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英文为王尔德著名格言：圣人皆有过往，罪人亦有未来。

（年10月6日——年11月30日）

庄周梦蝶本身就是个唯美主义的寓言。所以王尔德是庄子哲学的拥趸并不令人意外。

本文作者肖聿曾翻译英国著名艺术史论家威廉?冈特“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潮流”三部曲（《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前拉斐尔前派之梦》《美的历程》），熟谙包括唯美主义在内的维多利亚时期各个美学流派。

本篇评论更似乎洞悉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庄子和王尔德美学的一个共性在于对自由的追寻，对唯美的极致追求，可能都来自于对生命状态本身的焦灼，又都热衷以荒诞的言语来消解或调侃苦难。

只是历经牢狱之灾的王尔德，最终怕是失去了这番兴致。

宋李嵩骷髅幻戏图

唯美主义画家比亚雷兹为莎乐美所绘插画

王尔德（OscarWild）的名字，想来中国人不会过于陌生。少年读者会想起他的童话里那位以身殉善的王子和那只痴情的小燕子；成年观众会想起他的风俗喜剧中一幕幕亦庄亦谐的场景；至于他“为艺术而艺术”的诸多创作实绩和他骇世惊俗的生活经历，也是文学爱好者说不完的话题。

对他的艺术和人品历来褒贬不一，这也算不上绝无仅有。王尔德毕竟是王尔德，他的思想是个多面体，因为他不仅有颓废与玩世的浅薄，同时还有沉郁与恨世的深刻；因为他不仅有奇丽诡谲的《莎乐美》和联珠缀玉的《格雷的画像》，他毕竟也有那篇充满理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制度上人们的心灵》和那部杜鹃啼血般的忏悔录《自深渊》。

十九世纪末的英法两国是唯美主义文艺的大本营。拜金主义的冰水，冻僵了曾一度自诩为“特殊种姓”的艺术家们的躯体，芸芸市侩们的狗苟蝇营，玷污了曾一度被视作缪斯神庙的艺术殿堂。

于是，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对抗“为金钱而艺术”的浊流，便成为一大批艺术家的出路。人按照美的理想造形，艺术的创造无不以理想的典范为圭桌。为寻典范，艺术家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画家们迷上了日本葛饰北斋、喜多川歌麻吕的浮世绘，迷上了中国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青花瓷器，因为那些才是他们心目中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典型。

置身于这种氛围当中的王尔德，当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21岁的画家比亚兹莱（AubryBardsly）采用东方绘画的线条与黑白，为王尔德名噪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剧本《莎乐美》作插图，更为此剧平添了一层东方色彩。

牛津大学时代的王尔德就开始成为中国青瓷的收集者，到了36岁时，他读到了距离他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哲人——庄子著作的英译本。这位享誉文坛、心高性傲的唯美主义大师竟在英国《言论家》杂志（spakr，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位中国哲人》（AChinsSag）的文章，对庄子的著作大为嘉许，并对庄子的无为哲学，庄子对回归自然之道的呼唤，庄子对圣贤、教化与财富的鄙夷，乃至庄子寓言的机智潇洒做了一番别开生面的评述。

王尔德认为，庄子作为文学天才之外，首先是一位大哲人：“庄子毕生推崇‘无为’的伟大信条，并且指出一切有用之物的无用……将行动化为思考，将思考化为抽象，这就是他狡黠而玄妙的目标。”王尔德看到了庄子“怀着所有理念主义者对功利制度的蔑视”，指出了庄子“并不仅仅是位形而上学哲学家和冥想主义者。

他寻求用我们和中产阶级所知道的方式摧毁社会。”他肯定庄子对道德教化的批判，因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和普遍的利己主义，其结果相同。”他推崇庄子对追求功利的反感：“世上的奖赏像世上的惩罚一样使人们堕落。

崇拜成功的时代就是堕落的时代。”他赞同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结论。他尤其重视庄子学说的社会现实意义：“我最近所见到的对现代生活的最苛刻的批评，早被学识渊博的庄子包含在他的著作里了。”

在庄子的著作中，王尔德似乎听到了超功利的艺术主张的先声。庄子反对人为的说教，反对“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趾仁义以慰天下之心”；王尔德对艺术与道德联姻最为厌恶，不然，哪里有他的《格雷的画像》，哪里有他的《莎乐美》？

庄子以“绝圣弃智”的主张作为批判虚伪的功利社会的利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亦自有锋芒所指，他的风俗喜剧充满了对维多利亚王朝社会虚伪道德的奚落与贬抑。在庄子笔下，小偷被关在囚笼里，而大盗则坐在王位上（“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在王尔德的作品里，出卖国家机密的伪君子在国会慷慨陈辞（《理想丈夫》），而善良正直的母亲却遭到“上流社会”的排斥（《无足轻重的女人》）。

