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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谭嗣同与孔教、耶教和佛教等宗教思想的吸收之时，还要注意到墨子、庄子等思想对其的影响。谭嗣同认为墨家“能调夑联融于孔耶之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遗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盖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同时，谭嗣同认为墨学的“兼爱”概念最合“以太”，“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不谓儒之末流，则亦专主体魄以为教。其言曰：‘吾所以异于异端者，法度文为，皆自亲而及疏也。彼墨子之兼爱，乱亲疏之言也。’呜呼，墨子何尝乱亲疏哉！亲疏者，体魄乃有之。从而有之，则从而乱之。若失不生不灭之以太，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复何亲疏之有？亲疏且无，何况于乱？不达乎此，反诋墨学，彼乌知惟兼爱一语为能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不能超体魄而生亲疏，亲疏生分别。分别亲疏，则有礼之名。自礼明亲疏，而亲疏于是乎大乱。”可见，墨学对谭嗣同的影响，“嗣同思想受墨子的影响最深。”此外，还要注意到老庄之学对谭嗣同的思想建构的影响。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又好芝兰导引之者说者，自以为泠然也，就问之曰：‘如子之术，可不死乎？’曰：‘然。’曰：‘是诚大可哀也已，人生数十年耳，与我周旋其间，无天合人合，能六七十者寡矣，然君子犹以为憾，使百年，则先乎我与同乎我者无存矣，更百年以至于无穷，则后乎我与后乎我者，又无存矣，新进后生，与我皆不习，念我同游，云徂何往？即我所生之子姓，亦或更数世而不可问。于斯时也，又泫然悲耳。乌睹所谓神仙之乐耶？而徒以块然之身，独立而坏，以与阴阳造化争衡。反不如顺时而死，犹不至四顾无亲，而恻怆感悼，以戾乎人道之常也。即尾神仙隳聪黜明，不复有知，则是石与土而已矣。土石虽寿，不得谓之生，人至无知，其心已死，身虽存，奚贵乎？而况犹未能也。’”认同老子的虚无之学，认为人生莫不如顺时而动。同时，他也充分肯定庄子的“万物一体”观念，认为其与儒家的“万物一体”相契，这种思想可以“破生死”、“通人我”，从而“于以见大道为公，无容于自私者自囿也”。总地来说，谭嗣同融合了孔教、耶教和佛教等宗教的思想精髓，又在墨家思想、老庄之学的影响下，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孔教思想，“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同，而所以仁不同。”这种“仁”，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了。谭嗣同的《仁学》融合耶教、佛教的相关理论，革新孔教之中某些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素，试图重新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孔教。这种新孔教，对传统孔教“仁”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仁”，首先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出发，确立“以太”为天地万物之本，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的物质。同时，又以“心力”为着力点，认为“心”贯彻天地万物之中，与“以太”共同推动着事物的生成、发展和衍化，“通”与“平等”也就在这一运动变化中体现出来。这就是谭嗣同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儒学之中的重要命题。它认为，天地万物同为一体，“仁”贯穿其中，以“生生”、心的感知和仁为基本点，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平等思想。谭嗣同的《仁学》是对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以“以太”为出发点，构建了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核心的新孔教思想体系。“仁”由孔子最先提出和阐发，是儒家的基本教条，强调“仁者爱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儒教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体系也在发展中逐步完善。到了宋代，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对于儒家的“仁”等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思考，并在日常体悟和践行中将“仁”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于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也随之出现。这里的“仁”，早已超出了孔子对“仁’的界定，其范围涵括天地，容纳万物，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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