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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说中国哲学和历史的人，都把魏晋“清谈”和“玄学”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玄谈”出现的时代背景，大多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忽略了两汉、魏、晋以来朝堂上崇尚修仙的风气，与神仙道士等人解释了“三玄”学说，比如《周易》，《老子》，《庄子》的思想。知道这一点的人不懂儒门的理论，明于彼者又不识道家的丹诀，故不两舍而不言，就偏彼而重此。如果能更了解汉末、魏、晋以来神仙道士的观念，长期占有人心，并拥有巨大的潜能，那么对于魏晋时期“玄谈”的起因，便可一清二楚。

汉末、魏晋时期，从皇室到士族，再到贩夫，因为宿信神仙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就像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都是佛教和道教的传承。但作为一个读书人，读书为的是通情达理和心存君国，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仙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他们的传统观念和习俗，却是根深蒂固的，虽然他们都很向往，但在明面上，他们还是要反驳的。

因此，天师和道教所倡导的“三玄”学说，变成了“清谈”的空话，这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时代动荡，不能隐居，而且佛教还没有普及开来，因此，他们无法摆脱佛门的束缚，就像五代人的衣冠一样。“玄学”的出现，不一定是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魏晋时期文人们对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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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就可以看出汉代后期的空灵之气。他与士族、王谢等人一样，都是道教的信徒，《晋书·王羲之传》中说：“羲之次子凝之，为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打会稽，王佐为防，不肯就范，进了密室，向众将佐日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谢灵运幼年之时，家族为求其易育，便将他托付给了天师道。他和那些东晋学者一样，不入于道，但接受新兴的佛学，大致上还是不同的，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事实上，将“玄学”和“玄谈”的崛起，都归咎于王弼和何晏，这就有些太过了，而且，他们也搞不清楚他们的理念来源。但自从“玄谈”盛行以来，道门关于仙人和炼丹的学说，在思想上就有了更多的依据和表现，成为了道教的哲学根基，是从“玄学”而开辟其另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