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赵纪彬先生所言：“从秦汉以降，整个的封建时代，所谓‘先王’一词，不仅是政治上的盛世，伦理上的楷模，而且是立论的出发点，推理的大前提，更进一步，对于衡量一个时代、批判一个人物、分析一种制度，莫不以先王为最高尺度。”《管子》中的黄帝传说内容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叙事意图。

杂家——黄帝“圣王”形象的深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载录杂家书者凡十二种，今存可见黄帝事迹者大致有《尸子》《尉缭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四种。“杂家之尉缭，其书早亡，今所传者，乃兵家之尉缭。而亦已残缺矣。”故不谈《尉缭子》。

《尸子》散佚者十有八九，今存两卷，但是保留了著名的“黄帝四面”传说，上文已详述。《吕氏春秋》《淮南子》两书，自身都没有什么内涵价值，但是因为它们是“类书”，所以保存了不少早年的材料……，因此于此仅述战国子书《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全没有一点创作，体裁乃是后来人类书故事集之鼻祖”。例如《本味》中的“黄帝四面”来自于《尸子》，《必己》转述自《庄子·山木》等。《吕氏春秋》在内容上实在没有新意，根源在于战国时期百家兴起，异说众多，学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是随着秦在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学术上也出现了惊人相似的“统一”，于是杂糅百家之说的《吕氏春秋》便产生了。

此处，必须客观看待如此之多的托名于黄帝的事迹中哪些可以发展为黄帝传说。传说的文体意义，即传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的存在是“传说”概念形成的的核心要义。意味着能称之为“传说”的文本，首先必须具有“叙事”的基本性质。“叙事”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先秦时的《周礼》中就已出现。

《周礼·春官宗伯·职丧》曰：“职丧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其禁令，序其事。”此处“序”与“叙”相通，叙事即为“序事”。中国传统的叙事观念形成之初，就与“顺序”“次序”密切相关。同时“序”与“绪”可以同音通假，故而又引申出头绪、源头之意。

因此，从语义学上，三者相通。“叙”不仅具有讲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时间、空间的顺序以及故事线索的头绪。可见，能称之为“叙”事的传说至少需要具备“讲故事”的基本要素。

战国时期“百家言黄帝”的盛况，实为黄帝传说叙事丰富的资源宝库。然而诸子文献中纷繁复杂的黄帝言论，未必都符合黄帝传说的叙事标准。不可否认，诸子中的黄帝事迹大多都是借黄帝以立言，并非确有其事。然而它们表述形式的异同、叙事要素的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传说文本意义的生成。

例如典型的“黄帝曰”基本形式，如果按照叙事的基本要素来说，“主人公+行动”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单元，但是脱离传说故事语境的“黄帝曰”，仅仅是诸子立言的形式，并非黄帝传说；

因此上述《吕氏春秋》中的黄帝事迹大多都难以形成黄两相对比之下，最大的差别在于《去私》脱离了黄帝传说的“真实情境”，而所谓的“真实情境”，即黄帝次妃嫫母形象的出现，在叙事中加入了多元的人物形象，并且设定了人物对话的基本背景，构成了完整的叙事场景。

因此，对于黄帝传说文本的筛选，需要以叙事的标准进行确定。所以《吕氏春秋》中黄帝的事迹大致有黄帝尊师，以大挠为师；黄帝与炎帝之战；黄帝四面；黄帝与嫫母的传说；黄帝命伶伦造乐等传说。

纵横家——黄帝战争传说的运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载纵横家书凡十二种，今俱亡佚，后人虽有辑佚之作，但已非书籍全貌。今存《战国策》一书，虽并非子书，然为“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者”，其言行又多可反映战国纵横家的风范，故将其列于此处。

《汉书·艺文志》言纵横家，“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隋书·经籍志》言：“纵横家‘临事而治’”。可见纵横家擅长游说，使国君采纳意见，其游说之词，旁征博引，内容丰富。《战国策》中记载黄帝事迹共有三处，其中两处是与战争有关的论述。

