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内容太多了，在此我们只提出纲要，但是有此纲要就引出来另一个大问题。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究竟是哪一家指导思想，使天下得太平，历史起光辉？这不是为了研究过去的历史，而是为了要展开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问题。青年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不是为了读《庄子》研究古书，所谓“温故而知新”，是要启发未来的思想，那才是重要的。
其次我们提出来历史上一个关键之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先说汉朝有名的文景之治，在历史文化上，都认为政治思想的主题是黄老，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八个字：“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黄老是放在口袋里用，外面招牌上挂的是孔孟的儒家思想。这八个字就是我们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历史上的大秘密。
它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庄子提出来的四点：“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
我们先从个人修道方面去了解。所谓“以刑为体”，“刑”就是政治上这个“治”，也就是管理。所以后世道家讲到修道的，如佛家的引用，若要长生必须先学死，这个死，就是杀的作用。为什么要长生先要学死呢？就是把心里的烦恼、杂念、胡思乱想等，通通杀光；这样一来，生命的本能才能恢复本来的长生不死。
关于心里面这些烦恼，怎么把它杀死掉呢？必须要自己来治理；每当一个思想、观念，烦恼起来的时候，自己要警觉到，这都是不好的，要把它去掉。道家后来有两句俗语，“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一个人要想得长生的话，“未死先学死”，不是自己吃安眠药去死，而是心念一生起，就要把这个心念杀掉，那么自己生命心性的本体，就可以得到清明了。
所以杀掉自己心念的修法，就叫做“刑”，刑也就是杀的意思。因此，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严格，就像法律上的刑杀一样，去恶存善，去掉恶业，只保存善业，这是“以刑为体”，讲修道的作用。但是，专注在杀死自己的念头，还只是消极的，不够的；所以要“以礼为翼”，“礼”就是中国文化所讲《礼记》这个礼。
如果要解释礼是什么，勉强的说，就是文化的精神。这个说法对不对呢？不一定对，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用现在比较流通、漂亮的名词来讲。真正的礼是什么？古人的解释，“礼者，理也”，礼就是道理，换句话说，它包括了一切文化的原则。那么礼是讲什么呢？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哲学最高原则，是讲礼治，礼治是注重文化的教育，全面的教育。礼不够的话，教育道德就不够，那时只好用法了，就是“以刑为体”。
“以礼为翼”，礼的真精神是自然的道德。光把自己管理得很严，以刑为体修养这个心性，也是不够的，必须要以礼为翼，了解礼的真精神。我们引用《礼记》开头第一篇的一句话“毋不敬，俨若思”来说明礼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讲一个人的修养程度，到了随时随地没有杂念，没有妄念，没有乱想，也没有恶念，随时随地对自己身心都是严肃的，这种形态就是俨若思。看起来，这个人好像在那里想一件事情，但是他没有想，因为他在静止状态；这六个字就是后世所讲的，随时在入定的状态。
人到了心境永远在定境上，在清静无为的境界中，那也根本不需要管理自己了，不需像刑法一样，去管理念头了。所以说，光是以刑为体，还不够，必须要以礼为翼，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辅助自己，然后去处世。
“以知为时”，这个知，就是智慧成就。所谓知，可以引用孔子在《易经》所讲的“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所以圣人之道，是知进退存亡，这个知是智慧。所以得道的人，应该具备了“以知为时”，随时随地晓得自处之道，什么时候该进一步，什么时候该退一步。“以德为循”，随时在道德的行为上，知道人生的方向，自己走一条正路。这四点，我们特别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特别说明呢？其中有个关键点。大家都晓得，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伟大光辉的时代，那些帝王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家的黄老之学，尤其注重老子。实际上，是以老子做招牌，真正用的是《庄子》，《庄子》相当于儒家的《孟子》一样，老子则等于儒家的孔子。汉唐两代，所谓黄老的政治，实际上是以《庄子》为主的。
但是，我们看到后世的说法，尤其最近一百年来，有许多谈论中国政治思想的，所谓黄老之治，都以老子为根本。老子主张“无为”，因此认为那些辉煌朝代的帝王是无为之治，那么，什么才是无为？当皇帝什么都不管，那他管什么？大概只管吃饭。所以把无为解释成什么都不管，是很莫名其妙的话。
现在我们可以了解，所谓汉唐黄老之治的用法，就是《庄子》这一段的精华。所以说黄老之治，是道德的政治，这一点首先要了解。
老子讲的“吾有三宝”，佛家讲皈依佛法僧三宝，三宝的观念名词，是老子先提出来。哪三宝呢？“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做人做事，小之于个人，大之于天下国家，都一样。“曰慈”就是儒家所谓仁爱，这个很容易明白。“曰俭”，这个俭不是说省钱，包括节省钱，节省精神；一件事情的简单化，简单明了就把事办好，这是简的道理。“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永远跟在人家后面，而是万事不要突出，要因势利导的意思。如果不知道因势利导的话，永远做不好事情。
