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原序（宋）张商英

《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

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

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人间。然其传者，特黄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尽哉。

余窃尝评之：“‘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之圣贤皆尽心焉。尧钦若昊天，舜齐七政，禹叙九畴，傅说陈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设天地四时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阴阳。孔子欲无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阴符经》曰：‘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道至于此，则鬼神变化，皆不逃吾之术，而况于刑名度数之间者欤！’”

黄石公，秦之隐君子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傅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

然则，黄石公知秦之将亡，汉之将兴，故以此《书》授子房。而子房者，岂能尽知其《书》哉！凡子房之所以为子房者，仅能用其一二耳。

《书》曰：“阴计外泄者败。”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王韩信矣；《书》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尝劝高帝侯雍齿矣；《书》曰：“决策于不仁者险。”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罢封六国矣；《书》曰：“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子房用之，尝致四皓而立惠帝矣；《书》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尝择留自封矣；《书》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尝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矣。

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自汉以来，章句文词之学炽，而知道之士极少。如诸葛亮、王猛、房乔、裴度等辈，虽号为一时贤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仿佛。此《书》所以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也。

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

《素书》原典

原始章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正道章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求人之志章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损恶，所以禳过。贬酒阙色，所以无污；避嫌远疑，所以不误。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俭谦约，所以自守；深计远虑，所以不穷。亲仁友直，所以扶颠；近恕笃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殚恶斥谗，所以止乱；推古验今，所以不惑；先揆后度，所以应卒。设变致权，所以解结；括囊顺会，所以无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终。

本宗道德章

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短莫短于苟得，幽莫幽于贪鄙，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疑，败莫败于多私。

遵义章

以明示下者暗，有过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

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近色远贤者昏，女谒公行者乱，私人以官者浮。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

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以过弃功者损，群下外异者沦，既用不任者疏。行赏吝色者沮，多许少与者怨，既迎而拒者乖。

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念旧而弃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为人择官者乱，失其所强者弱。决策于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战士贫，游士富者衰。货赂公行者昧。

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安礼章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豫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饥在贱农，寒在惰织。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上无常操，下多疑心；轻上生罪，侮下无亲。近臣不重，远臣轻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无正友，曲上无直下。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

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弃玉抱石者盲，羊质虎皮者柔。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地者颠。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民先弊。根枯枝朽，民困国残。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见已生者，慎将失；恶其迹者，须避之。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窥，同巧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

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

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

原始章

素书

注曰：道不可以无始

王氏曰：原者，根。原始者，初始。章者，篇章。此章之内，先说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之根本，立身成名的道理。

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来影响始终不衰。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道、德、仁、义、礼都是在立身成名、修身养性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延伸阅读

黄石公认为，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这些个人素质是做人的根本。黄石公之所以选择张良作为自己衣钵的传承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个人素质。虽然没有历史记述黄石公以前是否认识张良，但他应该很仔细地观察过张良，并通过最后一次的实地考察，最终选中了张良。

据《史记》记载：秦末，韩国少年张良为报灭国之仇，悉尽家财访求刺客，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不料，误中副车，刺客被擒，触柱而死。秦皇大怒，下令通缉刺客的主谋。张良在生死关头，更姓易名，逃匿下邳，于此地结识各方豪杰，以待复仇之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张良得到了黄石公的赏识，得到了《素书》这本书，最后得以辅佐刘邦平定关中，鸿门斗智，谋取天下；汉朝建立后，张良明哲保身，功成身退。这些行动无不透露着智慧之光。张良曾使用《素书》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这条计谋，劝说汉高祖封雍齿为什邡侯，安抚了开国的功臣，避免内乱。因而刘邦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后世把张良的这些功绩皆归于《素书》。

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出自于《素书》的智慧。

｛原典｝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张氏注曰：道之衣被万物，广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大而八荒之表，小而芒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谓之仁；智不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日用而不知也。

王氏点评：天有昼夜，岁分四时。春和、夏热、秋凉、冬寒；日月往来，生长万物，是天理自然之道。容纳百川，不择净秽。春生、夏长、秋盛、冬衰，万物荣枯各得所宜，是地利自然之道。人生天、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信，若能上顺天时，下察地利，成就万物，是人事自然之道也。

译文

道就是人们所遵循的，使自然界万事万物不断处在运动变化中，却不知道它们运动变化的由来。

评鉴

“道”包融着宇宙万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动静举止，言谈仪表，大到无边际的宇宙，小到纤细的草籽内核，无处不有“道”的存在！

从宏观方面讲，万物皆在宇宙整体中生存，无论声音、动作，无不践行着“道”，实行着“道”。所以，道与物的关系，如同水与波的关系，水即波，波即水，水波一体。道即物，物即道，道物不二。

从微观方面讲，道在人身则为元气，元气足则神旺。道在人类则为人伦规范，符合此规范，则家齐国治，社会稳定，天下太平。

对于“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仁”、“智”之类的字眼，也不过是看到“道”的不同方面而已，根本无法概括“道”的完整含义。至于寻常的百姓，虽然每天都在遵循着“道”生活，却更是不容易觉察到“道”的任意一面，所以对“道”知晓的就更少了。

虽然“道”很难掌握，但如果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尽力去顺应它，正所谓，顺其自然而生，逆道而行则亡。

