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塑造了丰富多彩的的文学形象，他打破了先秦时诸子寓言大部分以人物为中心的结构模式，扩大了取材范围，书中既有大鹏、井蛙、骷髅、蝼蚁等自然界平凡常见的事物，又有大量通过超现实的手法想象虚构的人物形象。庄子以“随物赋形”的艺术理念和高超的文学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奇瑰丽的形象世界，并在文学形象背后将玄奥的“道”具体化，寄寓了庄子的人生理想和哲学哲思，其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手法对后世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蒲松龄继承了庄子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理念和塑造手法，只是《聊斋》中花妖狐魅等文学形象是以“人事之伦次”的文学状态存在着，比《庄子》更加人性化和世俗化。下面笔者将从代物立言的塑造手法和文学形象的文化内涵两方面来进行探讨。

《庄子》的形象和《聊斋志异》的文学形象塑造是同中有异的，蒲松龄继承了庄子文学形象“代物立言”的艺术手法，但两位文学大师在文学形象的内涵寄托上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庄子》的文学形象外散而内合，暗中聚合起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服务，阐释“道”的哲理，书中的形象是依赖“道”而存在的，庄子在塑造文学形象时是突出以“道”为美的形象内涵。而《聊斋》中的文学形象看似完全独立又与作者的创作主旨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聊斋》的文学形象都是为蒲松龄“人事之伦次”、“借鬼狐以立教”的创作主题服务的，他将社会百态、风土人情都包含在他的形象内涵里，借花妖狐魅这群特殊的文学形象，传达他们作为“人”的社会情怀和个人情感。

庄子塑造了众多神奇瑰丽的艺术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以“道”为美的艺术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庄子借“道”的思维和形态塑造书中的艺术形象来“立象以立意”，庄子独特的塑造形象的艺术手法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经验。《庄子》一书的文学形象传达着深刻的以“道”为美的人生哲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内涵上。一是庄子以神人形象传颂“道”的自然本真的自由状态。《逍遥游》中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这个藐姑射神人肌肤若雪，容态娇美，不食五谷而吸风饮露，庄子借神人的形象传达着一种对逍遥无待境界的追求，对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世界的向往，这是一种最本真的生命状态。

二是庄子借崇高的人物形象传达“道”的理想人格的品德美。庄子通过奇特的想象塑造出理想中的人物形象，庄子认为道是世间万物产生的根源，宇宙万物依托道得以存在，只有理想的人格形象才能与道合一。《达生》中手臂持竿粘蝉的曲背老人，粘蝉如拾取那样轻易自如，正是因为他“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曲背老人安静专一，坦然处之、闲适超俗的理想人格，代表了庄子式的“道”的境界，这种境界的人抛弃了世俗的干扰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品德。庄子在书中注重塑造以“道”为美的形象，烘托他们道德上的美和对超凡脱俗境界的向往，正是庄子式道家理想人格的体现。庄子通过他塑造的形象世界引领着我们超越现实，去领略宇宙万物最本真的美，去感悟“道”最崇高永恒的境界。

蒲松龄同庄子一样，也注重表现文学形象自然本真的一面，与庄子通过理想人物去传达人生意蕴的创作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蒲松龄以文人大于哲人的思维脱离了“道”的玄奥，使《聊斋》中的文学形象的内涵更加人性化和更具生活气息，冯镇峦说：“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轮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意愿中。”蒲松龄以“人事之伦次”的艺术手法，将超现实的花妖狐魅的世界与人间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既展现了他们作为非人“物”的特性，又赋予了这类艺术形象“人”的情感。而这“人事”正是蒲松龄寄托在文学形象上情感的自然流露和传达孤愤的社会理想。

蒲松龄“人事之伦次”文学形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注重文学形象的人情美。蒲松龄笔下的文学形象，是与作者坎坷的命运和孤寂的人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蒲松龄一生仕途潦倒，他把体验到的人生悲惨的主观情感寄寓在他的文学形象上。庄子以一种“道”的空灵放大了自我情感，因而他书中的形象要么崇高悲壮要么怪谲丑陋，以一种浩荡的气势破空而来；而蒲松龄以文人才子之笔采取了细腻的娓娓道来的方式，描绘出生活化的艺术形象，展示了他所处时代的生活气息和社会特征。

《翩翩》中的翩翩、花城两个仙人，以树叶为餐，白云为衣，俨然有庄子《逍遥游》姑射神人不食人间烟火超尘脱俗的气质，但她们也有人间女子的生活常态，她们会像结婚后的女子在闺中相互嘲笑彼此生儿育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翩翩、花城这两个仙子既有“仙”的特性又有人的特性，他们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俗世化的社会欲求，同时又传达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蒲松龄正是借以告诉我们一个普遍意义的社会道理，不管出世还是入世，人无法脱离现实而存在，这也正是蒲松龄文学形象不同于庄子的地方：“庄子所虚拟的，都超世、厌世而远离人生；而《志异》中虚拟的，都富于人的性情，与社会人生有着不解之缘。”

（二）、蒲松龄“人事之伦次”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他注重艺术形象内涵上的人性美，借以传达作者的社会理想。他借花妖狐魅描绘世间百态，他的文学形象无不传达着作者的审美理想。在《荷花三娘子》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洁脱俗又情真意切的女子形象，荷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三娘子以化石考验着宗生，被他“焚香再拜而祝之”的情意感动，并为他延续香火产下一子。至此，荷花高洁淡雅的品性和一个世俗女子对爱情生活真挚的情感融合的恰到好处，荷花三娘子身上人性的真善美也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蒲松龄将自己的美好情感寄托在这些美丽的精灵身上，期望唤醒人类身上质朴、美好的品德和情感，而他通过把人生理想寄寓在花妖狐魅的文学方式，使他笔下的文学形象散发着浓浓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总的说来，《庄子》、《聊斋志异》这两部书的人物都是作者借以寄寓理想传达自身思想的工具，都有一种道德上的美好情操，是作者思想的集中体现。只不过庄子的人物是作者在体“道”、悟“道”的境界中产生的，因而“虚”的成分更多一些。而《聊斋》中的文学形象则更接近人类，具有浓郁的生活化气息，具有更多的人性化特征。但有一点无法否认的是，蒲松龄在文学形象的取材、审美追求和塑造手法方面和庄子是有着极大关联的，蒲松龄继承了庄子万物自化的取材意识，赋予了它们“代物立言“的文学功能，在通过文学形象寄寓人生理想、追求美好德行的目标上与庄子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