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行和文化绑架

MakeADecision

为是否

化妆

做个决定

01

空白

前些日子读到Summer的一篇文章《去图书馆自习需不需要化妆？》，写她一日在图书馆自习，恰巧朋友来访，两人便一起去餐厅吃饭，不想因为没有化妆、衣着随便而受到服务员的冷眼。在文章里，Summer回忆了她在外国教书时的经历，并比较了不同文化对待化妆的态度。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化妆是一种风俗，人们认为不化妆就出门——尤其是去工作或参加派对——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而在中国，一方面传统文化更崇尚自然美，认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反对浓妆艳抹，另一方面受到西方的冲击，正式场合化妆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

02

空白

Summer的经历其实折射出了一场日益凸显的价值冲突。其实选择化妆抑或不化妆，两派都有自己冠冕堂皇的理由。化妆的人会强调以自己最好的精神面貌投入社交和工作是对他人的尊重，指责不化妆的人邋遢、随便、不修边幅；而不化妆的人会强调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在的能力和气质，认为靠妆容去打动人是低俗的，甚至是妖艳的。

如果撇开文化习俗和职场规则来客观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场争论十分可笑。一个人化不化妆，反映的是个人的爱好和价值选择，并不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一个真正开明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有着包容的心态，应该赋予全体公民选择的自由。化妆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化妆就一口咬定不化妆的人就是不尊重自己，而不化妆的人也不会给化妆的人贴上“浓妆艳抹”、“粗俗”的标签。

03

空白

然而很不幸，这种社会似乎不存在。因为人是社会性的生物，我们天生就会“抱团”，就会“排斥异己”。人天生对差异就是极其敏锐的。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街上看到一个金发碧眼或奇装异服的人走过，一定会又激动又好奇地指着他大声说：“妈，你看他的眼睛是蓝色的！”“爸，为什么这个人皮肤这么黑？”

识别差异是人类与生具有的能力，是我们在进化中能生存下去的一大武器，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歧视和排斥。歧视不是纯生物学的，它必然是社会文化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的体现。物以类聚，每一个人都会自然地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而把不相同的人排斥在圈子之外。这种不同可以仅仅是单纯的外貌、种族的差异，也可以是更深层的喜好或价值观的不同。

如果仅仅是不同的团体，那还构不成歧视和排斥。更可怕的是，一个团体形成后，尤其是当一个团体成为特定时空区域内最有力量的团体后，团体成员就会莫名的形成一种优越感，会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处的团体、自己所选择的价值观是更正确的，是高人一等的。无论大文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还是民族优秀主义，其本质都源于我们对自己的“真理”的一种固执而盲目的崇拜与信仰。这种打着“大众”、“真理”的旗号对不同的人进行排挤，其本质是文化绑架。

有的朋友读到这里，会说：何必呢？不就是化个妆吗？如果普罗大众都认为化妆是必须的，那你就跟着化呗，这样不是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吗？确实，从个人的角度，这个选择的成本收益几乎是不用分析的。选择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就可以融入这个群体，保证自己不会因为不同而受到排挤，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绝不是一个有利的选择，因为我们事实上赋予了社会文化一种权利：你可以排斥不接受这种文化的人，你有权用你的权力强迫他改变自己的选择和信仰。

汉代赋作家贾谊在《鵩鸟赋》中写道：“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在《鵩鸟赋》里，贾谊以庄子齐物论的胸怀尖锐地指出，认为喜鹊吉祥和猫头鹰不吉祥的迷信背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因为我们自认为是更高级的生灵，是万物的主宰，才会主观地给外物都贴上标签。同理，文化绑架的背后是狭隘的自私与自傲，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更高级、更正确，认为自己的文化更高人一等，觉得别人不愿与自己同一的行为是可悲而愚昧的，甚至采用各种文化绑架的方式强迫对方转变价值观。历史上许多打着民主旗号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排挤，就是最可怕的例证，比如欧洲中世纪史上几次轰轰烈烈的反犹太运动、比如法国大革命中对所谓的“保皇派”、“保守主义”甚至外国人的疯狂迫害与排挤，再比如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对阿伦尼乌斯派、清洁派、新教等等“异端”的残酷镇压，以及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排挤与歧视。

04

写到这里，一定又会有读者反驳说，社会规范和习俗是长期形成的，人作为社会性动物，需要懂得妥协，需要学会入乡随俗。我不否认这个观点，我只是强调，无论我们选择遵守习俗和潜规则与否，我们同时必须保留“不遵守”的权利，因为长期形成的、普遍认可的并不代表这一定是正确的。设想在古代中国、中世纪欧洲和纳粹德国时期，人们对妇女、异教徒、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哪个不是被普遍遵循的规范？有的读者或许会说，这篇文章太上纲上线了。化不化妆和种族歧视完全是两回事，对于无关痛痒的规范，不妨遵从；但若社会规范真正违背了道德底线，我们是一定会坚决反对的。但问题是，这二者之间的界限真的如许分明吗？作为局外人讨论的时候，或许我们的头脑都是清醒的，但真正身临其境时，我们能否做出准确的判断？Ashley的三线段实验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惕从众的警钟。从众压力是如此巨大，在特定的历史时刻，选择拒绝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时候，又有多少个人敢坚守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向所谓的社会习俗说不？

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一个完全同质的群体比一个多样的群体更容易走向极端。无奈的是，社会的同质化似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样的社会里，选择坚守，选择做一个“异类”，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但我们欣慰的看到，历史上依然涌现出不少智者和勇者，用他们愤世嫉俗的方式，向世界彰显他们的与众不同。今天的人谈起竹林七贤可能会带着一种看戏的态度，有些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狂放与偏激，觉得他们的行为像演戏，但在我看来，这种狂放与偏激正是他们对世俗最好的蔑视和打击。正是因为有竹林七贤这样的傲骨文人，有托马斯?佩恩这样的哲学思辨者，选择挑战，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人类文明才不会滑向偏见和极端的深渊。

（作者简介：曾伟盈，字若冲，号遗笑八荒，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税务硕士，生于唐朝的非典型经院人）

无畏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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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篇：

泡图书馆要不要化个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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