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令山水图册—龚贤

《天下》原文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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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至少有两种句读。一种是“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另一种是“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两种本质上没有差别。

郭象对这句话的理解，跟后来几乎所有学者的理解都不大一样。大多学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天下治方术的人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研究的这一套最厉害”。这里，便能去印证了——信基督的，认为基督最厉害；学佛的，认为佛最智慧；学儒的，认为儒最道德。郭象注：“为其有为则真为，为其真为则无为矣，又何加焉”。要注意，郭象的动心在哪儿呢？郭象说，天下治方术的很多，只要你做的是你该做的事，那就是无为了，还需要增加什么呢？这样说也对。

2

多一种注，多一种感通

在治学的过程中，要参考不同时代人的注本。参考注本，不是为了做裁判，不需要去判断谁更厉害谁是伪诈的。无论谁的注，都可能给我们提供一次感通的机会，它是一个因缘，而不是一个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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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觉也，教者，效也

郭象的注，看起来是正面的肯定。而另外一类，基本都是自以为是，最厉害莫过于此。现在中西医之争，各种教派之争，不同导师的学生之争，比比皆是。这就是机用。若不能明理，就会不知不觉被带入这样的沟里。睁眼闭眼都在二中，将没有办法不困惑。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学者，觉也”，“教者，效也”。所谓“先觉觉后觉”，觉即是能明理。《天下》篇最重要的一个字便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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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六个末来观本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这一小段从末归到本，已经比较完备了。天下治方术的人很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思想，从古至今汗牛充栋。但帮派之争、党同伐异从未改变。

为什么说《天下》篇不单纯是庄子的一个序？王夫之说《天下》篇如古人著书的通例，都是从先圣一直讲到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庄子也不过是借别人说自己而已。之所以有些学人认为《天下》篇是假的，比如胡适，理由就是庄子在这里似乎是在夸自己。这不像是个君子的态度，一个人怎么能自美到这样呢？很容易就能够得出各种各样大相径庭的结论和观点。若把前面推荐的那些序都读一下，你就会发现它的切入点是完全不同的。

庄子无意于去论百家，也无意于去论各种学派。因为一旦论各种学派的关系，就会陷入到辩论，而庄子说辩则不胜。庄子不得闲去作学术评论，庄子只去论本末的关系。所谓“本在于上，末在于下”，如《易经》《中庸》，各法各教都在讲本末。《天下》篇亦是讲本末，用六类人来去做质证。这六类人不可以单纯地目为六个学派，六大类构成了一个整体，用六个“末”来去回观“本”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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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为精，以物为粗

开宗明义。前面是“天下之治方术者多”，下面突然一转“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很显然，“方术”和“道术”，庄子是作了区分的，而很多学者认为方术即是道术。方术和道术在相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道不自生，以物为显。这世间的万类万事皆可以称为粗，凡有形质皆粗。《天下》篇论老子“以本为精，以物为粗”，道即是精。任何一物都是精粗俱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说瓦砾屎溺皆能见道。即便是你最不屑的，它只要是个东西，就有使其所以然者在。道术本是不二的，我们说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道了。只是当我们把术当术的时候，比如你可以持咒也可以站桩，但如果你认为持咒站桩就是修道，那你即便站成水泥柱、坐得像高位截瘫那样有水平，也不行。这里面有一个出入的关系，有一个本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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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不在色相上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不知道本末先后的关系，我们就容易舍本逐末。今天这么多学人汲汲于学有用，就是因为他狭义地界定了什么是用。又或者，虚头巴脑地以为“修道是什么也不干，守静是什么也不干”。静，跟不干，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一个人日理万机不等于他不静，一个人整日抄手闲着不等于他不乱。对于学人来说，动静不是色相层面上的，也不是经验层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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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之难，在于很难突破我们的自以为是

所有的文字，当在学人那儿的时候，它又重开了一个天门。治学最困难的是我们以为自己识字。所有我们识的字都可能给我们构成障碍，比如小时候老师教我们“方”就画个方形，我们再也不知道方就是圆了。只有开始真正治学以后，你才能知道“原来方就是圆”，所谓“大方无隅”。在日常使用层面，方就是方，圆就是圆，不能混淆。但是在治学的层面上，见方就要喻圆。所以，难不在于书难读，而在于我们很难突破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我们自以为识字了，自以为了解庄子了，自以为了解孔子了，读了五百遍《天下》篇就以为熟悉了。人生每一刻都只如初见，人生的每一刻都是新鲜的。所谓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讲的就是日新又新苟新。人要在流变中来去感知，感知自己跟这个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这才叫有文化。你得跟得上那个速度，庄子称为“动而与阳同波，静而与阴同德”。庄子所谓的动静，是个阴阳，是个波流，是个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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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术方术，差别不在手，在心

