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庄子 >> 庄子名言 >> 南怀瑾先生如何评价道家每当时代变乱,都要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人物的道家学派，在我国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不同于曲解老庄学说、片面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道家学术思想崇尚“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顺应自然”，是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一个“道”字，囊括了中国哲学的一切——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南怀瑾先生对其有过高度的评价：“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总汇，笼络贯穿中国文化上下古今的大成。”清代学者纪晓岚也曾经以“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八个字来赞美道家的学术思想，认为它包罗万象又精微至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尽宝藏。
南怀瑾先生曾经以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道家学术思想与儒学、佛学的区别以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都要靠道家思想来拨乱反正”。先生还为我们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老子和庄子的主要观点，说明“道”是天地自然的规律，我们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放弃一些不适当的“妄念”，保持人性中的简单和质朴，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美好。
南怀瑾“三玄”是拨乱反正的救命药关于儒道佛三家，南怀瑾先生提出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儒家好比粮食店，为人们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日常用品，林林总总，一应俱全；道家则是药店，灵丹妙药，用以救人救世。儒家店必须光顾，圣人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佛家店则随时可以逛逛，有钱则购，无钱则望，其中应有尽有，为人生之不可或缺之物；道家店则是无事不必登，有病必须看，否则病人病入膏肓，悔之晚矣。”
南怀瑾先生说：“儒佛道三家学术思想，二千余年间，迹虽相距，理常会通；外则各呈不同之衣冠，内容早已汇归一途，共阐真理。如儒家则偏重伦理，留心入世，善则无可非议，弊易入霸道；佛家则偏重心理，志求解脱，善则无可非议，弊则流于疏狂，而皆以心法入门，超拔精神进于形者；道家则偏重生理，从形质入门，善则出神入化，弊则易落私吝，而亦终外形器，而达形而上者。”
嵩山少林寺有一个供奉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的地方，该地方的对联是：“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这说明儒道佛三家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融合，已相互渗透，相互同化，从某种角度看，早就已经“三教一体”了。比如，在个人修养的观点上，儒家讲“修身、治世、平天下”；佛家讲“见性、救世、通万通”；道家则讲“养生、遁世、穷万物”。虽然说法不一，其本质却大同小异。
南怀瑾先生在分析儒道佛三家的差异时说，儒家是讲入世的，勇猛精进，百折不挠，它的精义是“工作”；道家在出世入世之间，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它的精义是“生活”；佛家是讲出世的，似空非空，云空未必空，它的精义是“睡眠”。
比如，在理解世界的观点上，儒家重视现世的修为。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说，人们要先懂得生活，再谈论死亡。孔子还告诉人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道家讲究穷尽变化，老子一直不厌其烦地为人们讲述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让人们效法天道，顺应自然，在自然之道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佛家则讲“缘起性空”、“四大皆空”。
南怀瑾先生说：“相对而言，儒道两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可以说华夏几千年的历史舞台上的精魄就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
自公元前16年以后，人们对儒道两家的信奉，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文人崇老，官吏推孔”。然而，一旦“崇老”的文人墨客步入官场，将乌纱帽一戴，就改变口径张扬地推崇起儒家来，而那些“崇老”的勾当只好在暗地里进行。但对于儒道思想之于社会的意义，南怀瑾先生如是说：“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有一个不易的法则，即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最终都要靠道家思想来拨乱反正。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易经》《老子》《庄子》出来用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外面标榜的是‘孔孟之道’，实际运用的却是‘黄老之学’。”
众所周知，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对道家思想有最为系统、具体的阐述。而《庄子》又对《老子》进行了最全面、精细的阐释，发展和弘扬了道家学说。道家学说论辩的道理，在政治、教育、军事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于道家，南怀瑾先生解释说，现代人对道家的观念，是汉、唐以后的人所持的观念。在秦汉以前，“道家”与“儒家”，并没有分开，都是一个“道”字，其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哲学，都涵在此“道”字中。
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正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但是，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非常混乱，政治、经济、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最衰败的两百多年。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于是有人说，“三玄”之学，是衰乱之书，因为每到一个衰乱的时代，“三玄”之学就会特别受人欢迎。这是因为在动乱不安中，人们的精神失去寄托，所以便希望从精神方面，找到一条出路。其实，持“三玄”之学为衰乱之书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频，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的。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他们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与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张良则差一点，最后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于诸葛亮，他的立身处事，完全是儒家的态度。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纪晓岚曾经用八个字精炼评价道家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他甚至认为道家的文化，包含了上下五千年的整个中华文明。“广博”是说它包罗众多，“精微”则是说它精细到了极点。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得五千言，但因为它包罗万象又精微至极，因此是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其中三五个字就足够我们这些普通人参悟一生了。
