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隐逸现象发生得很早，可谓由来己久。

秦汉时期的隐逸，正是在先秦隐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由于时代变化、具体社会原因的不同，这一时期又出现一些新情况，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秦汉隐逸的原因跟其它任何时期、王朝的隐逸现象一样，秦汉隐逸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背景，同时因各自具体环境、个人经历的不同，隐士之间也有所差异。

应该说明的是，关于秦汉隐逸发生的背景，刘泽华先生主编的《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五章《秦汉隐士》讨论过，文章主要从专制的角度剖析。我们也注意到这一原因，但着重讨论春秋战国、秦汉士人自我感受的前后差异，同时指出先秦隐逸思想、隐士典型等因素的影响。

01首先，秦汉统一专制建立，士人生活的历史大舞台发生了巨变，是秦汉隐逸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

士阶层崛起、独立于春秋战国。这一时期礼坏乐崩、王纲解纽，社会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大变革，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间的争霸、兼并战争随之而起。各国竞争激烈，人才的作用显弥足珍贵，“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诸侯国君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改西周的世卿世禄选官模式，主动招贤纳士。

公元前年，秦始皇扫六合而一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这也意味着原来自由环境的逐渐消失。为加强专制，树立君主权威，秦政府相继制定相关制度、法律，有意识地约束士人言行，如设置徘傍罪、妄言罪、妖言罪，制定《游士律》等法规，严格限制士人活动，“游士在，亡符，居县货一甲，卒岁，责之。”

汉代提供的环境虽然相对宽松，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君主专制，以及士人自由空间萎缩、社会地位日渐下降这一事实，西汉初年文人邹阳曾上书梁孝王说：“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位之君，而素无根抵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从藐视王侯到被王侯藐视，前后可谓天壤之别，正是汉代士人生存状况巨变的生动写照。

扬雄也喟叹过这种差异：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身处变化了的时代，士人们表现出来的不适感与压力感，显而易见。即使在被后人广泛赞誉的西汉中期盛世也是如此，如司马迁、董仲舒分别作有《悲士不遇赋》、《士不遇赋》，感叹时移世迁，仕途尴尬，“进退之惟谷”、“屈意从人，悲吾徒矣。

另一方面，国家集权与统一结束了诸侯纷争的格局，主动求仕、“士无常君”己不可能。唐代诗人韩愈在《后廿九日复上书》中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古之士）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秦汉“天下一君”，士人唯有求仕于封建王朝或退隐两途。

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下，士人对于仕途的选择也出现“得于朝”与“山林而已”的分化。有的顺应大势，明知“伴君如伴虎”，也进取求仕，建功立名，并试图用士人的标准去规范、影响统治者。

有的虽然身在朝廷，但始终无法摆脱压抑之感，时常流露出苦闷、归隐的情绪，隐逸成了他们的精神向往（如东方朔、扬雄）；有的在仕途遭遇挫折后放弃仕于君”的追求，转而“志于道”，退隐山林（如王符）；有的基本上无意官场，在出仕、守道矛盾中坚守自由与独立人格，终生隐遁不仕（如严遵、严光）。

02其次，先秦“传统”的影响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先秦部分隐士为秦汉士人所推崇和效仿；二是先秦隐逸思想的影响。

先秦涌现出一批典范性隐士，有相机而动的吕尚，坚守节操、“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兄弟，个性鲜明的楚狂接舆；而被司马迁称为“隐君子”的老子、逍遥游的庄子更是后世公认的大隐者。他们或善于进退，或独立不群，其逍遥自在的处世方式与人生态度，以及品行的高洁，为秦汉隐士所仿效，如梁鸿“仰慕前世高士”，法真要“蹈老氏之高踪”，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还有不少人“师彼庄周”，以庄子为榜样，愿意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先秦不仅存在众多隐士典范，而且形成了丰富的隐逸思想，尤以《周易》中的隐逸思想、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最为突出。

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多处讨论隐逸问题，《蛊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句爻辞常被后世引用，古今易学家一致认为是讲隐逸的，“此隐居不仕之意。古人筮仕，若遇此爻，则勿仕可也。”又如《乾文言》释“潜龙勿用”：“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世，不成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大过象》亦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系辞上》对隐逸问题育一个更为精炼的概括，“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已经将隐逸看成人生的一个主要选择，并上升到了“道”的高度。

儒家强调积极用世、学而优则仕，设计了一套社会治理、人性完善的理论。

但是儒家入仕有自己的原则，《论语》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关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它以“邦有道”为基本前提，并非仅仅为了“谋食”。一旦这个前提消失，宁可安贫守道，也不屈于富贵生活，“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而“守道”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退隐，“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到孟子时，儒家仕、隐之间这种选择变得更为灵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道家主张适性自然、无欲无为，其思想内涵与隐逸最为暗合。如果说老子讲“无为”的目的是“无不为”，带有一定入世色彩的话，那么到庄子那里已经变成彻底的“无为”了。庄子超然物外，无意追名逐利；他重视生命的本真，深恶痛绝因名利而伤身害性的行为，“重生则利轻”，所以推崇绝对的不仕，那些“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人，事实上仍留恋名利，不是真正的隐士。

庄子倡导的彻底的隐逸观，为不得志、不如意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境界”，曾被冯友兰先生赞为“隐士思想的总结”同时，庄子不仅是隐逸的提倡者，也是隐逸的实践者。他任情使性，肆意河畔，不愿为世俗所累；面对楚王的厚聘，他公然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不论是《周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的君子之道，还是儒家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抑或道家的无为、自然，都是我国古代隐逸思想的滥觞，它们首次对隐逸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秦汉以及后世士人影响深远。

《周易》、儒家的隐逸观为秦汉儒生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出路，如果“道不行”，可以隐居待时，而不必一意求仕。道家轻外在物欲、重内心世界的人生态度则成了后世士人的精神支柱与精神家园（如秦汉时期的好道者基本隐居不出，而且大多终生不仕）。总之，以儒、道隐逸观为主的先秦隐逸思想，是秦汉士人走向隐逸的思想渊源与“历史依据”。

03其它具体原因

自隐逸现象出现后，隐士类型就不是单一的。《论语微子》记载的几位隐士，孔子划分为三大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齐，“言中伦，行中虑”的柳下惠、少连，“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的虞仲、夷逸。

同样，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各人情况的不同，隐士归隐的原因也不一样，扬雄在《法言渊骞》中曾用“隐道多端”来形容先秦到西汉的隐士，归纳为“不逢其时”、“恐罹害”、“禄隐”（贪婪利禄的朝隐）等。西汉之后的隐逸更复杂，或是隐居以求其志，或是回避以全其道，或是静己以镇其躁，或是去危以图其安，或是祐俗以动其概，或是疯物以激其清。两汉之际、东汉一代的隐逸的确如上所言，类型多样，原因不一。

概言之，影响秦汉时期隐逸的具体原因主要有：社会动荡（如秦汉、两汉之际的战舌匕）、皇权统治日渐腐朽（如西汉后期、东汉后期的统治危机）、王朝更替（如王莽篡权）、社会思潮与社会风气（如黄老思想、习经风气、孝道之风、隐逸风尚等）、政府的尊隐（如东汉初年对隐士的大力嘉奖），以及士人的不同习性（“性分所至”）、不同经历所导致的隐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