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和而不同维新三杰不同的孔子观念

发布时间:2023/12/15 10:36:36   点击数:
文/惜吾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是两年余年来最为疲弱的中国;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是处在十字路口、艰难抉择的中国;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也是屡辱屡战、砥砺复兴的中国。而在众多欲使近代中国强大起来的运动中,戊戌维新运动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全面开启近代化的开端。戊戌维新虽然短短百余天就以失败而告终了,但维新志士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却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为华夏复兴而奋斗。在整个维新运动前后,虽然有诸多有识之士参与其中,但真正称得上是领袖人物的只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人,他们三人可谓是中国的维新三杰了。回顾整个维新运动,他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历史悠久所以痼疾难除的中国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而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在当时看来也可谓巧妙,即通过改塑孔子的形象来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而他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将中西不同的文化实现对接,为此他们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与西方文化相似之处,对其以西方民主思想为核心加以近代化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力证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维新三杰既是一个整体,又是不同的个体。从整体上的角度看,他们都力图为西方民主思想披上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外衣,同时也都对中国文化非常自信,笃定华夏文化要优越于西方文化。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们在具体孔子观念上有所区别,进而导致在诸多理论上有细微的区别。正是他们这种既有整体又有个体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窥探维新变法思想提供了绝佳的视角。康有为整个的孔子观是以公羊学派的改革求变精神为基础的,在他的视界里,孔子是托古改制的先行者。而正是因为孔子的托古改制,为此,康有为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力倡孔子素王说,将整个孔子形象加以政治化;二是力图将儒家思想宗教化,具体讲就是讲孔子塑造成万世教主的形象。在以上宗旨的指导下,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这两部著作中,康有为将公羊学派的三统三世说照搬到孔子身上,他认为清末的中国处于据乱世阶段,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已经处于升平世阶段,因此,中国应当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进入升平世,继而发展到太平世。而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之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他也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总结为仁。他所认定的战国时期儒家二伯中,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大同之道,是仁的范畴;而荀子所继承的小康之道,则属于礼的范畴,为此他选择排斥荀子。康有为又将孔子之道的仁同佛教、基督教对比。在他看来,仁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而孔子的仁甚至比佛教和基督教的仁更加先进,更符合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康有为认为研究孔子应以六经为主,这就涉及到孔子的人道和天道,人道源于天道,仁又是人道的核心精髓所在,所以康有为推论出孔子当为万世教主。在康有为的理论中,近代中国之所以衰微是因为孔子之道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要贯彻孔子之道就必须将孔子之道立为中国的国教,并凭此来保教卫国。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为推行变法而重新定义了孔子的形象,但诸多地方不符史实,最后的历史车轮的碾压下变得一无是处。梁启超是康有为最为得意的弟子,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受其影响,不断鼓吹孔子是改制创教的神明圣王。他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改制而作,同时他从孔子儒学内涵出发,认为孔子是人道文明的万世教主。梁启超眼中,孔子儒学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又圆通无碍、极具变通思想,囊括了人类历史上的全部真理。孔子以人为道,其太平之仁术、大同之公理预设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化社会。因此,梁启超主张将孔子尊奉为人类文明之道教的万世教主。梁启超对孔子地位的改塑对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是有帮助的,他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孔子观念,冲击了戊戌变法时人们的旧思想。若就其整个治学阶段来看,梁启超对孔子的态度又是复杂多变的,这与他个人的学习经历、康有为的影响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如果说维新运动时期的梁启超对其师康有为是亦步亦趋的,那么谭嗣同显然有着更新的、独特的自我创造。谭嗣同的建树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他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国所有的文化传统皆源自于孔子,尤其是他对孔学谱系的梳理,对于研究维新派思想有重要意义。在这其中,他最令人惊诧的莫过于庄子是孔子学说的嫡系传人。虽然康、梁、谭三人都认为孔子之后,儒学一分为二,但与康、梁两人不同,他将孔子后学分为孟子、庄子两派,并更加推崇庄子一派,这一点是与谭嗣同本人极深的佛学造诣密切相关。他认定儒家思想只是孔子之道的一部分,并且儒家思想对于孔子之道的传播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他认为要想让孔子之道复兴,就必须把孔子之道更多的贯彻到民众生活中去。维新三杰纵然在具体理论上有出入之处,但有两点值得我们铭记。一方面,他们都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根基,立足本土文化论,通过对孔子形象的改造来提升国民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他们的终究目的是为了使古老的中国尽快富强起来,以便于同当时的世界接轨。仅就这两点,足见三人为国为民之心。儒家常言君子论迹不论心,无论三人内心世界及后续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维新运动时期的三人,无愧是当时中国的领军人物。事迹纵然作古,报国之心当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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