然、恭俭谦让，应对事物则为宽宏忠恕、怜悯体恤、忧伤慈悲、遂物顺理，无一物不获其生，无一事不获其成。真正具有仁德的人，虽然不刻意表现自己爱护民众，但是民众无不自觉自愿地亲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他的恩惠，种种生灵在他的庇护下都得以安乐生存。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大禹施行德政，在位期间，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

延伸阅读

“仁”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论语》中“仁”字凡见，因立论角度各有不同，其内涵也颇为丰富。关于“仁”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孔子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多个层面的阐述，择其要者如下：

其一，他在答复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认为约束自身，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颜渊问克己复礼的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要在视、听、言、动各方面都符合礼的要求。

其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提出“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认为“仁者莫大于爱人”（《大戴礼·王言篇》）。

其三，孔子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指出仁者的标准和行仁的方法。所以他的学生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其四，“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和做人的根本。

其五，孔子把“仁”视为人生价值中的最高原则，把求仁看做是一个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问题，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认为求仁不在外求，全靠个人自觉，只要净化我心，徇礼而行，就可崇德辨惑，达于仁的境界。

｛原典｝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张氏注曰：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断也。

王氏点评：量宽容众，志广安人；弃金玉如粪土，爱贤善如思亲；常行谦下恭敬之心，是义者人之所宜道理。有功好人重赏，多人见之，也学行好；有罪歹人刑罚惩治，多人看见，不敢为非，便可以成功立事。

译文

义是人所认为符合某种道德观念的行为，人们根据它来奖善罚恶，以建立功劳、成就事业。

评鉴

相对于“仁”来说，“义”是指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事适宜，符合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事要公正、公平。

中国人向来重视一个“义”字，一个人只要讲义气，就能受到大家的爱戴和拥护，古来成就大事业的人，都对“义”字有深刻的研究，也无不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有大义者首先要有广阔的胸怀，大海一般的度量，能宽容别人；其次，要有坚定的信念，矢志不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凡事要讲求公正。有职有权的人就更得如此，公正与否，突出表现在是否赏罚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者各得其宜，是否能发挥人民大众的聪敏才智，使大家争相建功立业，使事业兴旺发达。

所以，无论做人处世、经营企业、治理国家，都应该深入领会“义”的内涵，实践“义”的要求，这样才能完善自我，成就事业。

延伸阅读

“义”是儒家道德的“五常”之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思想非常重视义，把义提升到与仁对等的地位，认为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它和“仁、礼、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性，是人们提高德性、实现理想的逻辑起点。

“义”贯穿了孟子的全部道德观。如果说“仁”是爱人的话，那么“义”就是助人；如果“仁”是博爱的话，那么“义”就是广利；如果“仁”是尚慈的话，那么“义”就是豪举。

孟子所说的“义”，其中凝聚着广利天下的高尚精神、高尚行为、高尚事业的思想。孟子把“义”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在《鱼我所欲章》中孟子开宗明义地写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他说鱼与熊掌都是我喜欢吃的佳品，但当两者不可同时得到，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那么，我就会放弃鱼而选择熊掌，因为我认为熊掌比鱼更名贵。接着，孟子又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存是我所需要的，义也是我所需要的，二者不可得兼，在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我就会舍弃生命而去实践义的要求。这其实也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由来。

当孔子的“仁”和孟子的“义”提出来以后，仁义就结缘了，成为一体，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道德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入人心，可谓行之弥远、存之悠久。

｛原典｝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张氏注曰：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王氏点评：大抵事君、奉亲，必当进退；承应内外，尊卑须要谦让。恭敬侍奉之礼，昼夜勿怠，可成人伦之序。

译文

礼是人们所身体力行的。是在早起晚睡的日常生活中，树立起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

评鉴

“礼”是规范整个社会的道德行为的规矩和法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不讲礼，不明礼，就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社会失去了礼的约束和规范，就会陷入秩序的混乱和精神的迷失。

一个国家，如果朝野上下，从国家的领导人，到基层的人民群众，动静视听，进退举止，都能按照礼的规范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产生放荡怪癖、邪恶腐败的不良现象。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社会的混乱和腐败都是从上层开始的。如果在上者内心失去了仁，行为没有了礼，就自然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小到个人、家庭、单位，大到企业，甚至国家无不如此。

所以，礼是社会繁荣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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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孔子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礼原为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内容涉及礼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等。孔子认为周礼因革于夏商，最为完备，是古代礼的最完美阶段。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心也。”（《论语·学而》）并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分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治乱原则，认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社会的混乱因于名实之乱，要用周礼之“名”来纠正混乱之“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并在齐景公问政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主张名实相符，循名责实。从逻辑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对名言关系和名实关系的认识，可以视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

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认为返于礼中便是仁，仁又是礼的根本，礼是仁的精神具体化和外在化，是贯彻仁的具体措施和目的。

｛原典｝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张氏注曰：老子曰：“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为德，德散而为仁；仁散而为义，义散而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王氏点评：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合行好事；若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不可无一焉。