道术方术，在显相上是一样的东西。比如，同样是杀牛，你技术全国第一，不等于成为庖丁；同样是做饭，比赛能得第一，但不等于成为伊尹这样的人物。百里奚是个擅长喂牛的人，当他能喂牛的时候，他就喂牛；当秦穆公让他治国的时候，治国也无非是喂牛。这就叫有通感。所以，庄子说“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在这里，饭牛是个方术，在百里奚那儿变成了道术；杀牛是个方术，在庖丁那儿变成了道术。这之间微妙的差别在哪儿呢？差别不在手，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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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恭以存其位

一个人一旦以为自己有技术的时候，就没技术；一旦自美，就不美；一旦自贤，就不贤；一旦自以为是君子，他就是个小人；一旦自以为是孝子，他就可能是个忤逆之徒。所以，舜不敢以为自己孝，尧不敢以为自己慈，孔子不敢以为自己是圣人。这不是谦虚，这叫能存其位。惟有谦，能致恭以存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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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是凡圣佛魔同在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庄子在这儿忽然一转，古人所讲的道术到底在哪儿呢？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方术。马上就会有撕裂感。经常有学人说，现在见不到圣人怎么办呢？因为老庄孔孟都死了。以为有区别吗？不是说生在春秋战国，就能见到圣人；不是说生在尧舜禹汤时代，就会以为他是圣人；不是说有幸生在佛陀的村子里，就以为佛陀是佛陀了。

试想，当那个真实的佛陀拿着碗到你家敲门要饭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他一个好脸色呢？所谓叶公好龙，这是永恒的考验。皇帝的新装更是如此，在那个故事中，小朋友说真话，然后是大家知道了真相。但历史不是这样的，历史是：小朋友说了真话，大家都说他不对，他就成了贼，他就成了妖，他就该死。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是凡与圣，佛与魔，罪恶与君子之絜矩之道同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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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古今，不是人为消解时间，而是时间不足以成为限制

“曰：无乎不在。”人是生在盛世还是衰世，从肉身来讲是，当然是看命；但是从生命的自性来讲，什么时候机会都是均等的，什么时候都是有机会饱满的。无乎不在，包括今天。庄子距我们两千年，庄子之前亿万年。以庄子为参照，他之前是古；以我们为参照，庄子也变古了。但是，无乎不在，就已经跨时空了，是无古今的。

每年在蒙城祭庄，我们的七块主祭牌是从庄子的进道七境来的，所谓“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不死不生”。无古今，不是人为地去消解时间，而是时间不足以成为限制。任何一个生命，从色身来讲，是有成毁的。没有人不死，妄想不死，就是打最大的妄念。没有比人不死还痛苦的事了。这个世界没有最坚固的东西，所有最坚固的东西都会毁掉。正因为会毁掉，才会有弥足珍贵的时间感。但是，自有不毁的东西在，这个东西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动力。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类知道有不毁的东西，老子表述为“死而不亡者”，先天地在，后天地也存，恒在，它就是那无乎不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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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人性之光，哪里有明明德之人，哪里就是华夏

既然无乎不在，就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空间和位移的限制。所以，它可以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猫身上，在狗身上，在瓦砾上，在屎溺上。中土之人曾经对于自身和这个世界的认知从来没有落后过。我们也不要因此就说，只有中国人厉害，而西方人只是方着。只要是人，只要有人形，就人性具足。只是各个族类的人，用各自习惯的方式在表达而已。只有表达的不同，没有容量的不同。不是金发碧眼的人就没有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有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孔子就不会有华夷之辩了。这里“华夷”，不是地域上的华夷。夫子欲居九夷，欲乘桴浮于海，所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即便是中原之地，若没有君子也是蛮夷之地了。地理上是没有蛮夷概念的，地理上的蛮夷是一时的假借。君子不会这样认为的，君子不会以外在为标准。哪里有人性之光，哪里有明明德之人，哪里就是华夏。反之，明德不亮，无论多么衣冠楚楚都是蛮夷，都是穿着裤子的猴子。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无乎不在的是什么？是神明。万类皆有神明。要注意这个“明”字，这里做个提醒，大家预习。有人说，《天下》篇好像没有讲儒家？它也没有讲道家！它什么家也没讲。它讲“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它给邹鲁之士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明”。由此可见，庄子对邹鲁这一带君子的深层期许和赞叹。

本文选自连山先生年02.20日直播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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