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和出世

——论两次被贬时期的苏轼词

苏轼贬居期间的词作及其自身人格所体现的入世出世两种心理是互为条件的。因为有了入世的对人生的热爱，对生活的的发现，苏轼才有勇气和力量在外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去超越并消减痛苦；而正是他能够不为痛苦所左右不在苦闷中沉沦，他才有了发现生活之美、解百姓之忧的可能，他的双眼才不至于被自怨自艾所蒙蔽。苏轼方成了一个如此厚重和丰富的苏轼，而不同于遁世的隐士们。入世和出世是他心灵史的充分反映，也是一个灵魂从青涩到成熟的鉴证，正因为他入世和出世的独特人生哲学，苏轼获得了文学领域和人格上的不可重复性。

出世入世人格精神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人们往往会从这一面走到那一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都体验过了，参透了，然后做出的选择和判断才是正确而能够成功的。一个人要想入世为官，干一番事业，实现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最好是先要有出世的思想和体验。苏轼在去世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自己作的画像，遂题诗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大概是苏轼绝命诗。虽然此时是他事业的低谷期，却也正是他词作的多产期以及克服内心的痛苦迈向洒脱和旷达的转折期。正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与众不同地凸现出来。精神的苦闷和锤炼，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情绪的低沉和超脱，一一体现在他这个时期的词作中，时而孤寂愁苦，低回婉转，“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时而沉静超旷，充满人生的智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入世和出世这两种精神特质在该时期的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们互相冲突却又互相辅助，互相撞击却又互相承接，就是在这样两个精神趋向的不断运动中，苏轼的心灵得以平复，痛苦获得超脱，而思想，也渐趋成熟和融通，经过生活的锤炼而炉火纯青，有了真正的觉悟。

一、从被贬词作中看苏轼的出世与入世

（一）苏轼出世的积极意义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人们往往会从这一面走到那一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都体验过了，参透了，然后做出的选择和判断才是正确而能够成功的。一个人要想入世为官，干一番事业，实现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最好是先要有出世的思想和体验。苏轼就是用出世的心态来做入世的事。“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他积极，但绝不执迷，已经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州只是一个导火线，它不是让苏轼的思想产生出“出世”这样一种倾向，而是点燃了原本就存在于他思想中的出世思想。他在为官时曾这样劝友人“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减字木兰花》），就在他飞黄腾达之时，心灵仍有一方净土是属于田园的。

苏轼的出世并不消极，只是一种不再对人生和社会过分执着的态度，它并不意味着放弃。他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他从政，却又为淡于功名；为官屡遭贬谪，却又坚忍不拔。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一直是苏轼不倒的思想武器和人生准则。出世在苏轼身上的表现亦有两种情况，对官场的出世和对人生困苦的出世。初至黄州，苏轼内心不可谓不苦，一首在黄州定惠院作的《卜算子》唱尽了自己的愁苦：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乌台诗案”后，苏轼以带罪之身谪居黄州，杜门谢绝交往。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和忧愁，现实崎岖的不满和激愤，整日盘踞在他的心间，折磨他的灵魂。然而他没有屈服于险境，此词咏孤鸿的惊惶、幽独、高洁，正流露出作者在谪居中傲岸不屈的情怀。伴随着宦海沉浮，经历了多年人生挫辱的他，也清楚的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鄙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内心正饱受着孤苦的煎熬和来自精神的巨大压力。他想过逃避，然后最后却完成了超越。出世便是这样一个使自己解脱和飞升的过程。它不单纯地表现为逃避，而是一种跨越一种解决一种超然一种洒脱。在官场方面，苏轼对功名已甚为淡然，对宦海浮沉已豁达，出世最显著的特点即表现在脱而不离。面对人生的困苦，苏轼亦完成着超越的过程。从“谁见幽人独往来”到潇洒地唱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从“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西江月·黄州中秋》）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从“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鬓。”（《江城子》）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纱》），他的怨恨和激愤渐渐被自己消融和化解，而自己也变得更开阔和洒脱、更平和和冲淡、更智慧和成熟。他不是面对困苦选择逃避，也不是用另一种无谓和放纵来掩盖痛苦对自己的伤害，而是正视它直面它然后真正地超越它！他的“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的喜，是一种真正直面惨淡人生的喜，是真切而长久的，潜在的威胁早已消失了。逃避只能让自己永远被这些痛苦和困难所主宰。然而苏轼在无奈和悲愤之后走出了一条新的路。