译文

想要树立修身立业的根本，就一定要遵守道、德、仁、义、礼这五项立身的根本准则，五者缺一不可。

评鉴

道、德、仁、义、礼，是做人的根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成功的人，五者缺一不可。

老子认为，由于世风日下，人们距离天道本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心日益丧失先天的淳朴、自然，矫情、伪饰成了人们必备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伦理道德教育世人，当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只好提倡仁爱。当人们的仁爱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时，就呼吁要正义，在正义感也丧失殆尽后，就只能用法规性的礼制来约束民众了。

在这里，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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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孔子讲过“三十而立”，但具体立什么？知道的人就没有多少了。所谓立，是指立身、立言、立德。一个成人，首先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独立生活，这就是“立身”。立身不可不修德，否则立身不稳；处世不可不讲权谋，否则难以成功。

《素书》认为以道德为基石，以权谋为手段，人生在世，二者缺一不可。只讲权谋，不讲道德，终规要失败，终归要被人唾弃；只讲道德，不讲权谋，也会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有一天，西域来了一个经商的人将珠宝拿到集市上出售。这些珠宝琳琅满目，全都价值不菲。特别是其中有一颗名叫“珊”的宝珠更是引人注目。它的颜色纯正赤红，就像是朱红色的樱桃一般，直径有一寸，价值高达数十万，引来了许多人围观，大家都啧啧称奇，赞叹道：“这可真是宝贝啊！”

恰好智者龙门子这天也来逛集市，见了好多人围着什么议论纷纷，便也带着弟子挤进了人群。龙门子仔仔细细地瞧了瞧宝珠，开口问道：“珊可以拿来填饱肚子吗？”

商人回答说：“不行。”

龙门子又问：“那它可以治病吗？”

商人又回答说：“不行。”

龙门子接着问：“那能够驱除灾祸吗？”

商人还是回答：“不能。”

龙门子再问：“那能使人孝悌吗？”

回答仍是“不能”。

龙门子说道：“真奇怪，这颗珠子什么用都没有，价钱却超过了数十万，这是为什么呢？”

商人告诉他：“这是因为它产在很远很远没有人烟的地方，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历经不少艰险，吃不少苦头，好不容易才能得到它，它是非常稀罕的宝贝啊！”

龙门子听了，只是笑了一笑，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

龙门子的弟子郑渊对老师的问话很不解，不禁向他请教。龙门子便教导他说：“古人曾经说过，黄金虽然是重宝，但是人吞了它就会死，就是它的粉末掉进人的眼睛里也会致瞎。我已经很久不去追求这些宝贝了，但是我身上也有贵重的宝贝，它的价值绝不只值数十万，而且水不能淹没它，火也烧毁不了它，风吹日晒全都丝毫无法损坏它。用它可以使天下安定，不用它则可以使我自身舒适安然。人们对这样的至宝不知道朝夕去追求，却把寻求珠宝当做唯一要紧的事，这岂不是舍近求远吗？看来人心已死了很久了！”

龙门子所说的“至宝”，就是指人们自身的美德。一个人要立足社会，首先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而不可盲目热衷于外在的财富。

｛原典｝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张氏注曰：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

王氏点评：君行仁道，信用忠良，其国昌盛，尽心而行；君若无道，不听良言，其国衰败，可以退隐闲居。若贪爱名禄，不知进退，必遭祸于身也。能审理、乱之势，行藏必以其道，若达去、就之理，进退必有其时。参详国家盛衰模样，君若圣明，肯听良言，虽无贤辅，其国可治；君不圣明，不纳良言，俦远贤能，其国难理。见可治，则就其国，竭立而行；若难理，则退其位，隐身闲居。有见识贤人，要省理、乱道理、去、就动静。

译文

德才兼备的贤人，品德高尚的君子，都能看清国家兴盛、衰弱、存亡的道理，通晓事业成败的规律，明白社会安定与纷乱的趋势，懂得隐退仕进的道理。

评鉴

自古以来，大凡功成名就的伟大人物，都对事业和国家兴盛与衰败的原因看得很明白，对成功和失败的法则也都有深刻的体察。既能预测未来的趋势，又能洞悉兴亡成败、治乱去留的玄机。由于对主观和客观的规律以及时事变幻的奥秘洞若观火，所以天下的兴亡仿佛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样。所以，这才有了姜太公垂钓渭水以待文王，诸葛亮躬耕南阳得遇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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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开篇就向我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本书是为贤人君子所作，《素书》所讲的，既不是阴谋诡计，也不是旁门左道，而是堂堂正道。《素书》指出，兴衰有规律，成败有定数，去留也有一定的道理，要想把握这些规律、定数和道理，就得明道、通数、审势、达理，这是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的素质。所谓明道，即“明于盛衰之道”，能看清兴盛、衰弱、存亡的道理；所谓通数，即“通乎成败之数”，通晓事业成功和失败的规律；所谓审势，即“审乎治乱之势”，清楚社会有序和混乱的趋势；所谓达理，即“达乎去就之理”，知道什么时候该留下，什么时候该离开。

在中国历史上，能做到“明道、通数、审势、达理”这四点的贤人君子并不算多，兵圣孙武算一个，助越王卧薪尝胆、复国雪恨的范蠡算一个，黄石公的弟子兴汉四百年的张良算一个，清代的中兴功臣被誉为“千古完人”的曾国藩也算一个，在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并不为太多人知道的人物——李泌。

