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梅

导语

　　为什么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乌托邦想象会走向终结？除了冷漠和虚无，我们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心灵依托的力量？在无意义的精神废墟中，如何寻找意义甚至制造意义？当社会理想已经失去了呼唤大众激情的力量，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文学想象对我们还有什么启示？中国的乌托邦想象的资源是否在这些方面能够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乌托邦想象的视角？这些问题正是我这篇文章准备探讨的。我要从庄子哲学的角度，以周作人的“新村理想”和林语堂的《奇岛》为例，来探讨庄子精神对乌托邦理想和实践的意义。

第

1

则

-THEFIRST-

　　庄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经历了一个被接受、被排斥甚至被批判的复杂过程，其跌宕起伏的命运我已经在《庄子的现代命运》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此，我侧重于探讨庄子的重个体、重自由、重自然的精神对乌托邦文学想象的影响。我认为，庄子哲学对乌托邦文学想象的影响，不仅没有导致无意义或是冷漠与虚无的结果，反而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对抗非人性化乌托邦的方式以及出路。庄子的《逍遥游》中所主张的个体绝对自由的精神，是注重个体精神的“美学乌托邦”的丰富的哲学资源；庄子的《齐物论》对一元化和绝对的是非善恶标准的质疑，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乌托邦想象的单线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人性化和宽容的乌托邦想象的思路。

　　在《论自由》中，以赛亚?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两个概念。“积极自由”主张的是个体要做自己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消极自由”所主张的是个体要求一个不被外界干预和强制的领域。在伯林看来，现代权威常常利用“积极自由”，也就是为了所谓更加崇高的利益，比如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或集体的利益，来牺牲个体的自由。他指出：“就‘积极的’自由的自我而言，这种实体可能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民族或者历史本身的长征，被视为比经验的自我更‘真实’的属性主体。但是事实上，作为自我控制的‘积极’自由概念，及其所暗示的人与其自身分裂的含义，在历史上学说上与实践上，很容易把人格分裂为二：超验的主导性的控制者，与需要加以约束并使其就范的欲望和激情的结合。”其结果往往是“经验的”自我被超验的、更“真实”的、膨胀的“超人实体”所压抑。正因为如此，伯林强调保护“消极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保护个体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非常重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就越广。”伯林提出这两种自由的概念，是为了反对政治“一元论”，反对单一的独断的绝对真理和是非标准，而这种“一元论”往往是许多现代乌托邦现象的基础，这些乌托邦社会认为自己提供的“幸福社会”才是唯一的一条最和谐和最合理道路，所以不能容忍个体的差异。罗伯特?诺齐克在谈到多种乌托邦形式中，指出其中一种叫做“帝王式的乌托邦理论”，“强迫所有的人进入共同体类型，”这种乌托邦无法容忍不同的价值和评判标准，带有强烈的一元论的色彩，最终导致专制与集权。

　　比如《山河入梦》中的郭从年所设计的大同式的“人民公社”，就是典型的不允许“消极自由”存在的社会，“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但是在这个乌托邦社会里，个人意志和个人自由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私人空间完全消失了，连女孩小韶自然活泼的笑容都要被管制。

　　虽然伯林的哲学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可是跟庄子的哲学也有某些内在相通的地方。庄子的不为外物所役的主张，其实张扬的就是个体不被外界强制和奴役的自由，庄子的超越是非的齐物论质疑的也是专断的“一元论”。受庄子哲学影响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文学想象，所注重的是个体的不受外界专制的自由，主张的也是价值多元论，或者是更加人性化的理想社会。刘笑敢认为，庄子的哲学可以弥补伯林式的现代理论的不足：“现代社会讲各种自由，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但是较少讨论个人的精神自由以及自由的体验，较少讨论在无可奈何的既定境遇中如何摆脱精神的困苦，如何在不自由的状态中实现某种精神的享受和自由的感受……在这方面，庄子和郭象的理论正好可以补充现代西方自由理论的不足。”庄子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至少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三种自由，即不依附的自由、不表态的自由，不参与的自由，也就是独立的自由、沉默的自由和不参与的自由。表面上看，庄子精神似乎与现代乌托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我的眼里，它恰恰补充了现代乌托邦想象中最缺乏的一面，那就是个体乌托邦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受庄子影响的乌托邦想象，不重在改造世界，而重审美精神，重个体的自由，重内心世界，也重健康和自然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了一条异于西方现代乌托邦想象的脉络。