（二）苏轼入世的昂扬精神

可以这样说，入世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以极大的热情融入现实生活，积极进取，为实现自己的价值不懈奋斗，是一种昂扬向上的思想。入世有对生活的积极，有对事业的积极。黄州时期的苏轼，念念不忘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是有补于事的心愿，是建功立业的理想，是有所作为的渴求。入世在这一时期他身上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对事业的孜孜不倦上。他的心，仍然为了自己的士大夫本位和为苍生所要负的责任跳动着。“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少年游·赠黄守徐君猷》）这对友人的赞颂，又何尝不是自己心迹的袒露？希望自己也能有此政绩；“但另人饱我愁无。”（《浣溪纱》）占据他心灵大部分空间的，是百姓的饥寒饱暖。“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念奴娇·赤壁怀古》）若不是“惟冀以时为国自重”（《黄州上文三路公书》）“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与腾达道书》），苏轼又怎会感叹流年暗中偷换，感叹自己年华老去，感叹时日无多，功业难成。事业上的“入世”是他心里的一颗种子，在黄州时刻等待着发芽。然而其晚年的惠州、儋州，“入世”则渐渐偏向了对人生和生活的热爱和沉醉。他几乎是贪婪地享受着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如此艰难和悲哀的生活，从生活中发现自身价值，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他热衷着另一种追求，虽然他从未曾放下对国家朝廷事业的挂心，他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了一种艺术，一首浪漫又温馨的歌。从生活里汲取生命的点滴的精髓，做到了真正的“人间有味是清欢。”在儋州的一年春天，他写过一首《减字木兰花·已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仗，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旙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整首词连用七个“春”字，喜春之情油然而生。这是自然的春天，也是苏轼心头的春天。“携壶籍草亦天真……醉归江路野梅新。”（《浣溪纱》），无法否认他毫不做作的欣喜和天真，他确实是被生活所陶醉了。

当然，这里只是说偏重，对事业的积极和对生活的积极在两个贬谪时期的苏词中是同时存在的，当黄州的苏轼在念念不忘国事时，他已然投身了黄州的新生活，一双看待生活的眼睛并没有因为痛苦和落魄而暗淡。看这个世界时，苏轼的眼光依然审美，这审美，又何尝不是一种入世的体现？而苏轼就是在审美中忘记了痛苦，也淡化了痛苦。“银塘朱槛麴尘波，圆绿卷新荷。”（《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江城子》）“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西江月》）从他眼里看出去的世界，无不充满了一种属于生命和生活的美丽和情趣。因为“入世”，才能如此深切地去感受人生的给予和馈赠。对人生的欣赏中，苏轼几乎是感恩的。仕途之失和生活之艰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命的灵慧的感悟力。相反，在困苦中。他更懂得收藏一点一滴的快乐和生活的亮点，活出一派天真和精彩。

（三）入世出世两坦然

入世不同于出世，它与出世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对人所起的推动作用看，入世是积极的，而出世则是消极的。出世，超的是痛苦，却并不对人生背离和放弃，是不以放弃人生和理想为代价换来内心的平和，然而出世，却是出了人生，出了生活，放弃的是痛苦也是理想，可是内心就未必真的平静。出世的人，内心大多愤激而阴暗，因为痛苦带给他们的压抑还没有消解。苏轼躬耕黄州、儋州，看起来类似中唐文人的退隐，但究其“退”和中唐文人的“隐”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苏轼的心怀山林是一个积极者的被动选择，他的心里埋着的，仍是积极的精神。他的“退”，是一种部分的退，只是从痛苦挣扎的那个矛盾的自己退出来，从而走向另一个更为洒脱旷达的自己，退的，是痛苦是困惑，却不是全部的人生和追求。在他眼里，世界依然美丽，生命依然蓬勃。而中唐文人的隐，虽然是时代所迫，但不少是自主的选择。因为他们的心，已经一片荒芜。这是消极的隐，逃离了痛苦也逃离了理想，呈现一片萧瑟之情。在重重困境中，苏轼还能像和孩子似的唱“我欲眠醉芳草”（《西江月》），还能满心欢喜的发现“卷起杨花似雪花”（《减字木兰花》），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依恋喜爱充溢其间。然而中唐文人的笔下，却是如此萧瑟冷寂。“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心境之凄凉灰暗不言而喻。同样的，苏轼的退也不是一种单纯的逃避（也许他确实想过逃避，但他要躲开的，只是官场的勾心斗角而非人生的全部），和魏晋正始时期阮、稽辈文人的佯狂避世亦是不同的。虽然正始文人的避主要是为了逃避迫害和政治上的黑暗浑浊，但他们避的心理动因是忧惧惶恐，目的是明哲保身。他们完全逃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天地，口不论人过，也不论时事国家。除了保持自身的高洁，他们已永远离开了外向的追求，转向了内向的自我灵魂。苏轼还想着“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纱》），但正始文人的心无法也不敢向外界任何人和事开放。苏轼的退，是无论于国于自身，仍是外射型的，而正始文人的避，却是内摄型的。

