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庄子之接受与评骘

李智福

摘要

一代经史巨擘章学诚在他的著述中亦屡屡道及庄子，他对庄子有着精道而深刻的见解。在经子关系上，章学诚继承汉儒诸子为“六经”之支裔的理论，认为庄子善写“寓言”，深于“取象”，兼得“易教”和“诗教”。在庄儒的关系上，他认为庄子并非反对儒家，庄学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守者。在庄屈的关系上，章学诚认为庄屈皆哀乐过人，庄子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而屈子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这些见解无疑是极端深刻的。而且，作为学术史大家的章学诚对《庄子·天下》篇格外重视，认为《天下》篇开中国学术史“义法”之先河。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其以史学、经学、学术史名家，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①等经典著作传世。作为浙东史学之殿军，实斋以“六经皆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等论引领一代风气，不仅反对空谈义理之程朱陆王之学，亦反对皓首群经的乾嘉考据之学，他提倡以治史之态度治经，以经世致用为鹄的，反对袖手心性。然而，实斋不惟于经史有独出机杼之研究，且对诸子亦有精湛肯綮之述论。或因“六经”、“内圣外王”、“经世”等这些“经学”名相首先出现在《庄子》中，因此，被郭象称为“不经而为百家之冠”②的庄子，为实斋格外推重。实斋的庄子学，在庄学史上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③本文试图勾稽实斋对庄子的评骘与研究，以期揭橥庄子思想本身发展脉络在经学史上之重要一环，并考察这位经史大师眼中的庄子思想世界。

一庄子善于“取象”源于《易》和《诗》

中国学术，由晚周子学一变而为两汉经学。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诸子为“六经”之“流裔”，如班固《汉志·诸子略》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去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④

《汉志》本于刘向《七略》，此处以诸子为“六经”之“流裔”，可谓原来有自。六经之中，《易》又为群经之首，五经之原⑤，这样，“易经—五经—诸子”基本是经学家眼中的学术流变线索。“诸子出于六经”之说，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这一提法为实斋所继承，实斋亦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文史通义·诗教上》）。实斋《文史通义》前三篇为《易教》上中下三篇，这里明显是两汉经学的孑遗。实斋意识到，战国诸子散文“深于取象”，这种“取象”的直接源头是“诗”之“比”“兴”，而“诗”之“比”“兴”又源于“易”之“取象”。实斋云：“文人假设，变化不拘。《诗》通比兴，《易》拟象初。庄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庐”（《文史通义·言公下》）。显然，实斋看来庄屈之寓言皆源于《易》、《诗》。事实上，实斋多次明确指出《易》、《诗》与庄子“寓言”之间的源流关系：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文史通义·易教下》）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诸子散文中，《庄子》无疑是其中“深于比兴”、善写“寓言假象”的翘楚者，实斋以“庄列”并称，完全忽略《列子》是魏晋伪书，而是将《列子》与《庄子》一起视为战国诸子“深于比兴”的寓言典范。毋庸讳言，实斋无视学界近乎已成定谳的《列子》伪书案，有失一个史学家之严谨本色。但他却能注意到二者叙事方式的一致性，意识到以《庄》《列》为代表的战国诸子百家“深于取象”的学术叙事方式，一为“《诗》教”，一为“《易》教”，无疑是极具见地的。即使以《庄子》直接为《易》《诗》之流变或稍牵强，有些经学家之“理所当然”的意味。但他能洞察到中国晚周学术特有的叙事方式即“深于比兴”、“善于取象”，认为《庄子》“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诗教下》），他看来，《庄子》不仅是“文”，更是“诗”，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的叙事方式，反思中国哲学“诗化言说”的意义，无疑极具启发性。

二庄子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

实斋强调“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文史通义·原学下》)，其学术根柢在于“六经”，其经学观不仅超越朱陆，亦折衷汉宋，其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器”之说乃是倡导以治史之态度治经，反对空疏义理心性，亦反对毫无生命力的名物训诂。实斋以六经为宗，在那个“竞尚考订”的时代，仍然蕴含着儒家士大夫对“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的“天地间大节大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之操持的苦心孤诣，实斋“在浓厚的考证学风之下坚持自己性之所近的义理方向”，[⑥]换言之，实斋在考据之学正炽的乾嘉学风中，丝毫没有放弃他对儒学义理的终极关怀。实斋云：“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文史通义·原道中》）他认为孔子“述六经以训后世”，显然依然是一个粹然经师的口气。在这种经学视野之下，其庄学观也打上了鲜明的经学和儒学的特色。