　　比如废名的《桥》，不仅回到内心的时间观，甚至是“向后看”的时间观，完全无视外界进步的时间观，而且塑造了一个纯粹的“美学乌托邦”，让主人公沈浸在禅思的顿悟里，极大地张扬了庄子的“游于艺”的美学精神。又比如汪曾祺八十年代的小说，塑造了一个个市井中的“庄子”，他们不在乎外界的功名利禄，而是用非常达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表现出美好、健康、自然的人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人性的“乌托邦”。

第

２

则

-THESECOND-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高举的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旗帜。比如他写道：“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的这一定义，折射出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新村理想”。最早的新村运动是日本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他于年创办了《新村》杂志，宣传新村主义。年，周作人开始在《新青年》六卷三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积极地介绍这个乌托邦的理想。后来，他又去日本亲自体验了新村的生活。年，他做了题为《新村的理想和实际》的演讲：“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谈到“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在新村的理想社会里，大家过着互助而平和的生活，“功名富贵本已没有价值”，大家协力地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物质生活上大家过着最简单的参与劳动的生活，精神上是富足的，不仅鼓励文艺，而且鼓励宗教。重要的是，在这个似乎集体主义的理想社会里，个人主义得到充分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得到充分的包容与尊重。周作人写道：“倘若借口大同，迫压特殊的文化与思想，那就是一种新式的专制，不应该有的。大同与统一截然不同，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假使统一的世界居然出现，大家只用数目相称，作息言动，都是一样，所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不知道的大家也都不知道，无论社会进化必不可期，就是这生活的单调与沈闷，也就够难受了。所以新村的理想，这将来合理的社会，一方面是人类的，一方面也注重是个人的。”周作人的新村理想，跟庄子精神有内在的联系，不仅把个体自由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且质疑绝对的一统的思维方式，容忍差异，反对现代专断的权威，鼓励价值多元的精神建设。

　　然而，周作人的关于新村的“乌托邦”理想，很快地就遭到了胡适的反对，他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认为新村生活是类似古代社会的独善其身的生活，逃避现实，不值得模仿，他极力反对强调“个人主义”的生活，反对“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受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胡适是主张积极地改造社会的，所以他反对有避世倾向的新村理想。他写道：“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们有什么权利，丢开这许多的事业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们放着这个恶浊的旧村，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良心，去寻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可惜注重参与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胡适，只看到了周作人的新村理想与中国“隐逸”传统之间的联系，却没有看到其积极意义，那就是：一是注重个体的自由，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以为我们所有的比较的真实可靠的东西，还只是一个自己。”；二是注重宽容的思想，容纳各种差异的思想。而这两点恰恰是许多重视改造社会的现代乌托邦想象中所缺乏的。

