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庄子》文献之整体研究述要

最早对《庄子》文献作出整体描述的是《史记》庄子传：

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司马迁视《庄子》全书为其本人所著，共10余万字，所见应为原52篇本。因今存《庄子》仅33篇，不足7万字。即使加上佚文，也不过7万余字。散佚与留存篇目数之比，近于散佚与留存文字数之比，散佚篇幅约略过原本三分之一，过今存本一半。《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书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载魏晋时司马彪所注之《庄子》即“二十一卷、五十二篇”本。从其下所注“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音三卷”，难以确定是否即司马迁所见之52篇本。内、外、杂篇之分，说明编纂者可能认为这三篇与庄子的关系并不相同。如此标篇，按字义理解，编纂者或许认为内篇乃庄子自著，外篇系庄子弟子直接与闻之庄子学说、言论、行为之记述，杂篇则为庄子后学所载自己对庄子学说之阐释、独立观念和关于庄子的传闻之辞。当然，这是推测之意，在现在的条件下，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来说，不可能确证。解说篇非庄子本人所著，应较明确，太史公当能判断，太史公所说“十余万言”也有可能只是对《庄子》内、外、杂49篇字数的统计。《史记》并未记52篇之数目，与司马彪所注《庄子》之篇目数并无乖舛处。

郭象所见《庄子》也是52篇本。郭象非一般文献学者和音义注家，而是有独立思想的玄学家。他注《庄子》，已经意识到其中有些篇目不仅非庄子所著，在他看来不符合庄子思想，因此着意删去其中19篇，剩下33篇。郭象注本流传不绝，成为通行之本。隋唐以后，52篇本久不复见。《经典释文·序录》曾摘引郭象编撰《庄子注》后叙中一段：“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近代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残卷现世，可能是郭象所作的《庄子注》编纂后叙，保存较完整，全文字：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才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宏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奕]》、《意循[修]》之首，《尾[危]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数，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辨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而徒难知以因[困]后蒙，令沉滞失乎[平]流，岂所以求《庄子》之意哉？故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长，达致全乎大体者，为三十三篇者[焉]。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宋]蒙县人也。曾为漆园史[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者也。

后叙中郭象对《庄子》原本作了取舍编纂，并说明了理由。郭象这么去删削《庄子》文本，自有其道理，且颇有眼光。但从文献学以及文学生存论的角度来看，又较大地损害了《庄子》。尤其是郭象本人的生存体验和哲学立场与庄子其实有较大的差异，带着特定的眼光去删削《庄子》，当然也会存在是否恰当的问题。

郭象以后，北宋苏轼最先对《庄子》文献有所质疑、辨析，他在《庄子祠堂记》中，认为《盗跖》等四个外、杂篇篇目，非庄子本人所著，分章亦有不当：

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

苏轼的文献辨析乃据自己对庄子的特殊理解，认为庄子尊孔子甚至，行文“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所以对《盗跖》《渔父》有所怀疑，其实并无文献版本依据，对庄子思想的理解也并不准确。他视《庄子》外、杂篇亦大体为庄子本人所著，本就不当。所谓“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则颇有启发性，特别是“名篇”如果针对内七篇而言，是适当的，因内篇篇名均非庄子所命。苏轼的论断，因其文章的影响力，成为后代学者辨析《庄子》文献的先导和诱因。

宋末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即承苏轼之旨，进一步作出文献辨析，一方面径将《列御寇》并入《寓言》，在苏轼所疑《盗跖》等4篇之外，另又再疑《刻意》《缮性》两篇，定《庄子》为26篇，其《逍遥游》解题云：

内外杂篇尤前后续集尔，初无异议。按汉《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郭象固已辨其巧杂十分有三，今所存三十三篇。东坡苏氏又黜《让王》《说剑》《渔父》《盗跖》，而以《列御寇》接《寓言》之末，合为一篇，其说精矣。然愚尚谓《刻意》《缮性》亦复肤浅非真，宜定为二十六篇。

