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服上爬满了“虱”

——《叫魂》有感

文

周晓萍

这是我第二遍看此书，也许是年龄或是阅历的增加，再次阅读有了比之前有更多的思考与收获。《叫魂》不是一本“好”读的书，但随着叙事和思考的深入，我发现，在体验严谨资料和逻辑论述带来的真实历史的同时，我享受到阅读的快感和想象力。

孔飞力是谁？他与中国的渊源是怎么形成的？孔飞力先生出生在英国一个德裔犹太人家庭，其父母是新闻记者。他在哈佛大学本科时候所学的专业不是历史，而是人类学。他20世纪50年代进入哈佛学习历史的时候，恰逢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转型时期。一些欧洲汉学家不仅掌握中国文言文，而且能读好几种中亚文字，像突厥文、蒙古文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需要对冷战时期的一些对手，像中国、苏联等进行全方位了解，所以大学开始注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历史、语言和文化。孔飞力进入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刚好就是这样一个学术潮流发生转变的时刻，欧洲汉学传统还在，但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开始起步。

孔飞力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时候，美国历史学界正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结合了地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看重地理、物质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注重心态史的研究。孔飞力受其影响很深，他的几部学术著作都表现出一种跨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限，从细处着手，最终完成宏大历史叙事的特色。孔飞力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强项，那就是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研读档案史料的功力，用一手档案史料结合年鉴学派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是孔飞力的独到之处。（这在《叫魂》一书中深刻的体现出来）

从年到年，孔飞力从英国回到美国，当时 刚刚结束，冷战方兴未艾，美国军队中给士兵教授中文，孔飞力在这个时候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年孔飞力服兵役结束后，前往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孔飞力从哈佛毕业后，年前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在那里前后工作了大约15年，一直到年被哈佛返聘回来接替费正清的大学教席。年，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在此位置上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期间，他曾担任历史系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系博士生导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等一系列学术及行政职务。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美国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与探索，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汉学家研究历史的严肃严谨及强大的思辨力，《叫魂》一书中可以窥见孔飞力先生的对历史的思考及理念。

年，这一年的春天在浙江省的德清县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妖人指使手下四处剪人发辫，施以符咒取人灵魂，被剪发者会因此丧命，江南百姓称这种令人不寒而栗又防不胜防的妖术为叫魂，随后的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然而这样的极端状态延续了几个月后，从皇帝到军机处的大臣们逐渐发现所谓的妖人妖术没有一个能够证实，而被屡屡供出的他们认为的躲在幕后出谋划策的大人物一个也没有抓到。朝廷高层终于幡然醒悟，渐渐的看清楚这一切不过是一场谎言， 由乾隆皇帝下令停止调查为终。事后才查明扰动大半个中国的叫魂大恐慌最初源于德清县一个小庙和尚为争夺香客而制造的谣言。

而此书最精彩的部分不是在给我们讲述一个“叫魂”的故事，而是讲述“叫魂”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故事。盛世背景下弘历为什么会如此恐慌，会将民间巫术与谋反、“政治罪”联系起来？官僚和民众为什么会如此惶惶不得终日？

虽然经过祖父辈的艰辛努力，清朝政府已日趋安稳与繁荣，但隐藏在弘历内心的不安恐惧甚至矛盾从未消减。他最担心的就是谋反和汉化，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直到乾隆年间依然在民间传递，“叫魂案”和剪发辫联系起来，这使得满族征服者们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担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剪发、留发这样的话题，重新燃起汉人对异族统治的仇恨怒火。而对于汉化之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觉得他是很纠结，很痛苦的。表面上看，满族是征服者，是胜利者，但渐渐发现清朝最终并没有朝自己的文化方向发展，而是不可避免的趋向汉化。贵族们在身体上不再彪悍勇猛，而变得慵懒，喜欢享受。在文化上已不能流利的用满语写作。这些发现更让弘历觉得羞辱又无奈，同时他为自己既羡慕江南的生活方式，又要努力的去抵制这种在他看来奢靡的没有生命力的江南文化而深感痛苦。这种深层的不安与焦虑让他面对微小的社会事件就如履薄冰，诚惶诚恐，深怕自己的政权会被汉人颠覆。正如孔飞力所言，这恰恰证明了统治者的软弱自卑和非理性，要么满足于现世的繁荣，挥霍无度，要么在其中恐惧不安，将一切不安定的因素遏制在萌芽之中，而不是去思考为什么会有人反抗，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正是缺乏这样的思考力，使得历史永远在不断的轮回和重复。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那么，官僚们的恐惧是什么呢？他们未必会有弘历的思虑，他们的恐慌源于如何应对主子。此书中较见功力的是孔先生对官僚制度的本质一针见血的剖析，君主的专权和官僚的常规权力在不平等的背景中互相“包容与融合”，而不是互相制衡。这使得下层官员不得不去猜测去迎合主子的心思，他们一方面担心事态发展难以收拾，另一方面又害怕触怒龙颜，危及自身，自己的官职乃至生命都将付出代价。可悲的是，事态发展到 ，依然罪降其身。我想知道的是，在这其中，曾经有多少官员发现了这场叫魂事件有诸多疑点与冤屈，为什么我们都缺乏道德勇气？

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全社会歇斯底里的一场演出？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还应和民间社会的扭曲心态有关。这恐怕是让人最最痛心的部分，因为他们在这个权力体系中是失语者，无论是被认定是“叫魂”者，还是其他受害者抑或报案者。那些叫魂者，他们是一群没有经济基础的人，比如僧人，大部分人需要外出化缘，他们所依赖的生活都要靠他人施舍，所以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都处于 层，被淹没在主流群体之下而不得。同时又无依无靠，一旦受到权力者的攻击，无人相助，只能仅凭天命，可见他们的社会地位卑微，受歧视受打压的机率很高。他们不仅要受到皇权的压制，官僚的压迫，更可怕的是民间普通百姓对他们的藐视和恶意的举报。虽然 翻案了，但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一次光明正大的公正的平等的对待。有的早已冤死狱中，有的哪怕出狱后没有相应的关照，依然流浪，居无定所，一切都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他们是整场“闹剧”中 的受害者，无人为他们发声。

而那些普通民众呢，他们的恃强凌弱是将那些无辜的乞丐游僧置于死地的直接原因，其心理也颇为复杂。当时的经济发展看似繁盛，实为脆弱，更严重的是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贫富悬殊加大，人人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有些流民的确会以妖术等来行骗，进而导致当地民众对流民感到更加畏惧，并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最终这种恐惧心理和对抗意识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如作者所言“清剿成为大街上的武器”时，那种人人自危，人人自保，因害怕妖术殃及自身引发的全民恐慌，有时可以理解和包容的，但这不足以成为他们去 他人的理由，尤其是不负责任的泄愤于他人的行为更令人厌恶生恨。可惜的是任何时代，我们都没有逃脱过这种宿命。

孔飞力当年对译者陈兼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能看懂吗”？我不禁扪心自问，我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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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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