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只学过庄子的《逍遥游》，觉得他的文章文笔优美，想象力丰富。大学古汉课又节选了他的几篇文章，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下面就胠箧篇中的某些句子谈谈我的看法。

“将为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固扃；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扃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这段话值得玩味。高中课本常说，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以前觉得这句话很对，看到庄子的这段话我不禁反思起来。按照庄子的理论，我们把权力装进了笼子里，大盗来了是不是正好拎走，笼子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袁世凯恢复帝制是在议会的同意下实现的，我国宪法中关于领导人任期的修改人大代表也是全票通过。所以仅仅从制度着手制约权力是不够的。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任何一种制度，总是有利有弊，制度的设置要与人事相结合，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走向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事。美国的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说，比起一个受过教育、经过启蒙、富有公益精神和积极能动的公民主体，制度是次要的。真正的民主系于这样的一个公民主体，而不是某些政治安排或政府形式。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新民众。有的人说，中国的民众素质太低，无法有效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正如《走向共和》里面中山先生说的，小孩不识字才送去上学，民智未开才要开启民智。不能因为民众的素质低而永远把他们排斥在决策圈外。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教育上面，教育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教出杜威所说的公民主体。

制度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是工具的作用也万万不可忽视。中国的领导人选拔制度就具有优越性，通过层层筛选上去的肯定是了解国情、民情的精英。但是我国的人大代表很多都是政府官员，这很难发挥所谓的人大的最高决定权、最高监督权。人大代表应该产生在上文所说的那批社会主体中间，做到真正的代表人民的利益。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竭力反对中央集权，认为其不利于发展政治自由。但是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56个民族。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放权给地方，很容易变成一盘散沙的局面，任人宰割。所以说中央集权有利于维护现阶段我国的稳定发展。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当政府有权威时，人民的自由受到侵犯，但是人民的生活相对较好。（就比如清朝的康乾盛世，人民的生活质量空前改善，但是思想领域伴随着文字狱，文人始终噤若寒蝉。）乱世思想开放，自由的限制少，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文化大发展一次是在春秋战国，一次是在民国，都是乱世。）中央集权制度正是这样，它一方面无缝不钻的侵占我们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让国家稳定，经济发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所以，中央集权制何去何从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题。或许等到杜威说的公民主体出现，这一死结才能解开吧。

有时候能看见这样的说法，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就适合专制的管理方式，并且说我国并没有采用西式民主也获得了很大发展云云。这种观点很危险，的确，专制统治下效率非常高，而且能最大程度上集结人力物力搞生产。但是，这种把自身命运、国家前途系于少数领导人手里是非常危险的，一旦他们运用专制的武器对内，我们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当然，战争年代应另作分析。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究竟是先有圣人呢，还是先有大盗。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清楚。俗话说乱世出英雄，盛世产庸吏。从有迹可循的圣人来看，孔子出生的年代在春秋末期，其时周王室衰微不堪，陪臣执国命，乱臣贼子横行。后世的王阳明、曾国藩等或可称为圣人的，都是在统治出现危机，国家内部人心浮动的时候。从这些例子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圣人的出现必然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那么庄子这句话就值得商榷了。我们先来举个例子，人们常说，钱是万恶之源。这句话没有注意到恶和钱出现的时间先后性问题。恶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尾随而来，而钱则是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到一般等价物慢慢发展而来的。所以说，恶在前，钱在后。钱是万恶之源这句话在逻辑上有问题。同理，大盗在前，圣人在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话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庄子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愿景，希望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圣人的时代。因为有圣人的出现必然是不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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