　　周作人的新村理想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宣传“平和”的方法：“他们不赞成暴力，希望平和的造成新秩序来；第二，他们相信人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醒觉，回到正路上来。”年的周作人，极力宣传新村运动，其实正是希望中国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洗礼，虽然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经注意到这一新村理想，但是他们只吸收了把农村生活理想化的成分，而没有重视周作人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容纳差异以及采用平和的手段。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革命的乌托邦实践，我们发现周作人主张“平和”的手段是对的，也就是说，实现“乌托邦”的手段非常重要，它应该是平和的，而不应该是暴力的，残忍的；如果手段本身是恶的，即使目的是“善”的，也一样值得质疑和批判。格非在他的“江南三部曲”中，对现代乌托邦有一个重要的反思，也是关于实现乌托邦手段的问题。比如《人面桃花》中的王观澄要建立他的“桃花源”，采用的手段跟土匪无异，是用暴力的手段去抢，最后他的“桃花源”沦为一个土匪窝；张纪元和秀米的乌托邦理想，也一样采用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充满了杀气；《山河入梦》中的郭从年的理想的人民公社，表面上似乎是“平和”的，其实仍旧采用的是极权专制的手段，秘密监控每个人的思想言行，“为了让百姓们学会自我监督,我们在公社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包括广场、学校、和邮局,都设立了铁匦。也就是信箱,每个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检举人可以署名,也可以匿名。”这些实现乌托邦的手段都背叛了自然和健康的人性，最后把人间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就像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用寓言的方式批判极权主义的专制，格非也用“乌托邦”的寓言来批判中国共产主义乌托邦反人性的特征。

　　周作人在二十世纪初宣扬新村理想时，以为是“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然而，确实如胡适所说，当旧村还那么黑暗的时候，这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周作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出任汪精卫政府的伪职，而武者小路实笃也为日本侵华歌功颂德。这些新村提倡者和实践者在历史现实中的表现，让人感到新村的乌托邦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似乎脆弱得不可一击。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周作人在历史上的污点，就全盘否定他的文艺主张和新村理想。他的赞美个人主义、自由精神、平和手段的新村理想为我们思考中国的现代乌托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第

3

则

-THETHIRD-

　　林语堂的长篇小说《奇岛》写于年，是一部奇特的文化哲学小说，也是一部现代乌托邦小说，然而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类似“桃花源”的乌托邦想象，这部小说融汇了中国道家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创造出一个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共同的想象乌托邦，对现代工业社会与物质社会有极其深刻的批评作用。小说中的一些批判现代人迷失的观点，即使到了当代（也就是小说中设置的未来），也一样适用。

　　《奇岛》一开始设置在公元年，一位美国地理探测者尤瑞黛小姐误入了与世隔绝的中太平洋上的一个无人知晓的岛上，发现这个岛是一个欧洲人的“殖民地”，也是一个现代“桃花源”，岛上美丽的环境有如童话世界，蓝天碧海间散发着纯朴、宁静、迷人的气息，而岛上的居民个个阳光、快乐、知足、文化程度高，生活得随心所欲，“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不知外界已经变得天翻地覆，第三、四世界大战已经发生，带给人类巨大的灾难并毁灭了欧美许多大城市，他们却只是幸福知足地生活在这个封闭的自足的世界里。就像《桃花源记》一样，通过一位渔人误闯桃花源的奇遇而描绘出一派美好的生活景象，《奇岛》也通过尤瑞黛小姐误入奇岛而勾勒出一个诗情画意的理想之地，只不过那位渔人离开桃花源就再也回不去了，而尤瑞黛小姐经过思考后则决定永远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奇岛。

　　从空间角度来看，《奇岛》跟大部分乌托邦小说一样，把场景设置在一个“乌有之乡”，而这个“乌有之乡”就像一个彼岸，一个渗透了林语堂个人想象和人文理想的彼岸，通过这个彼岸，折射出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和黑暗的成分，从而提供了一种“对抗性”和“可替代的”的维度，为人类的未来重新构筑信心和希望。虽然小说仿佛是“避世”的，从现实场景中撤离，逃避到了世外桃源，可是它却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的意义，有着积极的现实对抗性。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奇岛》包含着至少两个向度的时间观：首先，它是向后回溯的，回到自然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的时间，小岛上的人从不需要刻意地追逐科技的进步或工业的进步，只是悠然自得地生活在美丽的自然环境里。这种时间观类似于道家的“小国寡民”，或如桃花源似的永恒静止的与历史进步时间相对立的时间观。其次，它也同时指向未来，小说的场景设置在未来的年，类似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通过未来的眼光来观望人类的历史，对现代社会达到反省批评的寓言作用。