罗勉道判断的主要标准是“肤浅非真”，亦无其他文献依据。苏轼、罗勉道之黜伪，尤其是剔除《让王》《说剑》《渔父》《盗跖》4篇，颇被后之学者接受，如宋濂、陆西星、陈深、王夫之、宣颖、姚际恒等。

现代学术的专门化、系统化，使得《庄子》文献辨析整体来说比此前更细致、复杂、深入。当然，就具体的判断而言，不见得更准确。文献论述的新观点有可能使《庄子》文本得到整体的新解读。但不少文献辨析者，试图从《庄子》不同篇目、同一篇目内部各章节之间的思想不一致性，去论证文本的真伪或形成先后，既有启发性的见解，却也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危险。从理论上说，任何文本都可能存在矛盾，即使是同一位作者的著作。因为任何人都存在人生不同时期生存体验不同，思维水平不同，思想和价值倾向发生变化的现象。如内篇《养生主》应系庄子本人著述，其五个寓言中，庖丁解牛等前三个寓言或作于庄子中期时期，秦失弔老耽、薪尽火传等后两个寓言，则很可能作于晚年。人类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在适应世界的漫长历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人类大脑至今没有达到彻底适应世界的水平，所以又并不可能真正贯穿对于世界的生存体验和认识，且人类个体的生存本身就是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的。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文本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叙述。何况著者前后看似不一致的论断，也许是着眼的维度、层次、焦点不同，而解读者忽略了这种不同，从逻辑的单一维度上去衡量，误以为出现了矛盾。《庄子》文本构成的复杂性——作者是庄子及其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后学；文本形成时间较长，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处于战国中后期演化较为剧烈的时期；庄子的思想在其本人和传承者那里，存在流衍变形的问题；现存《庄子》文本的编纂者郭象在编纂过程中究竟对原文本改变幅度多大难以确定等等——尤其使研究者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上应特别谨慎。

现代以来，关于《庄子》文本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近乎胪列了各种存在的可能性，本文著者主要试图在系列著述中重新凸显、梳理庄子哲学要义及其流变史，无意新增一种全新的文献观点。以往的诸多观点在众多庄子研究史著和论文中，有或详或略的阐述，请读者参看，如冯友兰《《庄子内外篇分别之标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任继愈《庄子探源》，周通旦《关于庄子外杂篇和内篇的作者问题》，王叔岷《庄学管窥》，张恒寿《庄子新探》，陆钦《庄子思想研究》，崔大华《庄学研究》，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熊铁基等《中国庄学史》，方勇《庄子学史》等。但作为《庄子》思想研究的文献基础，笔者有自己对文本构成的独立裁断。

二、《庄子》之分篇及真伪述论

如前所述，最早作出《庄子》52篇本内、外、杂之分的编纂者，很可能有意标明不同文本的性质、来源有别。王叔岷认为郭象（魏齐王嘉平4年-晋怀帝永嘉6年，公元-）编纂的“郭本内、外、杂篇之区画，盖由私意所定”，未注意内外杂篇的最初划分者并非郭象。张恒寿推测编纂者可能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汉文帝元年-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及其门客。崔大华认为最为可能的是刘向（汉昭帝元凤4年-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77-前22）。内外杂篇之分，非始于郭象。刘安、刘向，均为汉室宗亲，博览群籍，典校秘书，从学识背景和身份来说，确实都具有为《庄子》分篇并确定内篇篇名的可能性。笔者细览《史记》《汉书》二人传记，并略体《淮南子》《新序》思想、风格，并综合各种留存史料及张恒寿、崔大华等论述，认为淮南王及其门客编定《庄子》52篇本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

