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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老学研究的路线问题，接下来谈一谈老学研究方法。
学老学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老学，也适用于易学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对于不同的古代典籍，许多研究的方法是可以通用的。今天我们讲的小学和大学，是指现代教育体系的两个不同教育等级。可是在汉代，小学一词指文字训诂之学，大学一词指研究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学问。所以，西汉时所谓的小学其实是古人对语言文字进行研究的一种技术学。西汉初年的毛亨著有一本《诗诂传训》，这里的“诂”、“训”、“传”就是毛亨创立的针对《诗经》字词义的三种训释方式。汉代以后，这门“求真”“求是”的学问基本上就绝迹了。作为“经术政教之道”的老子政治学说被人们淡忘了，衍变为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学等思想，玄学、道学、佛学、儒学、理学等思想在中国社会持续发展演变，长期盛而不衰，空谈心性的风气始终充斥学界。直到明末训诂之学才再次兴起，学界才算有了一股清流，在清代的乾嘉时期达到兴盛，一直持续到今天。
?《红旗》杂志于年第14期登载了施向东的《义理、考据和辞章》，施向东是胡绳、王忍之和郑惠的合用笔名。文中引用了拉法格回忆录里面的一段话：“马克思……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实证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一趟。”看来求真务实是中外学界都要追求的普世价值。东南亚一代的有些国家，有崇拜活女神的习俗，女孩子三四岁就被挑选出来，作为活的女神被祭拜。女孩们必须终日生活在庙中，失去了一切自由和玩伴，不能上学，不能随便与人说话，脚不能沾地，出行都要依靠僧侣的抬抱或做车，不能自由出行。这些女孩子生理成熟以后，就被抛弃了，开始了悲惨的生活。这些被选为活女神的女孩们，完全失去了活出真实的自己的机会，一生身不由己，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成为地区信仰的牺牲品。
?老子却恰恰相反，死了以后才被请上来了神坛，失去了真实的自己。《老子》一书，原本是救国救民救君王的“政教经术之道”，汉代以来，一下子变身为修身炼性化命的道书。自从老子被捧上了道坛，成为了“太清道德天尊”，《老子》一书就被奉为了“经”，从原先大乘的著作一下子沦落为小乘的“道德经”和“德道经”了。不但老子的政治学术大家身份不为世人所知，而且《老子》一书也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至于误读和误解难以计数，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老子真实的政治学术思想被湮没在了各种奇谈怪论中。不论是汉武帝时的五经，唐代时的九经，宋哲宗时的十三经，《道德经》从未进入正式的官方指定的学习“经”典中。清代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多种，而经部书就有多种，《老子》只在子部。
看来官方学者们在认定《老子》是不是“经”这件事上，还是有清醒的头脑。最早研究《老子》的战国末期学者韩非著有《解老》和《喻老》，虽然韩非之前六、七十年的庄子已经在《庄子·天下》来称呼《墨子》为《墨经》，可是韩非并没有把《老子》称呼为“经”。韩非《显学》感叹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那对于《老子》一书，如何来“定‘老’之学”呢？
?好了，转回到老学研究方法上来。说这么多，就是说明一下，三千年以前已经存在学说“失真”的问题，也存在学说如何“保真”和“寻真”的难题。这里用各种材料来证明《老子》和《道德经》不同名称的历史背景原因和背后原因，也是对《老子》的“寻真”。
胡适曾说过一句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这句话后来演变成“历史像个小姑娘，任人打扮”。不管怎么说，清洗掉涂抹在小姑娘身上的脂粉和油渍，让老子走下神坛，认识真实的老子，还原《老子》一书真实的面貌，这是时代交付给我们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老子原典的目标。
庄子曾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sì]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意思是这只神龟，是愿意成为死去以后的尊贵的骨骸呢？还是愿意成为一只在烂泥里自由生活的动物呢？我想，真实地解读和阅读《老子》原典，让老子的思想真实地表达出来，展露在世人面前，假如老子地下有知，这肯定也是他的愿望。你想想，有谁愿意别人歪曲和篡改他的思想本意呢？
启功先生的《坚净居忆往》有一篇《苏诗中两疑字》，其中提到苏东坡狱中寄子由诗第一首结句：“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启功先生认为“世世俱为兄弟，此非东坡所能知”，如果“结来生未了因”是“预祝之词”，那么“又”的本字当为“愿”字。又根据“佛家因果之说”，认为“今生既为兄弟，此果也，又将成为来生再为兄弟之因”，可是这里却说“世世”，显然与下句矛盾，从而推断“两‘世’字中前一字当有误”。至于前一“世”字的本字，启功先生从“形近”的角度认为可能是“此”字，从“声近”的角度认为可能是“是”字，两相对比，“‘世’去、‘是’上，其调不同”，于是认为“‘此’字为近理”。再从佛理推断，“盖此世之果，又结来生之因也”。后来从影印常熟翁氏所藏宋本《施顾注苏诗》得到证明，“世”的本字果然是“此”字。