其一，实斋认为庄子出于子夏之儒。郭象虽然以“内圣外王”解《庄》，但毕竟没有提出庄子出于儒家这一论题。自韩愈以来，认为庄子出于子夏之儒，这大概与先秦思想史的暗线“子夏传经”之说有关，而“六经”这一名相首先出现在《庄子》中，使得自韩愈以下很多学者皆认为庄子出于“子夏之儒”，实斋亦然。实斋云：

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纟番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文史通义·经解上》）

六经之名，起于后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庄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孔氏再传门人。（自注：二子皆子夏氏门人，去圣未远。）（《校雠通义·汉志六艺第十三》）

按，《庄子》中，与“经学”有关的话题凡三见。《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这里，以《春秋》为“经世”之书，实斋云：“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文史通义·经解下》）显然，实斋以为庄子所谓的“议而不论”就是“春秋笔法”；《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里，中国学术史第一次出现“六经”；《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齐物论》虽然以《春秋》为“经世”，但此处的《春秋》毕竟不是以“六经”之一的身份出现的；《天运》《天下》虽然出现“六经”，但这些外杂篇的文章是否出自庄子亲笔，本来也应该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后世解《庄》者无视这一问题，遂认为庄子之学得自于孔门子夏，无疑有牵强附会之嫌。实斋继承韩愈的“庄子出于子夏”之说，虽然有失史者之匠心，但通过对庄子学术渊源的考订，使得他为庄子“正名”完成重要一步，为证成庄子之学是“内圣外王”之道打下了基础。

其二，实斋认为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庄子·天下》篇云：“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此中出现儒学的核心术语“内圣外王”一语，后世解庄者遂认为这是“庄出于儒”的文献证据，如郭象云：“（庄子）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⑦“内圣外王”出现在《天下》篇中，加之郭象《庄子注》又影响甚大，宋明以降，“以儒解庄”成为庄学史上的重要伏流。实斋恰恰也是牢牢抓住《天下》篇“内圣外王”一语，认为庄子之学并非“漫为达观，以略世事”，而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实斋云：

有旷观者，从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适吾意也。人以吾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为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见，不欲其过执也。必欲信今，又何为也？有言不如无言之为愈也。是其宗旨盖欲于庄周之齐物也。吾闻庄周之言曰：“内圣外王之学，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适上遂，充实而不可以已，则非无所持，而漫为达观，以略世事也。今附庄而称达者，其旨果以言为无用欤？虽其无用之说，可不存也。而其无用之说，将以垂教欤？则贩夫皂隶，亦未闻其必蕲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尝欲明古今之是非，而执人我之意见也哉？怯之所以胜勇者，力有馀而不用也。讷之所以胜辨者，智有馀而不竞也。蛟龙战于渊，而�蛞�蚁不知其胜负；虎豹角于山，而狌狸不知其强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⒂诓挥�，则夫妇之愚，可齐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纷纷矣。（《文史通义·原道上》）

这段文字之，实斋显然认为“旷达”不是不明是非，没有操持。相反，他认为庄子之学“非无所持，而漫为达观，以略世事”，庄子的“无用”，不是“贩夫皂隶”之“无用”，庄子的“齐物”，不是“豕腹羊角（代指禽兽）”一般不明大义，不知是非。实斋看来庄子之“是非双遣”不是“不能”，而是“不欲”，“怯之所以胜勇者，力有馀而不用也。讷之所以胜辨者，智有馀而不竞也”，言外之意，庄子是有“大勇大智”的，也是“深明大义”的，只是深藏于中、无显于外而已。庄子以“不能而�⒂诓挥�”，即庄子表面是“不能”，实则是“不欲”，实斋告诫读《庄》者不应该忽略庄子“旷达”中蕴含的“大是大非”问题，他反对打着庄子旗号、不知是非、寡廉鲜耻而“遁于其中”的假名士、真俗人。实斋意识到，“内圣外王”才是庄学的大本大源。