一、刘安及其门客对《庄子》文本非常熟悉，《淮南子》全书引述或转述《庄子》中文字多达处以上，有些句子保存了《庄子》原文，足以校正今传版本之误；

二、《淮南子》在思想上具有较强的黄老道家倾向，以《老子》《庄子》道论和虚静无为、安时处顺、因其固然等思想为基础，融合儒、法、阴阳诸家，而《庄子》是《老子》之外最被推崇的经典；

三、刘安之生距庄子之卒不过百余年，其师傅、门客中年寿较长者甚至或许即庄子之再传弟子辈，完全可能因口耳相传而知道内、外、杂篇出自不同人之手，渊源、性质、价值不同，因而分篇；

四、《淮南子》是《庄子》以外最早记录《庄子》文本中并无记载的庄子本人行迹的著作，从侧面说明淮南王及其门客中可能有较为熟悉庄子事迹及其人格的学者；

五、据《经典释文·序录》所注司马彪《庄子》注本云：“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音三卷”，其中解说三篇很可能即淮南王所著《庄子要略》《庄子后解》等，淮南王在编纂《庄子》52篇本时把自己的解庄著作也置之卷末，于情于理都较合宜；

六、《庄子》内篇标题，颇近淮南王同时代的董仲舒（前-）《春秋繁露》的篇目标题方式，如《离合根》《立元神》《保位权》《阴阳位》等。

正因为淮南王刘安对《庄子》篇目划分或有较为充分的传承根据，所以后代学者颇承其统绪，尤其内篇大体一致。魏晋时期，《庄子》注家颇多，卷目篇数不一，大概因系选注所致。如向秀注《庄子》未完，为26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为音三卷”。郭象重新编定《庄子》，眼光非凡，可能比较尊重前人所确定内篇篇目，然而又根据他的理解，加入了从被他删削的其他外、杂篇中裁取的有价值的相关段落，造成同一篇叙事语调、内容有相异处。外、杂篇章次排比或作了较大调整，甚至乃以意为之。两次编纂之间及其后，因传抄之故，又或有少量注疏阑入正文，致使内、外、杂篇中的不少篇出现了现代学者看来不够统一的文字。

明清以后，对《庄子》内、外、杂各篇之作者及真伪、风格，颇多讨论。论者大多认可《庄子》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杂篇为其后学所著，只少数具体篇目略有例外，如《盗跖》《说剑》等或被当作伪作，《天下》篇等或被看成庄子自作等。其中王夫之《庄子解》最为具体，且有较大影响，也每被后人引述。如外篇第一篇《骈拇》前带有总括性的论述：

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申之，而见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内篇虽参差旁引，而意皆连属；外篇则踳驳而不续。内篇虽洋溢无方，而指归则约；外篇则言穷意尽，徒为繁说而神理不挚。内篇虽极意形容，而自说自扫，无所粘滞；外篇则固执粗说，能死而不能活。内篇虽轻尧舜，抑孔子，而格外相求，不党邪以丑正；外篇则忿戾诅诽，徒为轻薄以快其喙鸣。内篇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以脱卸其矫激权诈之失；外篇则但为《老子》作训诂，而不能探化理于玄微。故其可与内篇相发明者，十之二三，而浅薄虚嚣之说，杂出而厌观；盖非出一人之手，乃学庄者杂辑以成书。其间若《骈拇》、《马蹄》、《胠箧》、《天道》、《缮性》、《至乐》诸篇，尤为悁劣。读者遇庄子之意于象言之外，则知凡此之不足存矣。

《天道》篇之前总论又申说之：

大抵外篇多掇拾杂纂之言，前后不相贯通；而其文辞汗漫冗沓，气弱而无神，所见者卑下，故所言者颓靡；定非庄子之书，且非善学庄子者之所拟作，读者所宜辨也。余篇多有类此者，推之可见。

王夫之之论，诚有见地，如指出内、外篇思想深度、思维逻辑和言述风格之别，别有解会，言之成理。而贬抑外篇，却也有略过激切之处。尤其在与杂篇的比较中，贬外篇而扬杂篇，似非平情之论：

