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地处河西走廊蜂腰，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山丹民居的特殊性，它历经最早先民居住的窑洞、茅草屋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环境有了巨大改变。由于战乱和土匪的劫害，山丹的庄子出现了，这种特殊的民居，有独门独户的，也有家族联住的。这种高墙坚壁的土庄子其实是从军事坞壁演化而来，坞壁原是军队的防御设施，但在战乱的苦难年代，地方列强已认识到它的作用，建起高墙壁垒，作为自卫的设施来保护自己。由于战乱频仍，人人要自保，所以就到处坞壁林立了。仅以《晋书?祖逖传》中提到的坞壁：“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蓬陂坞主陈川”、“讨诸在坞未附者”、“诸坞主感戴”等为例，即可知当时坞壁的盛行。人口稠密的中原尚且如此，人口稀少、又是各民族聚居的河西，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坞壁的形式就更适合河西汉族人群的生产、生活以及防御和进攻的需求了。河西及其周围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马多,倘若没有这类坞壁，土地宽阔而又相对平坦的河西，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就很难想像了。隋文帝杨坚时，“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虽未执行，但皇帝提倡，势在必行。后来到了明清时期，河西在早已有坞壁的基础上，庄子的建设就更盛行了。凭这些坞壁、庄子，土匪的马队是冲不进来的，既然冲不进来，坞壁也可以发箭自卫，马队就只得退却。若当时条件成熟，也可开坞门反击。土匪的马队一走，天开云散，人们又可继续生产，照常生活了。坞壁所发挥的作用是如此地不可替代，因此，河西到处坞壁林立。老辈人常说的“老庄子”，就是指坞壁。

山丹庄子最多的地域就是靠近长城的焉支山脚下的陈户和霍城等地。袁学儒老人对陈户村的庄子历历在数，在他的笔下一个个充满神秘、曲折离奇的庄子故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张来福火烧韩家庄子

韩家庄子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打造起来的。这个时期的匪盗猖撅，“山野行人少，入夜闭户早”。打庄子一时兴起，但也主要是有经济实力的人家。韩家庄子主人叫韩家福，是新河驿的富户。庄子建好后，为防匪防盗，韩家人从庄子内修了一条通向庄子外的地道。韩家人万万没想到，这个地道会害了一家大小的性命，异常惨烈。韩家庄子能让人记住就是因为一个叫张来福的人。

民国时期，山丹县农村流传着一句民谣：“中华民国十九年，官逼民反杀委员”。这句民谣所指的是民国十九年（年）农历正月二十六山丹县张湾村农民张来福领导下的下孙家营农民杀贪官祭旗暴动事件。

民国十八年，甘肃大旱山丹县旱情尤为严重。继上年旱情，当年春耕失种，既使种者也出苗甚少，禾苗枯槁，虫害成灾，大地寸草不生，粮价随之暴涨，斗麦四五十元白银。广大农民生活艰维，挣扎在死亡线上，树皮、草根剥挖吃光，出现了“人吃人、狗吃狗、鹰雀老鸦吃石头”、“饿晕倒于路旁的灾民，无人去救，活活被狗狼吃掉”等目不忍睹的惨状。在县城虽有商贾富户施舍炒面，但涌入者甚众，人仅盈把，塞入口中未及肠胃就叹息，故饿毙者枕藉相望，洒泪待死。

在瘟疫盛行、饥馑遍地、哀鸿遍野的惨景下，官府衙门不顾老百姓死活，慌报民情，掩盖灾情，反借烟亩罚款加重苛税。县警察局长应朝林，催粮委员刘黎、张世保等恶吏，借机催粮逼款，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他们经常带领警丁到各乡各村豪取巧夺，鱼肉乡民，动辄对百姓捆绑吊打。搞得乡间人心惊慌，鸡犬不宁，致使生灵荼炭，民怨沸腾。

老百姓对这些贪心不足、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们切齿痛恨，欲杀之而后快。因时有兵变民反者之传闻，张来福识些字，了解一些历史，故“官逼民反”也在私下里酝酿。下孙家营的农民暴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爆发的。

清光绪后期，已而立之年的张来福的父亲张培贤还是光棍一条。这时有一位流落山丹谋生的河州人到了张家湾子（又叫张家磨湾子，现位奇镇张湾村）。不久便和张培贤交上了朋友。于是河州人便把他们那里的一位李姓寡妇介绍给了张培贤。“千里姻缘一线牵”，张培贤的好友陈科忠（后成了张来福干爹）等3人日夜赶程到河州成了亲。光绪26年（年）张来福出生于这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苦家庭。数月后，因无房无地，难以维生，张培贤夫妇抱着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出河州，坐羊皮筏子过黄河，转青海境内，过大湖湾，爬俄博，出扁都口，回到老家张家湾子。

回到本土后，为继承祖业，盼来幸福，他父亲为其取名“来福”。童年时期的张来福，机敏过人，善于交友。虽家道贫寒，父母节衣缩食，供他到私塾读书数年，使他识文达礼。后因家境越来越艰难而辍学，在家跟父务农。他父亲去世后，寡母孤子相依为命。后来为生计所迫，张来福曾在兰州城防队当兵数年。为侍养寡母，请求辞呈回到了家中。其间，往返于河州等地谋生，严酷的社会现实和苦于奔波的磨难，铸就了他桀骛不驯、嫉恶如仇、不畏强暴的性格。他人虽身处茅屋，却血气方刚，怀有壮志，非常崇拜古代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他和既是近邻关系，又是亲戚连带的高亨国、姜奎文、周秉谦等热血青年经常聚在一起讲述岳飞、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谈论黑暗社会的现状，遂产生了杀贪官为民除害的动机。