其三，实斋认为庄子对圣贤的否定只是“寓言”。既然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那么如何看待庄子的非儒言论？实斋看来，这只是庄子的“寓言假象”：

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谓寓言，曾儒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文史通义·原道上》）

应该说，实斋以“寓言”解读庄子“尘垢秕糠，陶铸尧舜”，这样，庄子对圣贤的非难定就不能坐实来看。实斋云：“有从实而虚者，《庄》、《列》寓言，称述尧、舜、孔、颜之问答，望而知其为寓也”（《文史通义·匡谬》）。换言之，庄子菲薄圣贤之语，是“从实而虚”的“寓言”，可见，庄子并非如司马迁所云“诋毁孔子之徒”。实斋对庄子“寓言”的言说方式乃与庄学史上郭象的“正言若反”说及后世“呵佛骂祖”说一脉相承，并无新意，但这的确是能否将庄学证成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关钥。

三“庄屈之书，皆哀乐过人”

庄屈学脉皆在楚，二者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在庄学大行其道的魏晋，名士们犹不忘“痛饮酒，熟读《离骚》”（《世说新语·任诞》）。特别是自唐韩愈“庄骚”并称之后，明清以降，庄骚合论、庄屈兼治成为中国中古后期的一种重要的学术传统和文人传统。实斋在《文史通义·质性》中，也对庄屈进行合论，意识到“庄屈之书，皆哀乐过人”，从“质性”的角度对庄屈之间的“倚伏之理”进行辨正。

《质性》篇首先肯定了“狂狷”是一种与“中行”一样的美德，他从《尚书》“三德”即“正直”、“克刚”、“克柔”等品性立论，强调“正直协中，刚柔互克”。然而，“正直协中”极容易被“乡愿”之流窃取，“乡愿”打着“中行”的旗号而反对“狂狷”。而真真的“狂狷”与真真的“中行”原本是一样的，皆发乎人纯之又纯的“质性”：

《洪范》三德，正直协中，刚柔互克，以剂其过与不及；是约天下之心知血气，聪明才力，无出于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论知言，以为生心发政，害于其事。吾盖于撰述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为书，本无立言之旨，可弗论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而按以三德之实，则失其本性，而无当于古人之要道，所谓似之而非也。学者将求大义于古人，而不于此致辨焉，则始于乱三而六者，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呜呼！质性之论，岂得已哉？（《文史通义·质性》）

实斋看来，判断“中行”与“乡愿”、“狂狷”与“伪狂狷”的唯一标准即是“质性”，“质性”即本我性情不加缘饰地自然涌现，这种“质性”是本质的、非做作的、纯嘏无遮的性情流露，可以中行则为“中行”，不能中行则为“狂狷”，实斋从“质性”的角度对“狂狷”进行厘定，提出“因三伪而亡三德”，无疑是极其深刻的。他肯定了“狂狷”的本质是“质性”之后，乃对文学特别是优秀文学的发生机制展开探讨。他看来庄屈的文章都是本真性情的流露，所谓“学必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义”，实斋对乡愿伪装之文士痛加鞑伐，认为“庄屈之书，皆哀乐过人”，因为他们皆是质性之人，因此能为质性之文，而后人无庄屈之质性才情，以东施效颦之姿取法庄骚，便入末流，是乡愿之徒。实斋云：

豪杰者出，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实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则鸣也。观其称名指类，或如诗人之比兴，或如说客之谐隐，即小而喻大，吊古而伤时，嬉笑甚于裂眦，悲歌可以当泣，诚有不得已于所言者。以谓贤者不得志于时，发愤著书以自表见也。（《文史通义·质性》）

这里，实斋继承了司马迁所谓的“发愤著书”、韩昌黎所谓的“物不得其平则鸣”等文学理论，认为文章是“贤者不得志于时，发愤著书以自表见”。实斋云：“嬉笑甚于裂眦，悲歌可以当泣，诚有不得已于所言者，”这里入木三分地指出文思肇造的深层心理机制，“嬉笑甚于裂眦”大概是指庄子的“嬉笑怒骂”，“悲歌可以当泣”乃是屈子式的“深思高举”。实斋更将庄屈是“狂狷”人格的典型，其将庄屈合论，云：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庄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进取之狂也。昔人谓庄、屈之书，哀乐过人。盖言性不可见，而情之奇至如庄、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乡愿者流，�⒅行卸�言性天，剽伪易见，不足道也。于学见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几狂狷可与乎！然而命骚者鄙，命庄者妄。狂狷不可见，而鄙且妄者，纷纷自命也。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内，环转无端，而不自知。苟尽其理，虽夫子愤乐相寻，不过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文史通义·质性》）