二、从被贬地环境的异同看苏轼的入世出世

苏轼两次被贬之地，各方面情况都是有所差异的，但是他同样使自己完成了先痛苦挣扎后又升华的解脱过程，由此可见这个过程并不是由外在的环境等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完全是自身心理酝酿乃至成熟的推动。两次被贬居的相同之处亦不少。无论黄州还是惠州儋州，皆地处偏远。黄州是个荒僻冷落的小镇，是一个物质条件落后且被中央遗忘的角落，流放至此，无疑是从中央政府的眼里消失了，遭弃感尤为强烈。而惠州儋州更是偏远，其中儋州根本就是蛮荒之地，以当时的眼光来衡量，被贬该地无疑就像被判了死罪。唐代因党争被贬儋州的李德裕曾在诗中写到“岭水纷争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秋雾毒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这是一个人的生命无法落脚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冷落荒凉的黄州还是瘴气弥漫的儋州，苏轼都把日子过下去了，而且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在黄州，他营东坡、建雪堂，尽力使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融入了当地的风俗文化和人群。虽然也见他曾经在深夜之时在定惠院外徘徊，也见他“孤坐冻吟”，但他依然保留着赤子之心和审美的眼睛，他学会了把平凡变成不平凡，把痛苦化成平和，一旦快乐，他是全身心投入的，即便是把钱分成三十份日取一份的生活，东坡也是自嘲着度过。他是真正地享受生活和生命，去一一实现庄子所向往的那种艺术人生。他浪漫的天性和特质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助他在平生第一次大挫折中完成了信念的重组。此时的苏轼，“既寂寞又自悦，生活遭际上困于他人，但在精神生活上超出常人。”（《苏轼传》）而在惠州儋州时，经过自我反省与挣扎，苏轼对于周围的风土人情，终于也乐在其中。否则也不会有著名的“三适”说，不会有“东坡雨笠图”，不会因为在惠州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又再贬儋州。他欣喜着也几乎是崇拜着用好奇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美感，河山的美让他震惊，连最普通最细小的事物在他的眼里都是新鲜和乐趣。生活不再像现实那样可怕和冷酷，而成了一种可以温暖人心的力量和艺术。

两次贬居，苏轼都没有让自己闲着，真正实现了他自己所说的“不以命废志”。在这里，他的入世就表现为投身群众、造福当地，他确实要为百姓干几件实在的事。黄州时期，东坡亲事农桑，真真正正贴近了底层的劳动人民。他对他们的同情，因为自己身份的转变，变成了一种同等的关怀和感同身受，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的抚恤。他成了农民中的一员：“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感受农民所感受的喜怒哀乐。而在儋州，东坡成了一个传播文化的使者，他几乎忘了自己的流离放逐，忘了初至此地给他带来的恐惧孤苦，忘了自身的升降荣辱，把自己的生命和儋州人的生命系在一起了。他收徒讲学，开井凿泉，关心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东至与诸生饮酒》）他走到了他们中间。而这段时间，苏轼的出世就主要表现为渐渐摆脱了那个被官场被名利被勾心斗角困住的自己，而获得了精神和灵魂的安顿，诚如其自己所说“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雪堂记》）。

因为是罪臣，在贬居生涯的初期都会有因为心理上还未调适好而产生的痛苦难当的心情。这种心情除了来自自身，还来自往日的亲友因为自己身份的关系而疏远。黄州时期是“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自得罪后，虽平生善厚有不敢过问者。”（《答陈仲书》）岭南时期“穷困日甚，亲友皆疏绝矣。”（《与陈全父书》）；“自以罪废之余，当自屏远。”（《与张景温文》）苏轼心头飘浮的，是淡淡的失望，但也是对亲友的理解。对一向视友如命的苏轼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打击和折磨，对孤寂感的忍受使他几乎“海州穷独，见人即喜。”（《与周文之书》）从其贬居时期的相同之处可以看出，苏轼的入世和出世都是在物质和精神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外部世界的贫困和内心精神的苦闷使苏轼有了出世的可能也有了出世的必要，不想被痛苦缩浸泡就唯有自己化解自己超越。然而苏轼的两次贬居时期的情况也有很多的相异之处，考察这些相异之处就可以捕捉苏轼在两次居时期入世和出世的表现及其运动过程的些微差异。