“杂”云者，博引而泛记之谓。故自《庚桑楚》《寓言》《天下》而外，每段自为一义，而不相属，非若内篇之首尾一致，虽重词广喻，而脉络相因也。外篇文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呢；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

其实大体而言，外、杂篇都有不少精彩的章节，有对内篇喻旨之深微处的富有启示性的引申发挥，也都有偏离内篇题旨，粗浅浮露的段落，或颇有风格之异，却不必抑扬过当。他断定《天下》篇为庄子自作，则似有拘执之嫌：

或疑此篇（引者按：指《天下》）非庄子之自作，然其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固非《庄子》莫能为也。

王夫之认定其他人都无法企及庄子的渊博、深刻，这就有些率性而论了。

现代以来对于《庄子》的文献学研究，更是观点纷披，岐见层出，几乎穷尽了《庄子》文献构成的所有可能性判断。笔者拟就能略树一帜者稍作综述，再提出自己的折衷之论。

冯友兰认为内外篇之分，乃汉魏六朝编者仅据标题之别，一类为直取篇首数字为题，一类为另取数字，隐括全篇主要意思，以为题目。并非作者之别，作者乃庄子及其后学。外杂篇之分，则更无客观标准，“由此言之，今本《作者》，乃许多庄学论文，依汉魏六朝人对于著作之观念，以编成者。经此编定，所谓《庄子》之书，乃有内篇、外篇、杂篇、自序，俨然一系统分明之整个著作。其实此千金之裘，乃集腋所成。非一狐之皮，惟其排列编次则殊见匠心耳”。就是说，诸篇作者不一，不能以内外杂篇之分去判断。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也保持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说“我认为庄之所以为庄者，突出表现于《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之中”，《人间世》则“不代表庄之所以为庄者”。应该以《逍遥游》和《齐物论》的思想去判断其他篇是否庄子之作。冯氏的判断既显出哲学史大家的非凡眼光，又尚可斟酌，思想的大体一致并不能保证作者的同一，庄子弟子中或有较忠实的传承庄子思想者。

任继愈年发表《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一破庄学传统，同时力排众议，独断《庄子》内篇晚出，认定《庄子》内篇篇名近于谶纬之书，内容多为黄老之学，应为汉初“后期庄学”之作。此文在观念上深受意识形态桎梏，基本观点也受到多位学者驳正，不能成立。但作者提出内篇篇名近纬书的问题，独具卓识，颇能给人以启示。

周通旦认为《庄子》全书大体均庄子本人所著，只是内外杂篇所著时期不同。这一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因为外杂篇中颇有关于庄子逝世后的史事记录，某些篇目、章节关于庄子本人事迹的叙述语气，也似非庄子所宜有。

张恒寿自年代读书时期开始《庄子》文献研究，年出版《庄子新探》，主要辨析《庄子》文献构成，认为“内七篇除《人间世》前三章和其他篇一些羼杂章节外，基本上都是《庄子》书早期作品。《逍遥游》《齐物论》和《大宗师》（除羼杂部分）中有出于先秦的确凿证据，当为庄子的典型作品”。杂篇中《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寓言》四篇“内容价值，可与内篇中《逍遥游》《齐物论》相比”。他把其他篇目划分为庄子嫡派或庄子后学、道法派、黄老派、养生派、神仙派、隐逸派等的作品。他对具体章节的解读有一定价值，试图把各篇章节分别来看，也有道理，但论断方法存在着逻辑上的缺失，以自己的解读为根据去作出篇章划分时，仍稍显主观性过强。