这段文字中，屈子是“狷”，庄子是“狂”，所谓“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他们的“狷”“狂”莫不归本于“质性”与“才气”。而乡愿之士，少了“质性”和“才气”，虽满口庄屈，却是自欺欺人，实斋指出：“命骚者鄙，命庄者妄。狂狷不可见，而鄙且妄者，纷纷自命也；”“若夫毗于阴者，妄自期许，感慨横生，贼夫骚者也。毗于阳者，猖狂无主，动称自然，贼夫庄者也。然而亦且循环未有已矣。”这对古今乡愿之士、以“庄骚”自命者来说无疑是诛心之论。不惟如此，实斋更对庄屈的人格和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思辨，指出：

大约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而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屈原忧极，故有轻举远游餐霞饮瀣之赋；庄周乐至，故有后人不见天地之纯、古人大体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文史通义·质性》）

古来论庄屈，皆以庄子为旷达，屈子为悲观，而实斋却力透纸背，看出迥异于常论的个中三昧。实斋指出，庄子“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屈子“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这里以“悲剧”观庄子，看出庄子“荒唐之言”中所深隐的“悲剧”底色，庄子的“旷达”原本不是真真的旷达，而是隐深痛于其中；以“旷达”观屈子，发现屈子在极端的忧患之中原本蕴含着一丝“轻举远游、餐霞饮瀣”的“旷达”，但这种“旷达”是以极端的虚无感、悲剧感为前提的，因此，这种“旷达”终究也不是真真的“旷达”。实斋以“旷达”论屈，实着王静安以“欧穆亚”论屈子文学精神之先鞭。无论是庄子因“乐至沉酣”而产生“悲痛”之感，还是屈子因“忧患既深”而产生的“旷达”之感，皆不是单调的、单面的、单色的，而是复调的、多面的、杂色的，这皆源于他们的“质性”与“才情”。就庄子来说，实斋笔下这种“哀乐过人”的庄子是比仅仅逍遥于“混沌帝国”、被后人诠释为“得道高士”的庄子或是更加真实庄子。

值得一提的是，实斋以“质性”论文和文人，应该说是抓住了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文史通义·质性》篇援引章氏族子廷枫之语曰：“论史才史学，而不论史德，论文情文心，而不论文性，前人自有缺义。此与《史德》篇，俱足发前人之覆。”实斋援引此语，亦可见其对自己以“质性”论文之自负。

四《天下》篇为中国学术史“义法”之先河

今人顾实先生云：“《庄子·天下》篇者，《庄子》书之叙篇，而周末人之学案也。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史之概要也。故凡治中国学术者，无不重视《天下》篇。”⑧作为中国学术史第一篇文献，《庄子·天下》篇历来为学者所推重，实斋云：“庄周恣荒唐之言，犹叙禽、墨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于前人论著，条析分明，祖述渊源，折衷至当”（《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天下》篇对各家各派源流进行厘定和分梳，秉本执要，论其短长，晚周学术，大体皆备。职是之故，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术旨归的实斋对《天下》篇格外重视。实斋指出：“庄周《天下》之篇，叙列古今学术，其于诸家流别，皆折衷于道要。”又云：“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于一。于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于大道，庄子《天下》篇亦此意也。”

在实斋看来，中国的学术史名著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体例”和“义法”，是受《天下》影响而成，“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不仅如此，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之“体例”亦可溯源至《天下》篇，“《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实斋更指出：

六艺之书与儒家之言，固当参观于《儒林列传》；道家、名家、墨家之书，则列传而外，又当参观于庄周《天下》之篇也。盖司马迁叙传所推六艺宗旨，尚未究其流别。而庄周《天下》一篇，实为诸家学术之权衡；著录诸家宜取法也。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则后世经史之大原也。其后叙及墨翟、禽滑釐之学，则墨支（墨翟弟子）、墨别（相里勤以下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经，（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皆诵墨经是也。）具有经纬条贯；较之刘、班著录，源委尤为秩然，不啻《儒林列传》之于《六艺略》也。宋钘、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孙龙之属，皆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见。然则古人著书，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诸家学术源流；著录虽始于刘、班，而义法实本于前古也。（《校雠通义》）