　　《奇岛》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少见的一部旗帜鲜明地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观点的小说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实在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当然这也跟林语堂面对西方语境思考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在沈从文的《边城》和废名的《桥》中一样可以读到作者通过对乡村诗意化的歌咏而传达出其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质疑态度，但是我们从未见过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对现代工业文明及其进步的时间观能够如此大张旗鼓地展开正面的强烈的攻势，所以说林语堂是一位追求普世价值的“世界主义者”，在《奇岛》中，他的有关文化哲学和世界文明的思考，不仅超越了家国的界限，也超越了历史的界限。林语堂的批判目标是那些已经被现代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搞得面目全非的现代人，他不像鲁迅那样批判国民性，不只针对一个种族和一个国家，而是针对整个全人类的人文环境，是在批判整个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人的本质，对人类的走向忧心忡忡，对人的为物所役的异化现象而感到焦虑。

　　奇岛的精神领袖劳思实际上就是林语堂的代言人，他是一位哲学家，当时他组织人移民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奇岛，所乘坐的船的名字就叫“世外桃源号”，他建立这个岛的目的是为了对抗机械的进步和物质文化的泛滥，重建符合人性的桃花源。他认为：“物质研究越来越进步，人类受到的注意就越来越少。人类个性改变了，他的信仰也改变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类自我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了。自精神角度而言，人类越来越贫乏。他渐渐失去自我。”劳思认为“奇岛”并不是那种“想打击人性的半痴空想家设计的乌托邦理想国”，他认为：“我们是很保守的，我们并不排斥进步——只想在进步的溪流中停下来，找出我们的方向，就像在奔流而过的急流中找块石头站稳脚跟。就叫它是避难所吧——如果你高兴。一个避难所，一个你能休息、思想、和平生活的地方。你会承认，在20世纪急速的进展中，思考是不可能的。人动得太快了。巨大的改变、物质的发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航空缩短了交通，消除了国际界限！——这些改变发生得太快了，人只好被拖着走。”所以，林语堂在《奇岛》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人如何能够找回自我”的问题，人如何才能重新恢复完整的人？人如何才能不被外界世界禁锢？人如何能够找回所失去的诗歌、阳光、快乐、自由与个性？

　　奇岛——这一世外桃花源实际上表达了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的生活，那就是回归自然的艺术化的生活，回归“人的自然化”的生活，回归完整的人的生活。林语堂把这个奇岛称为“殖民地”，确实是高级文明对土著文明的统治与取代，然而如果我们只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阐释这一“殖民地”，那无疑陷入了一个误区，反而忽视了《奇岛》的真实价值和意义。林语堂并不只是像陶渊明那样，在《桃花源记》描述一个诗意的田园生活，而是更加着眼于一个艺术性的文化生活，而他的所谓高级文明或理想文化模式是老庄和道家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相结合，可谓中西合璧，不分等级高低，所以他的回归，是对老庄和道家的回归，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而不是回归到野蛮和荒芜，不是回归到原始的土著生活。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周作人可以说是最具有“希腊情结”的一位作家，他在《欧洲文学史》中，以古希腊文学为标准来衡量后世文学，把希腊精神概括为三种：（一）现世主义；（二）尚美精神；（三）中和原则。

　　他基本上把欧洲文学史概述为希腊精神的丧失与回归的循环发展过程，极其推崇希腊精神中所崇尚的人性自然以及爱美的天性，推崇“中和之德”，也就是理智与情感处于和谐的状态。他认为文艺复兴就是回归人性自然，既重现世，又尚美，是希腊精神的回归。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目中，古希腊文化是一个人性自然的坐标，比如沈从文在《边城》的序中就曾提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显然希腊文化在他心目中代表的是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一种自由的不被现代文明侵染的生命状态。林语堂在《奇岛》也表达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希腊精神，那就是不追求完美的神性王国，而是追求符合自然化的人性王国。比如奇岛上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都是自然化的，是趋于民主的松散的多个委员会的形式，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统治，法律也高度简单化。岛上充满了希腊精神，崇拜希腊女神阿西娜，把她的雕像高高竖立在山上，人们爱美，爱自然，爱诗歌，爱艺术，懂得享受悠闲的生活。岛上的人性也是自然化的，并不是完美的，就像古希腊的神都有人性的弱点，岛上的人也有人性的弱点，岛上也有杀人、强奸、打老婆、嫉妒等现象。然而，正因为不完美，所以才不是虚伪的完善，而是真实的人性的表现，是艺术的感性的精神和节制的适度的理性精神的中和。

