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对于广大考古工作者以及从事我国上古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意义尤其不凡。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他还指出，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

上古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起点和源头，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许多根本特质、核心内涵、宝贵基因，都酝酿、奠基于上古时期。将上古历史的脉络、特征、规律研究透彻，阐释清楚，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本质，有助于从根本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源和逻辑依据。本年度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亮点，在于历史学与考古学之间积极互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驱动，有力推动了本学科领域研究者理论自觉和学术争鸣风气的形成。研究的重点，是以考古学材料及传世文献为依据，深化了对新石器时代至东周之间诸如“文明和国家起源”“古史理论”“西周史”“史学史”“诸子思想”等问题的认知。

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

距今1万年至年左右，是中华文明酝酿、中华文化精神基因萌芽、中国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人们认识中华文明早期面貌，破解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提供了宝贵线索和可靠证据。刘庆柱、王巍、许宏等人认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中国社会科学报》年9月30日特别策划“考古中的中华文明”）陈胜前认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读书》年第7期）

中国国家起源的道路，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东方特色。（《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南方文物》年第3期）孙波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年第2期）

理性主义是周秦以来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但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神权曾一度作为重要选项被考虑。研究表明，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李禹阶认为，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大都为男性。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年第6期）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的原始民主制度存在先天不足，精神上过度依赖神权，制度上走向“极端民主化”，加之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走上一条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三种缺陷叠加削弱了政权的执行能力和行政效率，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良渚文化原始民主制度崩溃原因蠡测》，《中原文化研究》年第3期）

“五帝”的传说到底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构建”？目前考古学虽然无法为这个问题提供最终答案，但多学科视角仍推动着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这与20世纪前半期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基本否定五帝历史真实性的做法形成对比。沈长云认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五帝起始年代的上限应在公元前年或公元前年，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并已进入农业定居时代，处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解读》，《中原文化研究》年第5期）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的格局，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仍以中原为核心，体现了黄帝部族文化的深远影响力与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建构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三》，《济南大学学报》年第4期）朱乃诚认为，五帝时代可划分为黄帝、颛顼与帝喾、唐尧与虞舜三个时期。与三者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分别是红山文明、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红山文明是否代表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进一步探索。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中国”。（《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年第4期）

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并存和交流就开始成为常态。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有哪些？文明交流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韩建业认为，公元前二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社会科学》年第1期）他还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三个时期发生过规模较大的战争。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演进的辩证关系。（《新石器时代战争与早期中国文明演进》，《社会科学战线》年第10期）袁靖等发现，良渚文化整体的生业状况发展明显不平衡，加之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良渚文化晚期，统治集团和宗教体系可能趋于僵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走向消亡。（《良渚文化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兴衰》，《考古》年第2期）

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不仅有自己的特点，也与世界其他地区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共同的规律性。戴向明认为，从公元前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考古学报》年第3期）血缘与地缘因素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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