中国大陆最早的哲学博士论文之一，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对《庄子》的文献作了具有方法论创新意义的探讨。他根据汉语词汇中首先出现单纯词，再出现复合词的特点，选取道德、性命、精神三个词在内外杂篇中的分布特点，为内篇与外杂篇划出明确的界限，即内篇未出现，而外杂篇共26篇中13篇出现了36次，证明内篇先出。如果《庄子》文本中确有庄子本人之作，则内篇大体应即庄子手笔。他还采取其他方式对此作了论证，如根据先秦典籍《左传》《论语》《墨子》《老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相关词语出现过程和《庄子》比较，《庄子》内、外、杂篇的思想关系，关于庄子言行记述段落在各篇中所处位置等等，总体说来具有说服力。尽管在逻辑上或还可以发现不同的可能性。但在现存文本和其他证据材料的状况下，可谓较能达致逻辑与文献吻合的结论。笔者拟在大体接受这一结论的基础上，略作修正，形成自己关于《庄子》的整体文献判断。

笔者反复体会，认为《庄子》内篇大体为庄子本人所著，但有不同时期所作被编辑为同一篇者，又有其弟子或后学着意增补的事迹叙述章节，也有传抄中阑入正文的注释或异闻段落。作为内篇文本极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标题，均非庄子本人所命。外、杂篇多为其弟子、后学所著，但保存了部分庄子本人的著述段落，或留存了弟子关于庄子论学讲道的直接记录。当然，据现有材料无法一一辨析确证。只能在略作举隅辨析，述说理由。

三、《庄子》文献辨析举隅

庄子著述，并不一定是每次或每一段时间完整地撰成现存文本中的某一篇，很可能是以一个寓言或一个段落为单位，逐渐成章成篇，因为他的思考有着某些特定的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再次叙述是：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从“汤之问棘也是已”到“而彼且奚适也”一段，应是庄子后学根据古《列子》或其他古书中材料，为“鹏蜩之喻”所作疏证。如果把这段疏证看作庄子所写的正文，则是对开篇鲲鹏蜩鸠寓言的复述，而这种复述是很不恰当的，庄子本人不可能作出这样不恰当的复述。理由有四点：

首先，鲲鹏之间没有了关系，上文写的是鲲化为鹏，这里鲲、鹏成为了两个没有关系的个体，仅仅都是形体很大而已，这就把庄子神来之笔的“化”字，轻易地消除了。而“化”恰恰表现了庄子把万物看作一体、无所执著的眼光和充沛的想象力，这是他思维和思想的核心因素；

其次，因为能“化”，所以鹏之飞能够具有超越性的目标，由北冥飞向代表着自然、自由的南冥“天池”，而复述把鹏之飞的起点北冥作为了“天池”，和前面的鹏蜩之喻刚好相反，这就是大破绽，如果北冥本来就是天池，大鹏为何还要向南冥飞呢？此一寓言显然与前面的寓言表达了不同的意义，而且不恰当；

再次，第一次叙述的蜩与学鸠变成了第二次叙述中的斥鴳，这种改变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如果是庄子本人所写，则完全不必要；

最后，复述去掉了庄子对于蜩和学鸠之笑大鹏的严肃的否定评价，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判断：“之二虫，又何知！”如果看作后学的疏证，这一句自然是可以省略的。

作出疏证的那位庄子后学，并没有通过这段疏证准确表达庄子鹏蜩寓言的深远微妙之处，特别是没有显示出这个寓言的重心何在，他可能仅仅是记述异闻而已。由此可见，文献羼杂的现象在《庄子》中确实存在。但更关键的文本传承失当在于内七篇的标题，可以说误导了两千多年的《庄子》诠释史。

四、《庄子》内篇篇名辨正重标

古来《庄子》内篇注疏，多由解题入手。如郭象注《逍遥游》，解题曰：“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成玄英《庄子疏序》认为“《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且列举郭象注外顾桐柏、支道林、穆夜三家解题：

第一，顾桐柏云：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为。以斯游天下故曰逍遥游。

第三，穆夜云：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

由此可见内篇的标题对于正文的解读具有极大的影响。成玄英进一步论断内外杂篇之别：“《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据多论耳”。一直到苏轼，似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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