两次被贬，苏轼内心情感的强弱亦是不同的。黄州是他原本春风得意的人生遭挫的第一站，所受的打击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如同从高空坠入地狱。所以由此而体尝到的痛苦尤为深厚很沉重，他的心也为这种近乎绝望的贬谪而消沉失落过。除了被贬黄州的寂寞失意，他功业未遂的感慨也是扣人心弦的。他第一次尝试这种难言的失落感和挫败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屈辱感。黄州初期的他，表面上看来嘻笑如常，不时自嘲两句，可是他心上的负担是及其沉重的。他在痛苦和寂寞里徘徊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才得以达到最后的超脱和旷达，其间的过程应该可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是他自己的灵魂的煎熬和挣扎。他最后所达到的旷放就如破蛹而出的蛾，是重重束缚后的奋力挣脱，是经历很多的自我对话自我斗争，在千辛万苦中锤炼出一个全新的自己。而黄州时期的旷达，还未达到最高精神层面，是一种有目的的洒脱和旷达。他的“旷”，主要是针对他的寂寞苦闷，针对他的束缚困境，为了挣脱困扰，为了凌驾痛苦，苏轼才荡涤升华着自己的灵魂，他积极且熟练地运用老庄及佛学的思想，却没有让它们真正完全渗入自己的生命，与自己曾经的思想融为一片。而岭南时期的苏轼，面对被贬虽也苦闷（苦闷并不亚于在黄州时期）且年岁已大，常念着自己能否活着走出这里，但是他的挫败感和寂寞感已经没有在黄州时期那么强烈，因为他已经有过这样的心情感受，这样的生命经历。已经看清政治的风风雨雨的他，虽不免仍有恐惧惊慌和离别亲友的悲痛及难以释怀，但他对待困苦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对此时的他来说，佛老之学已不是武器，而是他生命和思想的一部分，他使自己的心境达到了平和放松的状态，变得淡泊而宽容。旷达已经不是他用来针对困境和精神苦闷的了，而是真正成了本性气质的一部分，达到了最高精神层面的融通。他的苦，消减得迅速自然，他的“旷”，同样也来的容易自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已了悟了“方轨八达之路”。他走到了生命和精神基本完全自由的状态，是一种不费力的超脱，也有挣扎，也有煎熬，但是过程已经是极短极短。

三、入世出世得以在苏词中结合的原因探究

在看清了苏轼词作及其本人的生命历程的入世和出世的表现后，不妨来探究一下这一现象得以完美地呈现在苏轼身上及其词中的原因。外道内儒和外儒内道常被用来定义苏轼的人格和精神特点，概括了他的官场人格和文化人格。表面看来外儒内道，实质是外道内儒。笔者以为，对苏轼来说，儒和道在他身上不存在表面和实质的分野，只是组成他完整人格皆不可缺的两个方面。儒家的进取之心，是他一生的追求，是他生命的底线，但道家的无为为治亦是他全力追求的。它们缺一不可，是并立的。我们所认识的苏轼，得意时狂放不羁，一腔热血奔腾不止，对理想的追求坚持不懈，仿佛儒家的思想成为主导；而失意时却又归心佛老，纵情山水，臻于物我两忘之境，一心炼丹求仙，仿佛道家思想又占据上风，成为生活的主导。你可以说他始终心怀儒家之志，用道家的思想和理论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导；你可以说他一直修身治国，而心里却是归从道家的任性自然，无拘无束。在他身上，儒家宗旨和道家的理论是放在天平两端等量的人生指导思想，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内外之别。在朝的时候，天平就偏向儒家的宗旨，放逐的时候，天平就偏向佛老思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是苏轼的追求，他也是一直这么来平衡自己的得意和失意的。修身和治心并不互为表里，是他生命里同样重要的两个原则，他没有轻视过任何一个，更不用说舍弃任何一个。

黄州时期的苏轼，大量研读佛老之学，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他写到：“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汙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研究佛老，物我两忘，是他青少年时代即有的爱好，亦是他身在困境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他并不是要逃进佛老之学中去。对他来说，青少年时代就喜爱的老庄思想此时成了宣泄内心之苦又保持洁身自好的最好的武器。他在老庄哲学中发现的这片新天地和他原来所走的路并不矛盾，它们是可以互相补益的。这在岭南时期的苏轼的思想中体现得及为明显。他说“宰官行世间道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在此时的他的眼里，佛老之学和儒学已可以融通合一，已可以相辅相成。他认为，“佛教有助于儒学，亦有赖于儒学。”（《论佛老思想对苏轼文学的影响》刘乃昌）

