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第篇：清谈、玄学及竹林七贤。

司马昭掌权之后，清谈、玄学的方向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有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看见司马氏家的皇权既已是牢固而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仍然加入清谈，探究玄学，在表面上附会风雅，而内心里却是十分渴望有机会攀附既得势力。前述向秀与司马昭的对答代表了这样的转变，后来的郭象转变更加明显。

郭象早年闲居家中，读书写文章自娱自乐，拒绝州郡的征辟，但在八王之乱时却参加了东海王司马越的阵营，位居要津并且权倾朝野。因而郭象发表的《庄子注》可以说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多少有一些为既得权势宣传的味道。向郭本《庄子注》里的注解不但有部分和何宴、王弼的“贵无”观念冲突，在许多后代的学者看来，甚至曲解了庄子的本意。

还是举一个例子：《庄子.逍遥游》里提到有一种大鹏鸟借着海风大起时，展开翅膀“抟扶摇而上九万里”，无拘无束地往南飞。蝉和小鸠鸟却笑大鹏鸟何必飞那么远，因为它们能够飞到小树的枝头就已经很满足了；就算飞不上去，掉下来到地上也无所谓。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寓言主要是说浅薄无知之辈无法和格局远大而超拔的人比拟。但在向郭本《庄子注》里的解释，却是说大小虽然有差别，只要各自的天性得到满足，两者同样都是逍遥。“适性逍遥”引申的意思就是人要各安本分，满足于现状。

在举一个例子。《庄子.秋水》里说：牛和马都有四条腿，这是自然的；若是把缰辔套在马头上，或是用绳子穿住牛的鼻孔，那就是人为。庄子的意思是反对人为的方法来违反自然，但郭象的注解却说牛、马既然被人驯服，那么加上缰辔、绳络就是”天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阮籍、刘伶等人最痛恨的莫过于名教，但依郭象的解释，名教和自然却是不冲突的，一个人可以在庙堂之上为官，而仍然保持内心自然，和身处山林之中一样。经过这样的解释，既好虚名，又想做官的行为于是得到合理解释，虚无思想带来的名教危机也得到了舒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