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庄子 >> 庄子名言 >> 陈静庄子的儒化解读朱文熊庄子新
编按
《庄子新义》以《四书》尤其是《中庸》、《孟子》与《庄子》进行文本对照,表现出“专以儒家之说汇之”的解庄特点。作者朱文熊还绘制了一幅“庄子与孟子学术同源”的学术传承表,强调庄子与孟子一样,是孔门后学,以表明庄子是儒家传人,《庄子》是儒家典籍。
朱文熊老先生的《庄子新义》是一部特点鲜明的注《庄子》著作。他以儒家传人视庄子,以儒家立场注《庄子》,把《庄子》完全儒化了。他的这个特点,唐文治在《庄子新义·序》(以下简称唐《序》)中评定为“专以儒家之说汇之”。[1]对于这个以儒解庄的立场,朱文熊本人更直接宣称:“庄子之学,其儒家之雄欤!”“庄子之学,是象山氏之先河也,是阳明氏之滥觞也。”“《大宗师》一篇,明明是孔孟传授心法,其言天人之处,即《中庸》之‘诚明’,……岂非圣门最高之学说乎?”[2]朱老先生的这些话,在以道家视域论庄子的阅读者眼里,是相当惊人的。秦汉时期曾经对先秦学术进行了总结和分类处理,按照司马迁和《汉书·艺文志》的理解,庄子属于道家。因此,虽然阅读《庄子》的立场并非单一,但是强调《庄子》的道家特点,还是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理解传统。朱老先生认为:“列之道家,而《庄子》之真意晦矣。”[3]在他看来,庄子出自儒门,《庄子》是一部儒家的著作,“谓漆园一本老子之旨,毋宁谓本孔子之旨”。[4]
本文以“庄子的儒化解读”为题研究朱文熊的《庄子新义》,说朱注“把《庄子》完全儒化了”,这表明本文作者不赞同或者不完全赞同朱文熊“以儒视庄”的立场,而认为在《庄子》文本和朱文熊的解读之间存在着分歧。因此,本文的目的,一方面要描述朱注的儒家特点,另一方面也要对朱注与《庄子》本义之间的差别进行分析和论说。
一朱文熊其人其书
解读《庄子》而以“新义”名书的,并不止朱文熊《庄子新义》一部。鉴于朱文熊和他的《庄子新义》尚未被学界广泛了解,对朱文熊其人和《庄子新义》其书略加介绍,以便知人论世而助益讨论。
朱文熊,字叔子,江苏太仓人,光绪年间举人。生年不详,卒于年5月18日。朱文熊早年与唐文治同门,唐文治说:“同里朱君叔子,年差少于余,而治《庄子》则在余之前。”唐文治生于同治四年(),以朱、唐同学而朱“年差少”,“少年时相遇,酒酣耳热,相与背诵《庄子》”之数语推想[5],朱文熊当生于同治四五年间。果如是,则朱文熊享年将近70。朱文熊的门人冯振,在《庄子新义·跋》中说“先生天年寿终”[6],也可作为朱文熊生年不晚唐文治太多的旁证。
唐《序》称,“余年二十二,始治《庄子》”,又说朱文熊虽然年轻一点,但“治《庄子》则在余之前”。年,朱文熊被唐文治延请,“主任太仓中学,……用《庄子》教授生徒”,后来又被唐文治先后聘为上海南洋公学教师和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教师,所授科目之中都有《庄子》,故唐《序》称:“盖君以《庄子》书教弟子,凡二十年于兹矣。”朱文熊的弟子也追忆,朱文熊教学,“古文主于《古文辞类纂》,诗主于《唐宋诗醇》,诸子主于《庄子》,而理学主于张履祥、陆陇其”。[7]从这些材料来看,朱文熊对《庄子》下过深入的长久功夫,他对《庄子》的理解,是出于自己久读深思的心得。
《庄子新义》出版于年,冯振的《庄子新义·跋》,写于这一年12月,而朱文熊在当年5月就去世了,没有见到自己著作的正式出版。那么,这本书是否由朱文熊手定?抑或是由门人弟子整理成书?《庄子新义》有二序,即唐文治的《序》和朱文熊的《自序》,这两个序言的落款年份,都是“民国十六年七月”,即年7月。唐《序》称:“今岁春,君始出所著《庄子新义》,都凡三卷,问序于余。余读之,景仰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由此可知,朱文熊的书稿在年就已经完成,至于因何缘故延宕至去世之后才正式出版,则只能以时局动荡来解释了。概言之,朱文熊的这部《庄子新义》,是出自他常年阅读和讲授《庄子》的切实理解,是由他本人亲自表述自己的见解。
唐《序》说,朱文熊注《庄子》的特点,是“专以儒家之说汇之”。朱文熊的《自序》也说,他对《庄子》的基本理解,是庄子“袭老之迹,映孔之真”,“庄子多借老子之言真无为,以形孔子无为而无不为”。[8]朱文熊说,他讲授《庄子》,一直以这个理解“与同学相研求”,“与同学讲习之”,“与同学相互讨论之矣”。也就是说,在他20来年讲述《庄子》的过程中,他秉持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而这些观点最终写进了他的《庄子新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庄子新义》的所有表达,视为朱文熊自己的成熟思想。本文探讨朱文熊以儒解《庄子》的特点,也是以《庄子新义》为根据。事实上,除了这本《庄子新义》,朱文熊并无其他著作传世。
《庄子新义》出版之后,似乎没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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