在唐代中期政坛上，李泌是一个很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曾辅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李泌所经历的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那时奸臣当权，藩镇割据，许多大臣不是死于奸佞的谗言，便是死于武夫的刀剑。而李泌被四个皇帝所信任，虽屡被诬陷、谗毁，却既能有功于社稷，又能保全终身，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他的学识和智慧足以使他“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早在唐玄宗时，李泌还只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因其出色的智慧而闻名于朝廷。唐玄宗要任命他为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的官属，他辞谢了。李泌只愿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来往，李亨称他为先生，对他十分尊重。后来，李泌因遭杨国忠的忌妒而遭贬斥，他干脆弃职而去，游于嵩山、颖水之间，避免了一次杀身之祸。

“安史之乱”发生那年，新即位的李亨（唐肃宗）特意派使臣去请李泌出山，并要任命他为宰相，他坚决辞谢了，并对肃宗这样说：“陛下以宾客、朋友的身份对待我，这已经比宰相之职还要尊贵了，何必还要勉强我呢！”

唐肃宗拿李泌也没办法，只好由他。但唐肃宗对李泌的尊宠信赖，可谓非同寻常，出则并驾齐驱，入则联床而卧，朝中事无巨细，全都请教于他，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连文武百官的提拔、宰相的任免，直至太子的人选，也都要听从他的意见，真是所谓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每当朝中议事时，他和皇帝联袂而坐，大臣们在下面便指指点点地说：“穿黄袍的是圣人，穿白袍的是山人（对李泌的尊称）。”这样一种高级参谋的身份，使李泌既可参与决策，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现有于己不利之事，进退也很自由。

然而，当时的宦官李静忠也就是后来的大奸臣李辅国对李泌却非常的嫉恨。因为，李泌的出现阻碍了他的权力野心的实现，使他和肃宗于战争中结下的情谊在肃宗与李泌的朋友之谊面前显得很单薄。肃宗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下朝后什么事都要和他商量，征求他的意见，然后满意地点头。有一天晚上，李静忠垂手侍立在肃宗身边，准备安排肃宗的晚寝，肃宗却召来了李泌，挥手让他退下。李静忠心里满含着忌恨和委屈，阴沉着脸，出去时还回头瞪了一眼李泌。他感到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地位岌岌可危，都是因为李泌，他代替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怎么能这样败下阵来，梦想的富贵还没有达到，一定要报复李泌。

肃宗的妻子张良娣也在恨着李泌。李泌的出现竟然让一向敬重自己、迁就自己的丈夫不再关心自己，一心只想着与李泌叙旧情，竟然晚上也不到自己寝宫休息。以前一向无所不谈的，现在竟然来去匆匆，顾不上和她说一句话。她劝皇上休息，皇上却说：“妇人家，以内宫为要，不必干预朕的大事。”张良娣又气又恨，所有的失落与不满都归罪到了李泌头上。

李泌心里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李静忠与张良娣都与肃宗有着密切的关系，又都是不良之辈，为了明哲保身，他决定退隐山林。

此后不久，李泌便向唐肃宗请求还乡归隐，他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对我的厚恩，如今我只想做一个闲散之人，云游四方，做我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去。”

这使唐肃宗十分吃惊，肃宗问道：“我与先生这几年来共同经历忧患，如今将要同享欢乐，先生为什么突然要离我而去呢？”

李泌严肃地说：“我有五条不能留下来的理由，恳请陛下允许我离去，使我免于一死！”唐肃宗不明白，问道：“此话怎讲？”

李泌说：“我同陛下相知太早，此其一不可；陛下对我倚托太重，此二不可；其三不可，陛下对我宠信太深；我的功劳又太大，这是四不可；我的行为太不一般，容易遭人非议，乃五不可。这五不可正是我不能久留朝廷的理由。”

唐肃宗没有表态，只是说：“该睡觉了，这事以后再说。”

李泌坚持说：“陛下如今与臣同榻而卧，臣的请求你都不能给予批准，更何况将来在朝堂之上、公案之前呢？那时，你将更加不允许我离去了。陛下不许臣离去，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唐肃宗说：“没想到，先生竟对我疑惧到这个地步，像我这样对待你、尊崇你，我又怎会做出杀你的事情呢？你简直把我看成是只可共忧患而不可共安乐的勾践了，难道不是吗？”

李泌说：“正因为陛下不会杀臣，臣才请求归隐，期望得到您的批准，若是陛下决定杀臣，我又怎敢向您说肯请的话？而且我知道，要杀臣的不是陛下，而是我前面述说的‘五不可’啊！现在，陛下一向待我如此之好，我有一些事情都不敢说，那将来天下安定之后，我就更不敢说话了！”在李泌的极力坚持下，他终于坚决离开朝廷，隐居衡山。唐肃宗顾及旧情，赐他三品官的俸禄，并在衡山为他建了房舍。

历史证明，李泌的选择是极其正确的。在平定安史之乱以后，李静忠因为劳苦功高被委以重任，更名李辅国以后更是权倾朝野，他铲除异己可谓是不择手段，毫不留情，连曾经的同盟者张皇后（张良娣）都不放在眼里，期下瞒上，无法无天。试想如果李泌还留在朝中，那又会有什么好下场。