此段文字对《天下》篇推崇备至，认为《天下》篇“较之刘、班著录，源委尤为秩然”。实斋看来，“司马迁叙传所推六艺宗旨，尚未究其流别。而庄周《天下》一篇，实为诸家学术之权衡；著录诸家宜取法也。”换言之，实斋认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天下》篇实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刘向《七略》、班固《汉志》之上，《天下》篇实开后世学术史“义法”之先河。尤难能可贵的是，实斋指出：“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则后世经史之大原也。”此中，所谓“经史之大原”指的是中国经籍目录之分类法在《天下》篇已经萌蘖。案，《天下》篇开头的绪论部分隐藏着中国经籍目录归类的最早分法，以下是《天下》篇序录部分的文字：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

此处，“旧法、世传之史”指的是“史类”，“《诗》、《书》、《礼》、《乐》”指的是“经类”，“百家之学”指的是“子类”，蒙文通先生云：“周季之学，类别有三：旧史为一系，鲁人六艺为一系，诸子百家为一系。”⑨这里，蒙先生将晚周之学分为三类，即暗指史类、经类和子类，实来自《天下》篇。顾实先生亦指出：“然试一读《天下篇》，则世职之守，六艺之典，百家所闻，有若三派。”⑩这种“三分法”（史、经、子）应该是向歆父子《七略》六分法、《汉书·艺文志》六分法、《隋书·经籍志》四分法以至于《四库全书》四分法之滥觞。实斋认为《天下》篇奠定了“后世经史之大原”，无疑是洞见卓识。

余论

实斋在《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及《文集》中屡屡道及庄子，应该说其对庄子之学是烂熟于心的，比如云：“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书教下》）。这里无疑是把握了庄子哲学的核心。实斋在文中每每以“庄生”称庄子，难掩其对庄子之学思的钟爱之情。

实斋对庄子之接受与诠释，于前代学者有顺有逆，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庄子之善写“寓言”的文章笔法，得之于《易》之“取象”和《诗》之“比兴”，可谓与汉儒“子出于经”之说一脉相承，表现出一个经学家的本色；他认为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也暗合了他匡正世风、挽救世教人心的学术关怀，体现出十足的儒家士大夫之精神贵族的气息；他以庄屈合论，认为庄屈皆质性过人，在庄子的旷达中发现三分悲凉，在屈子的悲剧中发现三分达观，他这种对古典精神“以意逆志”、“论古必恕”的之关怀，既有史家之学养，又兼诗人气质；而他对《庄子·天下》篇的格外推崇，又表现出他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术传统的真诚与热爱。总而言之，实斋对庄子的评骘与接收，就庄学史来说他体现了首次出现“六经”这一名相的《庄子》在中国经学史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就实斋来说，他对庄子的诠释，既建基于自己的经学学术立场之上（庄子出于子夏），又表现出诗人之敏锐（认为庄屈皆哀乐过人）和史家之匠心（对《天下》篇在中国学术史上之地位的推重），庄学史实在不该忽略张实斋对庄子独到和精深的诠释。

参考文献

[1][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年。

[2][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年。

[3][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校雠通义》（《文史通义校注》附）[M]，北京：中华书局，年。

[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

[5]蒙文通：《经学抉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6]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年。

[7]张舜徽：《清儒学记》[M],济南：齐鲁书社，年。

[8]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M]，北京：华夏出版社，年。

注释

①本文引《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文献，皆源自[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北京：中华书局，年。文中只注篇名。

②[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页。

③如方勇先生《庄子学史》、熊铁基先生《中国庄学史》两部专著对历朝历代庄子研究著述莫不求全责备，而对章学诚的庄子学却无一字提及。参见方勇：《庄子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熊铁基：《中国庄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年。

④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年，第页。

⑤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年，第页。

⑥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11页。

⑦[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页。

⑧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北京：华夏出版社，年，第3页。

⑨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56页。

⑩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北京：华夏出版社，年，第5页。

本文原载《鹅湖月刊》年第4期

感谢李智福博士赐稿！

学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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