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诠释绿色发展理念，一直是理论工作者探讨的热点议题。已有研究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进行，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3方面资源。1而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诠释绿色发展理念，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2

“万物并生”：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本体论诠释

　　何以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是上个世纪西方所发生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二是我国当前同样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三是“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3前两点从历史和现实指出严重的环境问题危及了人类的生存，第三点是从本体论上指出人类与自然是一种共生、一体的关系。那么，人与自然何以是共生、一体的关系呢？对此，老庄有很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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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庄对人与万物之关系的基本规定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此处的“自然”并非指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或“自然界”。陈鼓应4、刘笑敢5认为此处的“自然”是指自然如此、自己如此。足见，自然乃道之特性。那么，何以人、地、天等都应当效法道呢？这首先是因为道是万物的本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认为万物均由道而生，是以万物应当遵循道。不仅如此，老子更指出：“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老子第三十四章》）此中强调了两点：一者，万物凭借道去生存；二者，万物消散之后要返归于道。因此，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更应遵循道。

　　那么，万物所遵循的道之生活方式为何呢？这关乎道的特性。如王素芬6和谢阳举7所指出的，与生态智慧相关的是道的平等性和内在价值性。所谓“平等性”指的是万物和道是一个共生的整体，万物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万物是平等的。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均依靠道而生存，道绝不会对某一物类有所偏爱、有所私亲，是以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五章》）。这里的“不仁”并非不爱之意，而是指无私亲。人遵循道去生成，就意味着人也不当有所偏私。庄子继承这一观念，提出“夫道未始有封”（《庄子·齐物论》）之说。庄子认为道从来没有为自己划定疆域、界限，从而影响自己对待他者的方式。从生态哲学来看，这一观念的意义是，道以平等的原则来对待它所生的万物，万物是“齐一”的；不当对万物做出价值上的优劣之分，也不做出目的与工具之分。是以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从生态哲学来看，它强调的是，人与万物都在道的支配中生存，绝无优劣之分。人效法道，就必须像道一样平等地对待万物。

　　上述观念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论相似，都将人视为万物之一，从而消解人的主体性。但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回到荒野”，而绿色发展理念却坚持“发展”，这又当如何理解呢？老庄的生态智慧有所论及，仍关乎二人对道之特性的解释。在生态哲学看来，道的这一特性可称为“内在价值性”，指的是万物均生于道，道平等地赋予万物以内在价值。关于道生成、支配万物，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老子认为，道在生成万物时将自己以德的形式存于万物之中，从而由德代替道去支配万物的生存。这一观念为庄子所继承，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庄子·天地》）庄子只是细化了老子“道生德蓄”的过程，在德之前增加了命，在德之后增加了性，但仍主张命、德、性等均是道赋予万物的。德、性既然是万物所各自具有的，那么在价值上是均等的；并且德、性是内在于万物者，所以万物各有其价值，不能以此种价值取代彼种价值。这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所提倡的内在价值说颇为一致。这种观念要求人类在发展中必须遵从自然，尊重自然的多样性，做到与万物共生。不过老庄明确强调人亦有德，是以仍需注重人的发展。这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回到荒野”“没有人的自然是最好的自然”不同，它充分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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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庄的道论实际上是其本体论，因此上述分析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本体论诠释。相较于接近这种观念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而言，其优势在于不会陷入后者“将实然等同于应然”8的困境。

“吾丧我”：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论诠释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严重环境问题与指导发展的理念密切相关9，其发展理念背后的世界观、科学观等认识论存在问题。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肇始于笛卡尔的二元论。二元论将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将客体视为主体的附庸和工具，甚至宣称人是世界的主人和目的。这种世界观被称为“人类中心主义”，它极大地解放了人，空前地彰显了人的欲望。在其引领下，人类过度开发自然，导致了种种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有鉴于此，人们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新的生态世界观。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深层生态学指出，真正的人或“自我”是“生态自我”，是一个“大写的我”。所谓“大写的我”指的是以整个宇宙为思维对象的自我，“它不仅仅包括‘我’这个个体和人类，还包括所有的动物和植物，甚至包括山川、河流、土地等”10。质言之，“自我”是生态哲学中重要的认识论问题。