战国时期诸侯国势力不断壮大，群雄纷争，且各国势力悬殊，战争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话题。因此，投射在上古帝王传说中，就出现了关于是否开战的讨论。苏秦主张连纵之策，力求连结六国而抗秦国，因此属于“主战派”，其主张见于《战国策·秦策一》，以神农、黄帝、尧、舜、禹等征伐战争之事为例劝诫秦惠王。

较之于春秋时期《左传》《国语》中黄帝事迹的记载单薄，随着战国时期“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学术下至民间，诸子百家获得著书立言的权力，于是在民间流传的丰富的黄帝传说得以书面化。加之诸子各家的思想注入，形成了主观上的“虚构”行为，便产生了丰富的黄帝传说叙事文本。

顾颉刚先生在《战国学者态度》小文中指出“《曲礼上》曰：‘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此数语写尽战国学者态度。因‘毋剿说，毋雷同’，故思想自由，开创无数境界，又因‘必则古昔，称先王’，故造了许多倡史，至今弄不清楚。”顾颉刚先生

虽然是从辨伪史的角度来说，但也从侧面说明了战国诸子所托黄帝事迹丰富性的根源所在。同时战国时期的口传文献无从考证，虽然这种情况客观存在，但也仅能以诸子“虚构”概而论之。

例如起于想象的“虚构性”在《庄子》中尤为常见。但是诸子在叙事活动中，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往往希望造成一种记载客观真实的感觉，用各种方法、手段实现“客观”“真实”的叙事效果，否则便不会事事托于神农、黄帝之世而后说了。

此外，战国子学与先秦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很多诸子之学将前代史官文献作为自己著书重要的资料来源。子书中黄帝传说文本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对前代史书的借鉴。晚周诸子，著书立说，援古证今，皆自列国史记出，非出于私人杜撰也。

但是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诸子著书立言，发表言论，前代文献只足为资，不能复为师，社会的文华既可以为用，复可以为戒。纷纭扰乱，而生摩擦之力；方面繁复，而促深澈之观。因此，诸子文献内容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前代史学文献。

杨义先生在“还原诸子文化”的尝试中谈到，在追溯先秦诸子创造思想的过程中，要正视诸子面对的两个系统的文化资源，一是书面系统；另一个就是更为原始、古老而不乏变动和想象的民间口头传统。正是这个资源成为诸子广泛吸取民间智慧，超越官方传统的一个重要文化支撑点。可见，诸子立书多采民间资源，并且民间资源成为诸子著书立言的重要依据。

王孝廉先生认为由于许多客观原因的存在，使得古代的中国神话经历了流动变化，并且发生了神话的解消、纯化、变形与异质化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古代神话一部分流入了古代政治社会的组织与道德意识里，例如《书经》和《论语》；

一部分流入了新起的宗教哲学里，例如《老子》《庄子》《淮南子》等作品……一部分流入了历史中，例如《书经》《左传》《史记》等作品；另外极多的神话被零星片段地传承着，由十口相传而成文记载，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

这一观点指出神话发生的“解消、纯化、变形与异质化”等现象，致使神话文本出现了流入不同性质的叙事文学中的现象。揭示出原始神话内容因其不同的文本功用，被文明世界产生的叙事作品有原则、有标准地进行吸纳并改造利用的客观情况。本章讨论的先秦黄帝神话传说叙事乃是在此背景下发生、发展的。

结语

从《山海经》到战国诸子文献，黄帝的历史地位一路攀升，这不仅与当时的政治需求有关，同时与五行学说的兴起有关。此时的黄帝不仅是《山海经》中拥有神异本领的天帝之一，同时也是史传文学中姬姓的远祖，诸子之书尊奉的上古圣王。黄帝形象兼具了人与神的双重特征，这一点是古代中国诸神共性的特征，他们“都不完全是西方神话学意义上的神性主体，他们既是神还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