李泌算是一位真正的国士，他看透了官场人情，而在国家有难时又出来济救苍生，决不是一味的逃世。他曾辅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老子说过：“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李泌便是按着这个“天之道”去做的，他立功而不求官，名成而不恋位；可为则为，不可为则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见机而作，适可而止；功成身退，无所羁绊。凭这一点，就超过了中国无数的所谓高人隐士。

｛原典｝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张氏注曰：道，犹舟也，时，犹水也；有舟楫之利而无江河以行之，亦莫见其利涉也。

王氏点评：君不圣明，不能进谏、直言，其国衰败。事不能行其政，隐身闲居，躲避衰乱之亡；抱养道德，以待兴盛之时。

译文

故此能隐居守道，以等待时机的到来。

评鉴

《素书》中所说的甘于隐伏指的是“潜居抱道”，不是悲观消极地放弃作为，而是沉下心来，修身养性，储学积能，以便时机成熟时一展身手，成就大业。就像张氏注解里所说的，能力与时机的关系就水与船的关系，如果不懂得提升自身的能力，而一味抱怨没有机遇，当机会真正到来时，他也不具备发现的能力，就更不用说去捕捉和利用机遇了。

所以，人中豪杰，都怀抱利器，悄悄地潜伏着，等待风云际会。如果君主不开明，听不进忠言和真话，国事衰败，做不成事业，就不如隐藏起来，躲避混乱，修养自己，等待振兴的时机。正如《易经》中所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延伸阅读

“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说的是如果时势不宜，不能出仕，就守道隐居，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只要你德才真的出众，并时刻不忘“抱道”，那就不愁没有机会，姜子牙钓鱼钓到80岁，还不是被周文王请出来了吗？

姜子牙，本名吕尚，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姜子牙生活在商朝末年，当时纣王无道，荒淫无度，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与此同时，商王朝周围各诸侯国迅速掘起，特别是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励精图志，大有代殷商之势。

姜子牙生逢乱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无奈报国无门，潦倒半生。他曾在商王宫中做过多年小吏，虽然职低位卑，但却处处留心。他看到商纣王整天沉湎酒色，荒废国政，几次想冒死进谏。一则想救民于水火，二则可以因此受到商纣王的赏识，求得高官厚禄。然而姜子牙后来见到大臣比干等人皆因直谏而送了命，商朝气数已尽，商纣王已不可救药，自己不愿糊里糊涂地陪无道的商纣王殉葬。于是，他便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

当时，姬昌立志复兴周国，他求贤若渴，正是用人之时。姜子牙为了引起姬昌的注意，一开始便能获得姬昌的器重，便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在渭水之滨垂钩钓鱼。这个地方风景秀丽，人迹罕至，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当然，姜子牙并非是要在这里老死林下，而是在此静观世变，待机而行。

这一天，姜子牙听说姬昌要来附近行围打猎，便假装垂钓。这时候，姜子牙还是个无名之辈，身为西伯的姬昌当然不会认得他，但姜子牙却见过姬昌。为了引起姬昌的注意，他故意把鱼钩提离水面三尺以上，而且钩上也不放鱼饵。这种荒涎的举动，果然让姬昌觉得奇怪，便走上前充满好奇地问道：“别人垂钓均以诱饵，钩系水中。先生这般钓法，能使鱼上钩吗？”

姜子牙见姬昌对人态度谦和，对自己这个年迈的老者，没有一点的架子，果然是个非凡人物，便进一步试探道：“体道钩离奇，自有负命者。世人皆知纣王无道，可是西伯长子就甘愿上钩。纣王自以为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却放跑了有取而代之之心的西伯姬昌。”

姬昌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心想：这位老人身居深山，何以能知天下大事？更为不解的是，他怎能把我姬昌的心迹看得如此透彻？肯定不是凡人！便赶紧躬身施礼，态度诚恳地说道：“愿闻贤士大名？”

“在下并非贤土，乃老朽吕尚是也。”

“刚才偶听先生所言，真知灼见，字字珠玑，不瞒先生，足下就是你说到的姬昌。”

姜子牙此时才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诚惶诚恐地说：“老朽不知，痴言妄语，请西伯恕罪。”

姬昌连忙诚恳地说道：“先生何出此言！今纣王无道，天下纷乱，如先生不弃，请您随我出山，兴周灭商，拯救黎民百姓。”

姜子牙假意客套了一番，即随同姬昌一起乘车回宫，一路上纵论天下大势，口若悬河。姬昌如鱼得水，相见恨晚，回宫之后，立即拜姜子牙为太师，视为心腹。从此以后，姜子牙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并且为灭商兴周出了大力，实现了建功立业的愿望。

姜子牙可谓是“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的代表人物。

｛原典｝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张氏注曰：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

王氏点评：君臣相遇，各有其时。若遇其时，言听事从；立功行正，必至人臣相位。如魏征初事李密之时，不遇明主，不遂其志，不能成名立事；遇唐太宗圣德之君，言听事从，身居相位，名香万古，此乃时至而成功。事理安危，明之得失；临时而动，遇机会而行。辅佐明君，必施恩布德；理治国事，当以恤军、爱民；其功足高，同于前代贤臣。不遇明君，隐迹埋名，守分闲居；若是强行谏诤，必伤其身。

译文

如果机会到来，乘势而行，就能位极人臣；得机而动，则能建立盖世奇功；如果遭逢不到这样的机会，只会湮没一生罢了。

评鉴

一旦机会降临，明主出现，这个时候，贤人君子应该怎么办呢？《素书》告诉我们，应该“时至而行”，“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成绝代之功”。