譬如大水来了，没有办法挡住，你硬要挡这个水，会出更大的问题，一定要把水流疏导开了，然后顺这个水势一转，就把水灾解除；这是因势利导，中间应用起来，方法当然很多，要能应用得很巧妙，就是太极拳原理，以四两拨千斤，也就是兵法上所讲的，以弱击强，以寡击众。这都是老子所讲的无为，由“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所引出来的道理。
像文景之治，实际上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这四句话。所谓无为之道，是讲为人上者，作领导人的无为；而把国家大事，一切付之于法治，就是“以刑为体”。这是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也就是现代所谓制度化的观念，将一切归之于制度。所以，上面的领导人，他在这个位置，等于一个手指头，只要按到一个电钮，整个制度就跟着动了起来，所谓损力少，成事多，这就是无为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要看到“刑”字，就认为完全归之于法治。首先要了解历史，在我们历史的经验上很多，完全依赖法治会天下大乱；如果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乱；这就是应用之妙了，所以要配合上面庄子的这四句话。在历史如汉唐的鼎盛时代，真正的引用，就是《庄子》这一段东西，也包括了《庄子》后面《外篇》和《杂篇》所有的内容。
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上，还有个东西需要了解的，就是法家的学问；法家的学问也出于道家。法家是非常残酷的，历史上记载，刑法太严格的法治，就变成一个残酷的时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由司马迁开始，把完全讲法治的人，另外归类，列入酷吏这个传记里。刑法过重，法令太严密，那就是严刑峻法，在我们的文化史上，素来认为那是错误的。严刑峻法，也不是法家的真正精神。
酷吏是专用法治的，看这些法家残酷的法治，有个问题就来了，法家怎么会出在道家呢？道家是讲道德、清静无为，讲慈悲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偏差呢？我们要知道，一个讲清净无为修道的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对人对己的要求就非常严格。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我们学佛本来要解脱，一个学佛的人，自己性命也不管了，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还自在的一个人，结果出了家，反而觉得很不自在；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戒律。
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的严格，管理的严格，于是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说，法家，拿整个文化思想来讲，就是戒律；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全面的戒律；用之太过呢，就变成残酷了；用之恰当呢，法家就是治世最重要的规范。所以，庄子这里提出来。光“以刑为体”是不行的，还要“以礼为翼”。
由此我们再看儒家的两句话，孟子说得很彻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光讲道德，劝人为善，那可以用于宗教，不能用之于政治；宗教就是这样，慈悲嘛！宗教家认为，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那是做不到的。只劝人为善，没有一个规范，属于很高的理想，实行起来不但做不到，还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必须要用法治作为辅导。如果光信赖法治，则“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己连路都走不通了，反而把自己困住。我们懂了儒家这两句话，再看《庄子》的“以刑为体，以礼为翼”，就明白了。所以儒家、道家也是相通的。
实际上，历代的帝王所用的秘诀，大原则大政治，就是《庄子》这一段，“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所以讲中国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这个就是关键。这些秘密帝王们尽管用，可用不可讲，讲了就不能当帝王，只能当教书匠了。如果你们学会了这个秘诀，想当了不起的人，或者当一个老板，也是可以用不能讲，这一点特别说明一下。
个人的修养道德，处人做事也都是这个原则。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不限于出世，也不限于入世，唯有得道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因为他身入世而心解脱，心是出世了。我们讲人这个生命，如果不得道，自己做不了主宰，被外在的环境，物理世界，以及自己身体所支配，当然就不能支配自己的生命。
只有得道的人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也才有资格入世，立大功，成大业。不过成功以后，也都是老子的路线，“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所以一切的成功不必在我，帮助别人成功以后，自己偷偷地溜走了，这就是道家的思想，也是自然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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