启功先生又提到苏东坡《书鄢[yān]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对其中的“赋诗必此诗”感到怀疑，后来读到王静庵先生《人间词话》、沈伯时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语，“乃悟东坡此句中后一‘诗’字，殆为‘语’字之误”。
可是没有找到其他的版本来佐证，启功先生谦虚地说“此桩公案之结，尚有待于异日”。启功举这两个例子，说自己的这种“校勘之学”叫做“理校法”。这种办法最初来自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卷六：“四曰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启功先生遗憾地说：“东坡此诗，又安知他日不遇善本如嘉靖闽刻《后汉书》者乎？即使天壤众本，皆刻‘诗’字，亦难释其可疑之理焉。”其实即使无法“得古本证之”，“赋诗必此诗”当为“赋诗必此词”，因为“推断无讹，以其理在耳”。这种“理校法”是我在研究老学和易学时经常使用的方法。
以往的考据方法，除了“理校法”意外，从分类的角度来看，还有这样几种：一、文字训法。文字又有音形义三属性，所以又可分为声训法，形训法、义训法、声形训法、声义训法、形义训法、和形义声训法七种。二、文意训法，根据本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来判断。三、版本训法。限于篇幅，以上训诂方法不一一详述。
清末著名学者俞樾，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一生“拼命著书”，在训诂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在《古书疑义举例》卷三解释《周易·鼎彖传》的“鼎，象也”说：“……《周易》‘象’字，依《说文》当作‘像’。……读若养字之养。”这是属于声训法，但是俞樾这里训“象”为“养”的看法却不恰当。鼎是古人烹调的器具，这里的“象当训为‘享’”。烹、享、亨三字，古人往往难分。
说到这里，一定要联系《老子》一书来解释，第三十五章说:“执大象，天下往。”第四十一章:“大象无形”。这里的“大象”都是“大享”，“象”都通“享”，“形”通“刑”。“大享”是指合祀先王的一种祭礼，祭礼当然要烹调食物，更关键是有时候还要烹调敌人。《史记》不是说项羽威胁刘邦说，我要烹杀你的父亲，刘邦说，我和你是结拜弟兄，你要是烹调了，也分我一碗吗？这里对这个训诂的结果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详细的解释以后再说，这里只围绕着研究方法来做汇报。
大家可能会提问，你说的究竟对不对？大学里的专家教授们承认了吗？或者问，启功先生这里提到的“理校法”，训诂的结果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启功先生对自己“赋诗必此语”的“语”的结果，也是希望“得古本证之”。因为他自己怎么好意思说“我的看法就是绝对正确的”？只好委婉地说“得古本证之”，“聊备一格”，意思是说“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罢了。赫胥黎说过一句话，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学习和交流的。我也不能保证我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从古到今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包括在学术方面，失误总是难免的。如果有人能够提出批评指正，那是再感激不过了。也就是为大家“聊备一格”罢了。至于说要得到大学里“专家教授”的认可，我只是一个生活在小县城里的小市民，是没有那种身份和机会能攀上一位“专家教授”来为我背书的。
?怎么样来推敲历史事实？学术研究的方法，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很有道理。他主张要把“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相结合，综合分析，来做“证明”。既要拼“证据”，又要拼“道理”，以事实为依据，以事理为准绳，在道理和事实两个方面都通达无碍，没有可疑，十分可信，那就有了可信度和公信力了。我把自己的这一套做学问的方法概括起来，叫做“事理双证法”或者“自由心证法”。赫胥黎所说的“心里觉得”就是这个“自由心”。启功先生的“赋诗必此语”的“语”的结果，可能永远无法“得古本证之”。但是不论从诗的平仄格律的角度，还是遣词炼字的角度，不论是从诗人写诗的事上，还是要符合写诗的规律的理上来判断，都像赫胥黎所说的“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尽管许多人有崇拜权威的习惯，但是在这里也不需要请哪一个“专家教授”来确认，我完全相信“赋诗必此诗”为“赋诗必此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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