　　关于“自我”，老庄多有讨论，最著名的当属庄子的“吾丧我”。并且在谢阳举看来，老庄论“自我”亦可关联于生态哲学。他说：“道家将‘吾丧我’，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讲与化‘无待’等等，正是深刻的心灵生态学智慧。”11此说为我们以老庄生态智慧诠释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思路。据上文可知，坚持老庄的道论理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那么，何以不如此呢？这实际上追问的是人何以会违背道。对此，老子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老子在此分析的是人何以会有患难，而违道显然是最大的患难。诚如陈鼓应所分析的，老子在此只是指出“身”是一切患难或者违道的根源，但身非患难本身，患难在于由“身”所引向的纵情纵欲的贪求。12“身”何以会引向贪求、欲望呢？这是由心（自我）所决定的。所以老子主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三章》）。当然，中国哲学向来注重区分“从道之心”和“从欲之心”。前者指心依道来决定身（行为），后者指心依据人的欲望、贪求来决定身；前者产生的是遵道的行为，后者产生的是违道的行为；老子显然主张弱化“从欲之心”。庄子发挥老子上述思想，提出“吾丧我”之说。在“朝三暮四”的寓言中，庄子将众狙和狙公等从自我出发的判断称为成心、机心，并指出以自我、成心、机心为判断标准，则各种基于不同自我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但庄子指出，以“成心”为判断标准会引发“自贵而相贱”（《庄子·齐物论》）的问题。即如果万物都会从自我的角度去判定，就会在认定自我的判断时否定他者从其自我出发的判定。质言之，庄子认为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对待他者，必然违背道的整体性和平等性，其结果便是破坏自然之道。是以庄子强调要去除“成心”，回归“心斋”。从生态哲学来看，“心斋”才能促成生态发展。以之诠释绿色发展理念则指，没有成心的“心斋”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论前提。

　　结合深层生态学者对自近代以来科学发展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之批判来看，庄子所批评的成心恰可类比于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以人类为中心”，而其主张的“吾丧我”的“吾”确与深层生态学家所讲的“生态我”或“大写的我”极为接近。这样看来，以老庄的“自我”观念诠释绿色发展理念，在世界观、科学观等认识论方面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绿色发展理念。

逍遥忘我：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方法论诠释

　　如何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无疑极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多有论述和指示13。以老庄生态智慧去诠释这些论述，同样可使它们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

　　既然以自我为中心是违道的原因，亦即是未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原因，所以突破自我中心主义就成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首要任务。那么，究竟如何做呢？庄子认为面对“自我中心”、成心、机心等，最好的方法是“两行”。关于“两行”，庄子说：“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两行”，郭象认为是指“任天下之是非”14，成玄英强调“不离是非而得是非，故谓之两行”15，王先谦的解释是“物与我各得其所，是两行也”16。综合三种解释，“两行”可以引申为在肯定自己从自我出发的判定时，也须肯定他者从自我出发的判定。将之应用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则指的是既要考虑到人类的发展，同样也要考虑人类之外的他者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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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求人在实现自身的发展时保护生态环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7应该注意的是，“两行”要求下的“自我”与“他者”相对，是开放的。如以人为标准，人是“自我”，非人则是他者；以国家为标准，自己所处之国为“自我”，他国则是他者等等。“两行”的要求是，无论对“自我”和“他者”做出何种界定，都必须兼顾二者，让二者共存。如针对以国家为标准时，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以时间为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共享”的观念，认为要做到当代全体人民的共享，但也必须兼顾未来全体人民的共享，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18总之，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绝非某一狭小区域内的行为，亦非某一特定人群的行为，也不是某一时间段的行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全人类的持续事业。

　　尊重自然、遵从其规律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类的发展呢？习近平指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19由此可见，绿色发展理念不反对开发利用自然，只是强调不能走弯路、乱开发。如何平衡两者呢？习近平主张借鉴《论语》《荀子》《吕氏春秋》等关于对自然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20。所谓“取之以时”“取之有度”，强调的不是无时无刻地取，也不是无穷尽地取，而是依据自然运转的规律去“取”，在其可取之时取之，在其可被取的范围内取之，在万物本性允许的“度”内取之。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根据当前资源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在继续实行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耗强度双控的基础上，水资源和建设用地也要实施总量和强度双控，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合理分解落实。”21“总量和强度双控”体现的即是对自然的“取之有度”。以建设用地为例，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住房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何处建设、建设数量的多少则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

　　综上可知，借用老庄哲学中的生态智慧，的确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丰富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但我们深知，生态哲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绿色发展理念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才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因此先秦的老庄必定不会提出生态哲学，更不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两千多年前的思想绝非没有任何现代价值，现代的思想观念也绝非“无中生有”，关键在于如何进行转换和继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2

　　（作者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本文刊于《中国道教》年04期。）

注

1、2、3、9、17、18-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年，第-，，-，-，，，，，-，页。

4、1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年，第-、页。

5.刘笑敢：《老子之人文自然论纲》，《哲学研究》，年第12期，第26页。

6.王素芬：《物顺自然——生态语境下的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年，第60-页。

7、11.谢阳举：《老庄道家与环境哲学会通研究》，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8.孙道进：《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困境——一个反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10.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年，第-、-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年，第29-35、50-52页。

14、15.王孝鱼点校，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上》，中华书局，年，第80页。

16.沈啸寰点校，王先谦撰：《庄子集解》，中华书局，年，第28页。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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