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推崇老庄之学，尤重庄学。后加入道教，自称为老庄之徒，自觉继承道家学派的思想文化传统。他对老庄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泰初有无”、“隐而不隐”等命题，都作了认真的研究与阐发，对道家传统思想作了发展。

傅山自谓：“癸巳之冬,自汾洲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时时在目。”他曾以颜体小楷书写《庄子》一书中的《逍遥游》、《人间世》、《外物》、《则阳》等篇。傅山自谓，“老庄二书，是我生平得力所在，旋旋细字旁注，当精心探索，若省得一言半句，便有受用，可由入道”。他对《庄子》尤其钟爱:“《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合，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

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讲了一个鲲鹏变化的寓言，那个“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的大鹏意象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庄子紧接着就将人的思绪拉入到现实之中，让那些“抢榆枋而飞，时其不至则控于地”的蜩与学鸠去嘲笑翱翔九万里的鲲鹏。庄子到底想表达一种什么思想呢?他是赞扬鲲鹏的高飞远举，还是同意蜩与学鸠的自得其乐?历来解者不一，众说纷纭。郭象认为，鲲鹏失于外而蜩与学鸠有失于内，二者同未适于性，故皆不得谓为逍遥，对二者一起予以否定，自然也就将大鹏与学鸠等量齐观了。世间庸碌之人虽自知保荣华安富贵为龌龊卑陋，然每据郭象之说以自解免。而傅山不同意郭象之说。傅山说:“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学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哪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著之眼中，何异沙土?’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上得眼者有几个?”于此亦可见傅山之睥睨一世、心空千古之高格，实乃其狂狷性格之真实写照!

《庄子·天下》在历叙诸家之学，而称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对之可谓是推崇备至。傅山认为，其中所摘引的关尹之语，即“在己无居，形物自著”，是一句“妙语，与《金刚经》了义‘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见种种’同义”。《金刚经》是中国佛教奉行的基本经典，天台宗的智者、三论宗的吉藏、法相宗的窥基以及华严宗的法藏等，这些在中国佛教史创宗立派的高僧大德们都曾以自家宗义对之进行疏释，将其纳入本宗的教典之中;而禅宗的六祖慧能就是由于听闻了其中一句经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于是发心到黄梅礼拜五祖弘忍，于是才有了后世所谓的付法传衣之说、南能北秀之谈以及一花五叶之论。此经重在破除人们的各种执著，认为一旦破除了执著，诸法的实相即可得到彰显，就像光明照耀之下各种事物自然会显现出来一样。傅山认为,关尹的“在己无居形物自著”与此同义。于是，“在己无居”具有了破除法我二执的意味，而“形物自著”则相当于诸法实相自然显现的内涵。傅山的这一诠释，就使道家的基本观念和佛教的核心思想建立了一致性。傅山之好老庄，固然与他的个性及情趣爱好有关，但也与他对当时儒学的主流理学的看法有关。甲申()之后，傅山以朱衣道人的身份示现于世，《南华真经》自然就成了他的本业，更使他认定儒者之缺乏杰出人物，无用于国家。因此，他对理学家的排斥佛老就更为不满，他语含讥讽地为佛老辩护说:“汉唐之后，仙佛代不乏人，儒者绝无圣人，此何以故?不可不究其源。今之谈者曰:‘二氏只成得己，不足成物。’无论是隔靴搔痒话，便只成得己，有何不妙，而烦以为异而辟之也?”在傅山看来，理学家们既然承认佛老二家的学问可以“成己”，就已经证明其非常不错了，怎么能对之加以批驳和排斥呢!傅山对包括《庄子》在内的佛老二氏之学的充分肯定，以此成就了他不仕清廷、为明之遗民的志向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