魏晋名士阮籍曾到过刘邦、项羽当年激战的古战场河南荥阳广武山，在那里发出过一句著名的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最终落了个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结局，刘邦以一小小的泗水亭长为起点而后开邦立国；刘项二人谁为英雄谁为竖子尚且不论，但在混战中成就事业的还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刘邦。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于特定的局面能够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智者从来不与天争，也不与势抗，而是顺势而行。

韩非子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就是讲，审时度势是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唐朝的魏征之所以敢犯言直谏，就在于他遇到的是愿意听取诤言的明君唐太宗，假如他遇到的是商纣王一样的昏君，那么其结局恐怕也只能和比干一样遭遇剜心之灾了。

延伸阅读

真正有才能的人在机会来临时，往往都敢于和善于推销自己，抓住机会为自己赢得施展才能的平台。

齐桓公继位之后，重用管仲和鲍叔牙，对内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改革，国势日趋强盛；对外则图谋霸业，“挟天子以令诸侯”。

公元前年，齐桓公奉周朝天子的命令统率陈、曹、齐三国兵马讨伐宋国，任命管仲为前部先锋。

管仲一行人走到卫国的一座山脚下时，遇到一位头戴破草帽、身穿短衣短裤赤着双脚的放牛人，此人拍着牛角大声地唱歌。管仲见此人虽衣衫褴褛但相貌不凡，便派人上前去用酒肉慰劳他，并把此人叫到跟前和他攀谈，攀谈中得知此人名叫宁戚，卫国人。管仲问他都学了些什么东西，宁戚应对如流。管仲感叹地说：“豪杰埋没于此，我如果不引荐，他如何能显露才华？”于是，修书一封让宁戚转呈桓公。

三天后桓公的车仗到了这里，宁戚又拍着牛角唱道：

南山湖水波涛涌，

鲤鱼游水骤然腾。

慨叹尧舜不重在，

贤才粗衣难谋生。

起早贪黑放牛行，

长夜难度何时明。

桓公听了感觉很惊讶，于是派人问道：“你这放牛人胆敢毁谤朝政？”

宁戚说：“小人怎敢毁谤朝政，我听说尧舜做皇帝的时候，百官正直诸侯臣服，消灭了四凶从而天下安定。不说话让人信服，不发怒而威严慑人。可是您呢？北杏开会宋国君臣半夜逃跑；柯地会盟曹沫又来行刺。借助上天给予的使命召令诸侯，却以此欺侮弱小的国家，如此下去，天下何时才得太平？”

齐桓公闻听，气急败坏，怒声吼道：“匹夫竟敢如此出言不恭！左右给我砍了！”左右侍卫立即绑缚宁戚，准备开刀问斩。

宁戚毫无惧色，从容不迫地说：“昏庸的夏桀王杀死了贤能的关龙逄；暴虐的商纣杀死了忠诚的比干；想不到今日我宁戚能有幸与关龙逄、比干比肩而三！”

齐桓公看到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神态，深受触动，陡生敬意。念头一转，便命人松绑，满脸赔笑，说：“寡人是测试一下先生的胆量！”

这时宁戚才从怀中取出管仲的推荐信，齐桓公看完后埋怨说：“既然你有仲父的推荐信，为什么不早一点给我看？”宁戚说：“良禽择木而栖，贤君要选择能臣辅佐自己，反过来说能臣也要选择明君，刚才我是在试探大王的度量！”

齐桓公闻言大喜，于是拨给宁戚一辆车，请他一起参与讨伐宋国。

当天晚上，军队宿营后，齐桓公派人举着火把找衣冠，要给宁戚授爵封官。一个大臣建议道：“此地与卫国相距不远，何不派人去查访，如果宁戚是贤士，再加封也不晚！”齐桓公说：“这个人不拘小节，在卫国难免有些许过错，如果查访出来，封他爵禄不好，放弃他又可惜。”就这样在军营中举着火把，拜宁戚为大夫。

齐桓公率领齐国大军来到宋国的边界上，与陈国、曹国的军队会师后共同商议讨伐宋国的策略。宁戚建议说：“依我之见，对待宋国最好是先礼后兵，如果能通过良言相劝、兵不血刃地解决问题，岂不更好？我虽不才，情愿出使宋国，说服宋公。”

齐桓公说：“此议甚好！可如先生言！”于是传令军队就地驻扎待命，派宁戚出使宋国。

宋公探听到这个消息后，与大臣戴叔皮商讨对策。戴叔皮说：“宁戚前来游说，必定很有辩才。大王只要故意怠慢他，保准他乘兴而来，扫兴而去！”宋公点头称是。

宁戚入朝看见宋公神色倨傲，不禁长叹一声说：“宋国处境实在危险，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宋公一听，不禁动容：“如何见得呢？”宁戚说：“齐侯约集诸侯会盟，也是帮助您稳固君位，可是您却在中途不辞而别。眼下各国军队联合伐宋，大兵压境，谁胜谁负，不是明摆着吗？但是如果现在采取补救措施，还为时不晚。”宋公听后，不住点头，离开座位说：“先生有什么高见，请指教！”戴叔皮见宋公已被宁戚引入圈套，干着急却没办法。

