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友教授

庄子论“真人”与“真知”关系命题的现代诠释

文

吴根友

千百年来，《庄子》一书一直成为中国思想家们不断获得新的思想启示意义的宝库。今天，在比较哲学的视域里，《庄子》一书中的诸多哲学命题将会获得更加广泛的现代意义，进而对当今人们生活方式产生极有价值的启迪意义。本文将着力阐发《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命题的现代启示意义。

首先要提示的是，《大宗师》篇所说的“真知”，并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知”，而只是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价值意义上“真知”，因而也可以称之为“价值真理”。海德格尔在《真理的本质》（OntheEssenceofTruth）一文中曾经提到过各种真理，如有实际生活经验的真理，经济运算的真理，技术考虑的真理，宗教信仰的真理等。如果仿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将“真知”分为不同类型的“真知”。在本文中，笔者将庄子所说的“真知”，暂时命名为“价值的真知”。当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哲学命题时，他其实是在说，这种价值的真知始终与人如何根据道的要求选择适当的生存方式紧密相关。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庄子为何要将“真知”奠定在“真人”的基础之上。因为，价值的真知并不具有自然科学知识超越时空、纯粹的客观标准，它总是与人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的真诚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因此，这种“价值真知”其实始终处在一种不断地解蔽过程之中。笔者对此句话所作的现代性解释，当然得力于现代哲学把真理看作是一个过程的思想启示。没有这种过程论的真理观，就很难发现庄子这句话中蕴含的现代意义。简略地考察历史上一些大的思想家及时贤对此句话的注释就可以看出点。

郭象《庄子注》中对此句的解释是：“有真人，而后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乱。”可见，郭象主要突出“真人”对于维护天下知识的真实性及知识的正常秩序的重要性。成玄英对郭象注进一步作疏道：“夫圣人者，诚能冥真合道，忘我遗物，怀兹圣德，然后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无患累。”很显然，作为唐代道教徒的成玄英，着重从个人解脱的角度来阐释获得“真知”的“真人”所具有的超越的人生境界。宋人林希逸在《庄子鬳斋口义》中说：“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但他并没有说此道为何？此后，王夫之偏重于对“真人真知”的内涵作解释，说道：“合生与死、天与人而一其知，则生而未尝生，死而未尝死，是乃真人之真知。夫真人者岂真见有人，真知者岂真有其知哉？人皆天也，知皆不容知也；乃可恍惚而遇其知于滑缗。”[1]正如他在该篇的题解中所说的那样：“真人真知，一知其所知，休于天均，而且无全人。”[2]可见，王夫之是从顺从天道，抛弃人的认识成见的角度来理解庄子所说的“真人与真知”的问题。同样没有看到”真人“与”真知“之间何者更为基础的逻辑关系。

友人欧崇敬则从知识论与存有学的角度对此句话的深刻内含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庄子所说的‘真知’乃是‘至人’之知，也就是完整的与彻底的世界认识理论内涵。”[3]而庄子所说的“真人”因为他的内在性与知觉性与常人不同，即他可以突破生死构造与一般性的心理构造，其时空感和大脑意识与一般人也不同，“真人”的内在意识所认识的事物并不是一个“人文与存有对立之对立者”，而是与存在相连的“存有学”认识，所以他可以“成为真正可知与可识的依据”。[4]由于他的理论出发点是存有学与知识论，这些解释就无法避免让古人穿上现代衣服的缺陷。但也正是从与他的交谈中，我对庄子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有了自己的体会，通过阅读海德格尔的《论真理的本质》及《存在与时间》中有关“真理”的论述，我决定从“价值真知”的角度论述庄子这一哲学命题的现代意义，以求教于方家。