不可言说的“道”和“老子三宝”《老子》洋洋洒洒五千言，开篇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之所以要给所谓的“道”一个固定的名称，只是为了表达方便，姑且命名为“道”而已。正如每一个人都有名字，而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而已，是人为的艺术设定。
南怀瑾先生认为，老子将“道”这一名词提出，同时又强调，不可将“道”看为一般的常道，不可执着于名相而寻道。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道”是一种看不到、听不见、抓不住的东西，恍恍惚惚，无形无状，混而有一。它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母”，是终极所在，是万物根源。“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是天地万物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品质。它是整体性的，在本质上既不可界定也不可言说，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也不能将其特性有限地表达出来。
所以，“道”的本质特点，即不可说。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木匠在堂下做车轮。木匠问齐桓公在读什么，齐桓公敷衍他说：“圣人之言。”
“圣人还活着吗？”
“已经死了。”
“那么说您读的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了？”
齐桓公闻言大怒，要木匠说清楚。木匠解释说：“我制作车轮的时候可以让榫眼不松不紧，嘴里虽然说不出这榫眼的尺寸，心里却是非常有数的。我心里的这个数没办法传给我儿子，我儿子也没办法从我这里继承。所以我都六十多岁了，还在这里给您做轮子。圣人已经死了，他悟出来的道理也就消亡了，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很浅层次的东西。所以我说您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留下来的糟粕罢了。”
齐桓公听罢若有所思。
道，妙不可言，莫可名状，只能心领神会。
南怀瑾先生指出，修道不可执着于道德名相，不然便只会流于表面。“道”有时也可以叫作“无”“朴”“一”。它是一种不受局限的、无终止的、一切事物的源泉与原始浑朴的总体。它不是静止不变的实体，而是永远不停息地流转与变迁的过程。那究竟什么是道？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依靠土地来繁衍生息，土地依靠天时来化育万物，天时则依据大道来运行变化，大道就是顺其自然。南怀瑾先生在《禅宗与道家》中指出：“近代人翻译西洋传入的哲学与科学的概念时，借用了老子的‘自然’这个词来表达整个物理世界，即‘自然界’这个意思。但这不是老子‘自然’一词的原义。在老子的那个时代，中文文法是单字造句，因此老子所说的‘自然’只能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大道无名，并非一般凡夫俗子心中的常道，人们为形而上的道建立起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名相境界，反而偏离了道的真义。有至真、至善、至美，就有至假、至恶、至丑，有人追求真善美，也有人甘愿沉沦苦海，也就是说，只要二中取一，就是背道而驰。因此不执着于真假、善恶、美丑，才是道法自然，才能道有所成。
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没有差别，都具有一颗自然的“初心”。只是随着年龄的成长，我们慢慢地在这个世界中，迷失了“自我”，丢掉了“初心”。那我们如何才能保持“初心”，坚守本性呢？
老子传了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南怀瑾先生解读说，第一件宝“慈”，即“对人对事无不仁慈，而且要爱人，处处爱人，处处仁慈”。第二件宝“俭”，即“老子说的俭，是指精神的消耗；言语、行为、时间都要节省，都要简化，话不要啰唆，要简单明了”。第三件宝是“不敢为天下先”，即不具备某种能力的时候，没有认清某种“势”的时候，就不要“螳臂当车”，为天下之先。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句话是老子在解释“三宝”的道理。南怀瑾先生认为，老子说，“慈故能勇”，是说一个人只有具有爱天下人的心，才有牺牲自我的勇气；真仁慈才有真正的大勇，小仁慈没有真胆子。“俭故能广”，是说因为能够简化，所以发挥起来更为广大。“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是说因为不想为天下先，凡事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能够成为“器”，成为一切事一切人的领导。
汉文帝极为推崇“黄老之道”，是一位将“老子三宝”真正身体力行的君主。
汉文帝即位不久就下诏废除了连坐制，后来又因为缇萦上书救父，废除了肉刑。他对大臣们说：“犯罪受罚，理所应当。但是肉刑太过于残酷，让人失去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取缔它吧。”汉文帝从政二十三年间，生活简朴，平日里只着粗袍，是臣民的表率。他用泥瓦修建自己的陵墓，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实为罕见。吕祖谦盛赞文帝说：“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文帝还经常揽过失于自身，无论天象异常或是外患日亟，都要自己反省。可以说，文帝把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逐一做到了，正是因为这样，其在位期间，不仅改变了汉初经济萧条的局面，还给后世留下了“文景之治”的佳话。
从“庄子的鱼”看道法自然《庄子·外篇·天运》有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用彼此嘴里的湿气来喂对方，与其这样苟延残喘，在死亡的边缘相互扶持，还不如都回到大海，安闲自在，互不照管来得好。“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感动，“相忘于江湖”却是一种更加坦荡、淡泊的境界。庄子认为，一个人能够提供给他人的帮助毕竟是有限的，即人为的仁爱是有限的，而大自然的爱却是无量的。当我们需要靠相互救助来渡过难关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好了。因为大自然的爱是无量的，所以人应该相忘于自然，如同鱼相忘于江湖。
南怀瑾先生认为，鱼离不开水，所以想养鱼就要特意挖一个池塘放上水，才能把鱼养得住。那么，道是“自本自根”的，但人找不到，怎么办？有这样一句话“无事而生定”，也就是说，你的心中，一天到晚要“无事”，心中无事就是真正的定。养鱼需要挖池塘放水，鱼才能在里面生存，修道就要做到心中无事，才能生定。而鱼不知道有水，得道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有道。
有个年轻人在山脚下碰到一个牧童。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着笛子，看起来十分逍遥自在。年轻人很羡慕这位快乐的牧童，就向他求教解脱烦恼的方法。牧童说：“我骑在牛背上，笛子一吹，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年轻人试了试，并不觉得快乐。于是他开始四处求教。
不久之后，年轻人遇到一位独自坐在山洞里的老人。他见老人面带满足的微笑，便深鞠一躬，问老人：“怎样才能和您一样摆脱烦恼呢？”
老人反问道：“有人捆住你了吗？”
“没有。”
“既然没有人捆住你，何谈解脱呢？”
年轻人恍然大悟。
五祖弘忍欲求法嗣，令诸弟子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六祖慧能续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正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活得不够单纯。盲目追求解脱烦恼的途径，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设限。当你认定自己需要摆脱烦恼的时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了自己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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