宁戚建议：“事到如今，您不如备下一份厚礼送给齐国，表示悔过之意，这样宋国才会安稳如旧。”宋公依然担心地问：“仅送些礼物就能保证他们不再进兵吗？”宁戚说：“齐侯心胸宽阔，世人皆知。以前和鲁国交战，还把占领的土地归还，大王您一时糊涂，一定会得到谅解的。”

宋公采纳宁戚的建议，派使者带上礼物，随宁戚向齐桓公谢罪。齐桓公同意撤走军队，并同意宋国重新入盟。

齐桓公不战而胜，由此在众盟国中的地位骤升，并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而宁戚也因为立得大功而深得齐桓公的赏识，成为桓公身边的重臣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开放的时期之一。这个时代的人才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许多成功抓住机遇的经典范例。他们抓住机遇的方法很多，方式也不一样。说客们寄食于各国权贵之门，穿梭于各国的权贵之间，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己、推销自己。“连横”策略的创始人之一张仪就由魏国一名不起眼的说客一跃成为强秦的宰相，毛遂自荐也是紧抓机遇的经典案例，而宁戚无疑也是一位标新立异，善于“时至而行”、“得机而动”的高手。

｛原典｝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张氏注曰：道高则名垂于后而重矣。

王氏点评：识时务、晓进退，远保全身，好名传于后世。

容。宜因畔除之，以谆风俗。”（均见《晋书·嵇康传》）

钟会的这两段话，前一段是说嵇康是智谋超常的人，一旦有了机会会成为司马氏大患的；后一段则是讲找借口杀掉嵇康、吕安是有帝王之志的人应做的正经事。

促使司马昭下决心找借口杀掉嵇康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嵇康娶魏室之女为妻，也就是说，嵇康与名义上的魏国皇帝有亲戚关系，而司马昭是早巳准备对魏取而代之的，加上嵇康又被称为“卧龙”，所以杀掉嵇康是除去了一个他纂魏的潜在敌人。于是，司马昭同意将嵇康、吕安处死。

正道章

素书

。

注曰：道不可以非正

王氏曰：不偏其中，谓之正；人行之履，谓之道。此章之内，显明英俊、豪杰，明事顺理，各尽其道，所行忠、孝、义的道理。

｛原典｝德足以怀远。

张氏注曰：怀者，中心悦而诚服之谓也。

王氏点评：善政安民，四海无事；以德治国，远近咸服。圣德明君，贤能良相，修德行政，礼贤爱士，屈己于人，好名散于四方，豪杰若闻如此贤义，自然归集。此是德行齐足，威声伏远道理。

译文

品德足以使远方的人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顺。

评鉴

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在无形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不自觉地心生景仰，近者归，远者服。正如老子所说：“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庄子·德充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卫国有一个德行高尚却面貌丑陋的人，名叫哀骀它，男人和他相处，不想离开；女人见了他，宁愿给他当偏妾，也不肯给别人做正妻。他一无权势地位，二无金银财宝，三无超人才能，然而人们都尊重他，愿意依附他、亲近他。

《尚书·大禹谟》中也记载着一个类似的故事，舜让位于禹时，有苗国不愿顺从，舜让禹以兵力征讨，有一个名叫益的大臣劝说：“唯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于是禹没有出兵征讨，而是增进自身的德行，结果，不就之后，苗国自来朝贡。

这两个故事阐明的道理正是《素书》中所说的“德足以怀远”。

延伸阅读

君主仁德，爱抚人民，人民就会爱戴他们；人民如果爱戴他们的君主，那么肯定会乐意为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有一天，秦穆公亲自出行视察旱情。刚走到岐山，他的马车坏了，右边驾辕的马脱缰跑了。秦穆公又亲自带人去找马，终于在岐山南面找到了，但马正被一群农夫架在火上烤着吃。

秦穆公的侍从们十分生气，准备将分食马肉的人抓起来处罚，但穆公拦住侍从。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饭了。

秦穆公看着这些面有菜色的人，叹息道：“吃了骏马的肉而不马上喝酒，恐怕会伤害你们的身体。”于是又送了一些酒给他们喝。

一年以后，秦国与晋国在韩原交战。开战后不久，晋军攻势猛烈，秦军支撑不住，就连秦穆公的兵车都被晋军团团围住了。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抓住了秦穆公车子左边的马，晋惠公的一位将军举着长矛刺中了穆公的铠甲，穆公的七层铠甲已经击穿了六层。

秦穆公长叹道：“我命休矣！”

正在这危急的关头，晋军后面突然杀出了一彪兵马，晋军的阵脚大乱。

秦穆公放眼望去，只见几百个农夫手持各色农具，奋不顾身地击杀晋军。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救出了穆公。

秦穆公脱险后，秦军的士气大振，结果反败为胜，全歼晋军，而且俘虏了晋惠公。

战斗结束后，秦穆公要重赏那些在战斗中突然杀出的农夫。谁知农夫们一起跪拜道：“我们只是为了报答国君去年不杀赐酒之恩，并不是为了封赏而来。”

原来这些人就是以前在岐山分食马肉的农夫。

古语有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为知己者死呢？秦穆公与岐山农夫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有仁德之心，君主施行德政才会得到民众的钦服。

