为文明视角，文明的本旨是人的幸福和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各种人为的过度制度规范和价值标准无形中却成为束缚人的“绳约规矩”，扼杀天性和创造潜能，从而背离了文明的初衷。这种异化无疑是令庄子感到忧虑的，也是我们今天仍待解决的问题。

在庄子看来，小人殉利、士人殉名、大夫殉家与圣人殉天下，本质上都是“以物易性”的行为。对性外之物的过分欲求，“以物为事”，正是人性的异化和分裂。为了名利与天下，丧性失真，堕落为物的奴隶和空洞的“形躯我”。《庄子·知北游》说：“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过度的追逐外物导致心性游移失真，心灵找不到安顿之所，如同游魂，庄子将这类人称为“倒置之民”。曹雪芹的《好了歌》无疑是对“物役”世相的最好刻画：“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功名富贵乃至“形躯我”最终不过是“荒冢一堆草没了”，都是经验世界中不断流转的外物而已，何必心系外物而不返真？庄子鄙薄名位，他甚至把惠施所居之梁国相位比作腐鼠，对楚威王聘相也是不屑一顾，“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在庄子看来，真正应该宝贵的是人的生命，人应该全性葆真，“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超越外物对生命的宰制，才能“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光是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人不是好同志。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会“殉物”，根本在于社会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然而天下大乱，社会失序之后价值异化，法家等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大行其道。尚功用，任知能，不仅加剧社会的动荡和分裂，也异化人性，使人变得贪得无厌、趋炎附势。商鞅变法崇尚军功，吴起杀妻求官，纵横名辩之士，鼓唇摇舌，颠倒是非，都旨在“有用”。人变得急功近利，“蜗角触蛮”，为蝇头小利而争斗不已，眼界和心境如“蜩与学鸠”般局促狭隘，难有鲲鹏般的高维境界。对此，庄子提出减损的方法——“无用之用”，启发人们从“宇宙视角”去看待人事，以破除对功利名物的迷执。

总之，庄子以解构功利主义思维的方式，反对人类的“物化”并沦为“工具”，主张以“无用之用”来达到“逍遥”境界，最终臻于“齐物”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