一、庄子论“真人与真知”的关系与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之比较

一般说来，道家对于分别物我，精于计算和直接追求功利而对人的精神和自然而然的生命存在状态及其过程构成伤害等其他学派的“知识理论”，都持一种否定性的态度。但对于精神与自然的生命状态和过程切实有益的“道之知”——其实也是道家学派的价值之知，则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将道家或庄子称之为“反智主义”者，他们反对的只是与人的生命的完满性无关的技术性之知和不同于道家学派的知识理论，包括不同学派的价值之知（也正是从这一角度说，道家及庄子的“道知”亦是大全之道的一偏之知）。

仅从一般的知识论角度看，我们不能说庄子是虚无主义者，也不能说他是不可知论者。因为他明确地肯定了人有获得“真知”的可能性，其前提是：当人的精神修养达到了“真人”的境界，就可以获得“真知”了。

为什么“真人”能获得“真知”呢？在庄子看来，由于“真人”与”道“同体，代表了全面性、无遮蔽的本真生存状态，因而就能以不断敞开的方式展示事物的本真状态。“真人”顺应自然，既与人为徒，亦与天为徒，“与一者一，与不一者一。故而能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所以人要获得“真知”，首先必须成为“真人”，然而现实社会已经找不到“真人”了，所以庄子就以托古的方式来叙述“古之真人”的特征及其人格形象。

从《大宗师》来看，“古之真人”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不悔，当而不自得。”意思是说，他不违背少数，不以逞强的方式而追求成功，不故意地纠合士人。像这样的人，一切过失而不悔吝，一切恰当而不自以为是，要皆顺自然和自发的社会秩序。如果能在主观上做到以上的要求，则他就能达物莫之伤的境界：“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

第二，“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意思是说，他心态平和，不追求美味，呼息深沉而平稳。他用“息之以踵”的方式呼吸，而众人则以喉呼吸。

第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这段话的意思还是说，真人顺应自然，但主要是集中在生死问题方面。不忘人之所始，不求命之所终，受人之形而喜，忘人之终而复归于道。能在生死的大问题上看得通脱，做到顺应自然，达到最高的境界。

正因为古之“真人”能做到以上三个方面，所以他所表现出的外在人格形象是：

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张乎其华而不虚……故其好也一，不好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真人”的形态与常人不同，其对待外物的态度是：喜欢的对象也是这种态度，不喜欢的对象也是这种态度。本来是统一的当然用统一的态度对待，本来是差异的也用统一的态度，所谓“恢诡谲怪，道通为一。”用统一的态度对待万物时是与天为同伙，用不统一的态度对待万物时是与人为同伙。因此，在“真人”的眼里，天与人不是相互对立的，这样的人才叫做“真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老子也涉及到了“真知”与“圣人”、古之善为士者，以及其中作为得道者的代称——“我贵食母”的“我”的关系。这即是说，老子其实也看到了“真知”与人体道的境界的关系，但老子并没有像庄子这样鲜明而又强势地突出了“真人”对于“真知”的基础性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地说：庄子在追求“真知”的问题上凸显了“真知”何以可能的基础问题，也可以说是凸显了人类追求“真知”的方法与过程，使“真知”与人的本真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庄子对老子思想一方面继承，另一方面又有发展的具体表现。当然，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追问：“真人”是可能的吗？我们能否将“真人”看作是一个过程呢？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庄子时代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

由庄子对“真知”的基础——“真人”的追问，我们可以联想到海德格尔对真理本质的追问。海德格尔认为，通过对真理本质的追问，可以避免使思想遁入“普遍性之空洞”中去，可以彰显以往“哲学的无根”，使哲学转向“一种有根的，转向现实的思想”，从而“以防止意见和评判的混淆。”[5]

海德格尔认为，欧洲历史上传统的真理观，无非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真理是物（事情）对知的适合。”或者说“真理是知对物（事情）的适合。”即使基督教哲学将真理看作是“受造物”的人与（上帝）知的协同的观点比上述真理观更为深刻，但这。种真理观仍然没有将真理的本质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的阐释”联系起来，因此，“这一真理概念的不言自明性的本质根据几乎未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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