正在这时，据说是太平天国后裔的杨廉膺携眷带子从兰州来山丹新何堡居住，以传授武艺、强身报国为名，秘密活动扩大反清组织“红枪会”。张来福萍水相逢，巧遇良师。请杨廉膺来家，杀鸡煮酒相待，约来高亨国众家兄弟拜师，天阴下雨，更深人静时在下孙家营大庙（接音寺）弄棒舞棍，叙古论今，“讲经说法”，逐渐使张来福等人坚定了反抗黑暗的信心。

兵马未动，粮草先运。他们商量就绪，为保证起事成功，同时能得到武器和物资及社会有关人士的协力，张来福通过关系与富户韩家福和家住铁门庄子的民团团长王贵珍频频接触，意在使他俩出枪出马。韩王两家处于渔利相争和拉拢扩大各自的势力，都假意应诺。因为张来福的活动是以帮会形式进行的，是以耍枪弄棍这一民间传统的健身活动为掩护的，所以他们的真正意图，当时并没引起官府和韩、王两家的怀疑。经过年余时间的秘密串联，民国十九年正月事发前，他们已发展群众数十人。

民国十九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年2月24日），县警察局长应朝林带领警丁数人到下孙家营催粮逼款。张来福与姜奎文、高享国密议准备当晚杀死应朝林举事，并将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应朝林及其随从当夜被安排住在姜奎文家中。姜叫家人做了一顿好饭菜，并假意应酬。待应朝林一伙酒足饭饱后，夜幕降临时，由姜奎文、杨怀林诱应朝林吸食大烟。张得善、邓学禹等人将应的警丁诱入刘家弯弯赌博、玩女人，分隔开来，乘其不备，收缴了枪弹，绑起来看管。晚9时许，张来福、高亨国、杨德春等人冲进应朝林吸大烟的房间，结果了这个贪官的性命。接着，在村子里点起了火把，派人到各村通知已被发动的群众是夜到下孙家营大庙集中，在“官逼民反”四个大字的旗帜下，用贪官的人头祭旗，盟誓造反。

当晚，参加暴动的群众有三四十人，大部为青壮年，也有十四五岁的少年。大家推张来福为指挥，姜奎文、周秉谦为副指挥，高亨国为参谋长。一场有计划的农民暴动终于在下孙家营这个在历史上曾有过驻军把守的僻壤穷乡爆发了。同时，也传来了不利消息：派去叫韩家福的杨德春趴在马背上回来了。他说，韩家福一听杀死了官府人，竟背信弃义，紧闭庄门，躲在高墙深院里向他开枪打断了一条腿。原来在举事前，张来福曾和韩家主人商量起事时用枪用钱物的事。但起事后韩却反约，并开枪打伤了联络人员杨德春。张来福一听，立即率众攻韩家庄，因庄门紧闭，墙高难以攻克，遂串队南上经石城门，辗转高家湖、上下寨子和东西沟。他们所到之处，穷苦农民纷纷加入暴动队伍。数日之内响应者达三百多人时，张来福率众二次攻打韩家庄，他在三月二十日率众用火烧开韩家庄门，逼庄子里的人窜入了地道。张来福令人用胡麻杆等烧、薰死地道内几十人（有人说六七十人，赵凯说四十六人，张兴敏以碑为据说二十四人。二〇〇二年七十八岁的杲天华说，当时他姑妈带着三岁孙子（也被烧死）给韩家“磨锅上”（做饭打杂）时常说：“吃饭的二十几人”。）可怜韩家福及眷属等近30多口熏死在地道内。接着，张来福又率众南进范家营，收缴了王贵珍的部分枪支马匹，得到了粮秣给养，壮大了起义队伍。

后来驻张掖军队马麟派团长杨得光带领人马追来，张来福立即率众至马喝喇寺北的汪家山嘴子，利用横竖于山嘴子的岩石和沿山高沟阻击马部。暴动群众因武器低劣，寡不敌众被打散。张来福率余众冲出重围，从平顶山低洼处进入红山“风匣沟”，集中了被打散的民众，经“贼窑沟”，过武家长沟，撤向大马营，到了黑城（今霍城）吴家庄。

在暴动群众进退维谷时，适逢驻永昌马部营长韩某（名不清）率三百余兵哗变。张来福派能说而胆大的张德善去联系，遂与韩部联合。由韩某出任指挥、张来福为副指挥，姜奎文、高亨国、周秉谦任营连副职。暴动队伍的领导权落入了旧军人之手。张来福寄人篱下，处处受限。

是年4月，暴动队伍至玉门昌马堡，韩某接受马步芳招抚，裹胁张来福坚意不从，欲率其部东归，韩某带人将张来福部众包围，激战中张来福受伤被俘，遭韩枪杀，时年仅三十岁。和张来福一起组织农民起事的4人，只有高亨国一人死里逃生。他偷偷掩埋了张来福尸体向西而去。

至此，张来福领导的农民暴动，在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之下，惨遭失败。韩家庄子的故事也因此被人们铭刻在了记忆中。

（袁学儒：山丹农行退休干部　题字：郭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