庄子面对世俗的污浊，敢于等生死、齐万物，颠倒正统的价值观念；王尔德则敢于以他的机智与佯谬，使道貌岸然的“体面人”如芒在背，出乖露丑。由此看来，东方的老庄哲学与西方的唯美主义的确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尔德接触庄子的作品是在年，而他的代表作品如《格雷的画像》《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以及《认真之重要》等均产生于年至年之间。

中国的庄子自然无缘与身后的王尔德攀亲，而西方唯美主义的集大成者则乐于将庄子引为知己，这不能不说是庄子哲学的魅力使然。

作为文人，王尔德对庄子的作品自然更是视若珍宝。他不但认为“庄子的思想集中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欧洲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思想的所有形态”，而且认为“他的学说还把卢梭式的激情雄辩与斯宾塞式的科学论证结合了起来”。他将《庄子》誉为“一部最引人人胜、最令人愉悦的著作”，并且以《盗跖》和《在宥》为例，谈论庄子的文体：

作为小说家，他极具魅力。他对孔子见盗跖的描述最为生动出色。那位圣人最终的溃败令人忍俊不禁，孔子道德说教的贫乏被获胜的大盗无情地揭露出来。即使是庄子使用的隐喻也十分幽默。他将他的思想拟人化，使它们在我们面前演出一幕幕戏剧。

“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接着就是一场精彩的对话，与福楼拜神话剧中斯芬充斯与怪兽之间的对话极为相似。庄子写的寓言和故事里，会说话的动物占据着相当的位里，他的奇特哲学通过神话、诗歌和幻想找到了和谐的表达方式。

看来，王尔德对《庄子》文体的两个特点颇为心仪，其一是庄子的寓言体手法，其二是庄子的幽默风格。庄了谈及自己的文体时曾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比兴与假托的方式，乃由于他的愤世嫉俗，因为“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

他宁可对俗人说俗话，因为人们听不懂正经话；他宁可假托先贤之辞，因为人们以假为真；他宁可充当“道”的传声筒，因为人们往往把一家之言视为偏见。于是，他作品里的神仙圣贤、云水松风乃至鲲鹏蜩鸠便都成了表达主题的载体和寄寓思想的符号。王尔德的创作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其作品极少直接反映现实。

他曾经说：“艺术所反映的其实是观察者，而不是生活”，因为“19世纪对于现实主义的恼火就像凯列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中丑陋、野蛮的奴隶——作者注）对镜子里自己的脸一样”（《格雷的画像》自序）。他通过寓言、童话、神话和象征情境表达主题。除了他那些也许只有成年人才能深解其味的童话和散文诗，他的小说《格雷的画像》就是一首表现唯美主题的寓言，而他的法文诗剧《莎乐美》则改造了《圣经》故事以表达唯美主题。

同时，庄子作为思想天才的共同特征之一的幽默感又深深吸引着王尔德。庄子的幽默来自他的处世态度，来自他的睿智与成熟。唯睿智，才能赋予他洞察人生的敏锐，唯成熟，才会使他对着无奈的现实发出冷峻的笑。因此他的幽默中有锋利，有狡黠，有揶揄，更有胆识。

在他的幽默里，世俗的价值观念受到奚落，生死、贵贱、贫富、寿夭、穷达、祸福、智愚乃至是非也失去了意义。例如他鄙薄官禄，说“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所以因为失去官禄而不乐，则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置之民”（《缮性》）。因此王尔德才评论说：“如果说庄子怜悯过什么人的话，那么他怜悯富人甚于怜悯穷人，在他眼里，富有似乎就像苦难一样可悲。”

王尔德的文体也素以机智幽默著称，他是俏皮隽语的大师。即使这篇评述庄子的短文，他也写得谐谑而辛辣。例如他说：“显然，庄子是个十分危险的作者。他死后两千年出版他著作的英译本，此举显然为时过早，而且会给许多完全令人尊敬而勤勉的人士带来大量痛苦”，“庄子不能还阳，也许这是幸事”，其愤世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为庄子的幽默文体所倾倒，这只是王尔德欣赏庄子的表层原因。更重要的是，庄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所表现的堪称“黑色幽默”的情调，更会使王尔德拍案叫绝。

你看，《至乐》里庄子先与骷髅对话，再“枕而卧”，面对死去的妻子“鼓盆而歌”，《知北游》里庄子说“道”“在屎溺”，《说剑》里庄子与赵文王论剑术，三千剑士因之自杀，以及浑沌被日凿一窍，七日而死（《应帝王》），子梨对垂危的子来说“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大宗师》）等等情节，均颇具怪异、荒诞之风。

而此类情节在王尔德作品中亦屡有所见：青年人戏弄坎特维尔的鬼魂，莎乐美手捧先知约翰的头颅、亲吻他带血的嘴唇，格雷的画像也随着他罪恶日深而变得狰狞丑陋。这种黑色幽默，尽管相隔两千年之久，但都源自对梦梦魇般现实的反叛。这不音是现代派文学的先声。

从王尔德论庄子，不仅可以看到东、西方艺术思潮的交互影响，而且能够了解东、西方文学家探索人生与艺术关系的基本问题的心路历程。

转载于《东方艺术》年第4期，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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