　　在林语堂眼中，希腊文化与老庄道家文化之相通之处也在于人性自然化。小说中的劳思用庄子的眼光看问题，他说：“在我希望的一个社会里，人能恢复他所失去的个性和独立性，一种更单纯的生活。为什么呢？我希望完全简化人类的生活，找出人在尘世上需要些什么，使人能和自然和谐相处。套中国哲学家庄子的话说，就是使人过和平的一生，完成他的本性。‘大块哉我以形、劳我以生、供我以老、息我以死。’享受宇宙的和谐，这一周期的美，使人性在其中得到完成。其次，社会中的人能够发挥他的优点，能自由自在顺他自己的长处来发展。”只有人性回归自然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找回完整的自我——这不仅是庄子哲学所宣扬的，而且是希腊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劳思解释道：奇岛的“社会哲学的整个心理学构架也许可借庄子学说的主旨来说明，人必须是自由的，能追寻他生命的道路，他的本性必须得以实现。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应该有自由，才能顺应最佳本性而发展。这是自由的真义，所有的社会幸福都寄托于此。”

　　《奇岛》实际上是《生活的艺术》的小说版，只是增添了希腊文化精神的维度。有意思的是，作为庄子现代“代言人”的林语堂，在30年代被政治意识形态所统治的中国现代文坛里，受到来自左右两派政治势力的攻击，几乎无处逃遁；等他逃遁到了西方，发现在西方的现代物质和科技社会中，人完全被物质世界和机械世界所异化，一样是无处逃遁；于是，他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设置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文化桃源，不仅让他的心灵有寄存之处，也为人类的总体心灵找到了一个平和宁静的家园。就像他所反复强调的，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救世”——事实上他最反对所谓“救世”的谎言，而是为了“自救”，为了重新找回那个已经被现代社会挤压得面目全非的自我。

第

4

则

-THEFOURTH-

　　阎连科在《受活》中塑造了一个“畸人的桃花源”──受活村，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庄子的众多“畸人”形象，以及这些形象的寓言意义。这个“残疾的”、“落后的”、“无用的”村庄，无疑受到了庄子思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等的影响，回归了中国传统式的乌托邦想象，并从这一角度来批判革命的现代乌托邦和全球化的经济乌托邦。林语堂在《奇岛》中，正视人性的不完美，并不着眼于改造人性，而是尊重人的自然性。《受活》中的残疾人，虽然身体有缺陷，可是在“入社”之前还保存了良好的天性，反而在“入社”之后，在集权的社会里被改造与训练，在全球化的物质主义狂潮中被金钱所诱惑，逐渐被现代社会异化失去了良好的天性。

　　陈鼓应先生在《老庄新论》中，写道：“庄子谈自由，不完全是政治上的，而主要是精神上的。在政治上，庄子主张：一要依人的自然之性而行事，二要给人民以自由性自主性，三要反对合模化，尊重个体的殊异性，四要从规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晚清以来的现代乌托邦想象，总是立足于“改造国民性”，塑造新的国民，立国先立人，可是庄子却提醒我们要尊重人的自然性和自主性，只有符合人性自然的乌托邦才不会变成“恶托邦”。庄子的思想，在虚无和冷漠的乌托邦终结的社会里，对我们仍旧有启迪的作用，让我们用另一种眼光和开放的心灵来重新反思关于现代乌托邦的理想社会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刘剑梅：《庄子精神与乌托邦想象——周作人的新村理想与林语堂的奇岛》,《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1辑）

本期编辑：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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