｛原典｝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

张氏注曰：有行有为，而众人宜之，则得乎众人矣。天无信，四时失序；人无信，行止不立。人若志诚守信，乃立身成名之本。君子寡言言必忠信，一言议定再不肯改议、失约。有得有为而众人宜之，则得乎众人心。一异者，言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不使人分门别户。赏不先于身，利不厚于己；喜乐共用，患难相恤。如汉先主结义于桃园，立功名于三国；唐太宗集义于太原，成事于隋末，此是义足以得众道理。

译文

信，足以统一不同的意见，义，足以得到众人的拥戴。

评鉴

信就是讲信用，人无信不立，诚信是立身成名的根本。所以，自古成大事业者大都能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这样也自然能让所有的人信服，这就是“信足以一异”的含义。有义气的人可以使众人归附，得到众人的拥戴，三国中的刘备、水浒中的宋江都是有名的例子，这就是“义足以得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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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尚且知道：“君子一言既出，那个什么什么马难追。”

所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古往今来关于讲信用的精言妙语和经典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事实上，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准备攻打原国，和大夫们约定十天攻下。到了第十天没有攻下，他准备鸣金收兵回国。有一个将军对他说：“再有3天就可以攻下了。”群臣也劝谏他再等几天。文公说：“我和士卒约好10天，10天不退兵，我将失去信用。得到原地而失去信用，这种事我不愿做。”毅然率军回归。原国的人听到此事，便说：“有像他这样守信用的君王，我们为什么不归顺呢？”于是自己出城投降了。卫人听说此事，也主动归顺了文公。

守诺是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关键。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必须兑现。机会不会降临于一个言而无信的人。生活中有不少人平时信口开河，说过的话很快就全忘了。或许他承诺的是无足轻重的事，但对小事的失信会使人怀疑于大事的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就像一张空头支票一样没有意义。

孟尝君派门下食客冯谖到封地薛去收债款。冯谖到了薛地之后，对还得起债的人就收，还不起债的人就免，借据都当场烧掉。老百姓对孟尝君十分感激。

冯谖回来后对孟尝君说：“我虽没全收回债款，却买回了家里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义’。”

一年之后，孟尝君被齐王免去宰相职务，回到封地薛，受到百姓夹道欢迎。

“哦，原来冯谖所说的‘义’就是这个。”为此，孟尝君对冯谖十分感激。

冯谖可说得上是明智的人了，他通过恩惠来帮孟尝君拉扰人心，通过“义”字为孟尝君赢得了人心，可以说是深知“义足以得众”的道理。

｛原典｝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张氏注曰：嫌疑之际，非智不决。

王氏点评：古之成败，无才智，不能通晓今时得失；不聪明，难以分辨是非。才智齐足，必能通晓时务；聪明广览，可以详辨兴衰。若能参审古今成败之事，便有鉴其得失。

天运日月，照耀于昼夜之中，无所不明；人聪耳目，听鉴于声色之势，无所不辨。居人之上，如镜高悬，一般人之善恶，自然照见。在上之人，善能分辨善恶，别辨贤愚；在下之人，自然不敢为非。

能行此五件，便是聪明俊毅之人。

德行存之于心，仁义行之于外。但凡动静其间，若有威仪，是形端表正之礼。人若见之，动静安详，行止威仪，自然心生恭敬之礼，上下不敢怠慢。

上你也要尽一份力，否则旗倒船翻，你自己也要掉进海里。

（2）功成名就，莫忘难兄难弟。当时来运转，功成名就之时，千万不能翻脸不认人，即所谓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这样的领导最为人所不齿，谁愿意自己拼命保全的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一旦领导的魅力丧失殆尽，并且背上不义气的骂名，难兄难弟不会再为你效力，新来的人也会望风而逃。而这时最好的做法是不妨谋求双赢，让下属分享你的成果，使其自身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得以实现。切不可排斥有功部下，落得骂名。

中对俊、豪、杰的划分标准不同，但要而言之，凡是可称之为英雄豪杰的，必须具备道、德、仁、义、礼这些素质，这也是本章名为《正道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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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义和利的态度，是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也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在孔子的眼里，道德高尚的君子重义而轻利，见利而为的小人重利而轻义。前者受人尊敬，后者惹人生怨。

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等级社会中，孔子出于对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考虑，一再倡导人们“舍生以取义”、“杀身以成仁”，却始终未能得到统治者的理解，以致终生坎坷，颠沛流离，继而投身教育。

艰难的人生使孔子领悟到义与利的矛盾并非能轻易统一，但他还是明确表示，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应以道义为上。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他虽然不否认富贵是人的一种必然的追求，但他仍然蔑视那种不合道义的富贵和见利忘义行为。在弟子中提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的艰苦奋斗精神，旨在以义导利，修身建业，谋求长远发展。这种以道德力量化解义利矛盾的辩证思维，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君子想的是道德法律，小人却一心想着自己的利益。

其实，想着自己的利益也没什么错，关键是要注意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要因为贪图利益而忘了道德和法度，做出有伤道德原则、触犯刑律的事情来。

第二，不要因为贪恋利益而放弃了对仁道、对精神文明方面的追求。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处理得好，也就对了。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只一心想着自己的利益，一心贪图实惠，唯利是图，那就见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