两次贬谪时期的苏轼，之所以能够较快的走出痛苦，原因就在于其对佛老思想的运用和继承，然而佛老思想主清虚无为，佛家思想更是“轻生”，易把人引向消极，然而苏轼研究了佛道之学后却变得更为积极，感情更为丰富，对生活更为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也更热烈。可见苏轼对于佛老之学并非全盘接收。他早年批判过佛老之学，认为它会使没有深入了解过它们而一味沉溺其中的读书人“静似懒，达似放。”消磨了追求的锐气，也失去了做人处世的原则。所以苏轼对于佛老的接收继承，是取了其意义中积极的一面。佛老的“与物为一”的思想在他心里是一件使自己生活得更美好、更浪漫的工具，是一种一遇困境便会自动跳出助自己从困境中走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他已经非常熟悉的可以给自己的心灵平和和安详的精神武器。它们不会占据他的心他的全部思维空间，更不会来左右自己的人生。苏轼拥有的，还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独立的精神家园。他无须依靠佛老去完成自己精神世界的建构。佛老之学只是他建造自己精神家园的一砖一瓦，但绝不会是全部。它们只是助他精神世界的建构完成，使它更牢固完美，却无法替代它。所以苏轼取得了佛老中积极的，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佛家轻生，他就用道家的“重生”来平衡；儒家重功利，他就用佛道的轻身外之物来平衡。对佛老思想的吸取，苏轼有选择、有保留，他没有接受佛家的厌世主义，却接受了众生平等的之说，因而更爱百姓和人民。他所接受的道家的清心寡欲的思想，也是被自己锤炼过过滤过的思想。所以，他没有成为一个谨小慎微的明哲保身者，更没有成为一个看透一切的虚无遁世者，而是成了一个入世的出世者。这两段时期，其文学作品的数量相当少，个人抒怀之作更少。他观察体会生活的敏锐被政治上的党派之争磨损。然而两次放逐却给了他相对的自由和闲适，给了他一片没有污染的心理空间去反思自己的仕途，有了多余的精力和心灵感觉去发现一点一滴生活的美和享受生活。放逐，也使他和劳动人民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接触，他对劳动人民的苦乐都有了切身的感受。他可以发现“临皋烟景世间无”（《浣溪纱》），也可以惊喜于“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纱》）“箪瓢未足清欢足”（《满江红》）。苏轼成了一个真正的普通人，一个躬耕东坡，混迹渔樵的懂得享受生活和发现自然之美的普通人。他对美的敏锐又回来了，使他对一切平凡的事物都产生了审美的关照，也使他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身心的自适。自然给了他力量，使他忘却了自身的声名之累也使他获得了“官居时不可能拥有的自在和闲逸。”（《苏轼传》）对美的发现使他获得了对人生的热爱和依恋，也使他有了超越痛苦的心理力量。自然之美是他入世的原因，也是他出世的前提。

长期盘踞在心间的明争暗斗远去了，苏轼的心里开始反思。对自己开始了批判和否定，正是这种批判，让苏轼更认清了自己的价值，认清了自己应该留下的是什么，应该去除的是什么。反思的结果使他发现，他有责任，也有使命在这个人世，困境和苦难都算不了什么。“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虽有消极之处，但亦有反思过后的豁达。无论在黄州还是岭南，苏轼终究不是寂寞的，在初到贬地的短暂孤独后，他的身边立即又围上了一大群可以交心的朋友，他们给了他足够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朋友给了他力量安排自己的新生活，也使他无畏地面对一切已经面对或将要来到的痛苦。在他所热爱的生活里，朋友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超越痛苦的力量中，来自友情的力量亦是不可忽略的。

苏轼贬居期间的词作及其自身人格所体现的入世出世两种心理趋向结合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他的入世和出世同时也是互为条件的。因为有了入世的对人生的热爱，对生活的的发现，苏轼才有勇气和力量去超越并消减痛苦，是生活的美和情趣给了他条件；而正是他能够不为痛苦所左右不在苦闷中沉沦，他才有了发现生活之美、百姓之忧的可能，他的双眼才不至于被自怨自艾所蒙蔽。苏轼方成了一个如此厚重和丰富的苏轼，而不同于遁世的隐士们。入世和出世是他心灵史的充分反映，也是一个灵魂从青涩到成熟的鉴证，正因为他入世和出世的独特人生哲学，苏轼获得了文学领域和人格上的不可重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