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的法家人物中，商鞅算不上最早的，在他之前还有慎到，李悝和吴起，但成就最大，能够称得上一代宗师的，就只能算是商鞅同志了，因为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他彻底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封建礼法制度，用官僚制度取代了原来的世袭贵族制，用皇权专制取代了封建制，把原来的地方自治转变为中央集权制，他所创立的这些制度，直到今天依然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单从秦国的崛起来看，商鞅的确功不可没，但从秦王朝的速亡来看，商鞅也的确算得上是罪魁祸首，因为他所发明的举国体制只适合战争年代，一旦到了和平时期，就显得过于残暴，所以当时的百姓纷纷选择拋弃秦王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那么商鞅变法就是失败的。

商鞅虽然死了已经二千多年，但由他所开创的秦政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在这两千多年的延续过程中，有众多历史事件都与商鞅的思想有关，下面就让笔者来一一解答。

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经就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召开过一次大讨论，与会者当中的大多数人主张实行周朝的封建制，但遭到法家人物李斯的坚决反对，并且提出要废除私学，焚毁诸子之书，理由是诸子之学可以扰乱民心，而且民众一旦明白了事理，就会对抗朝廷，这样国家的政令法规就无法执行，国家也因此会败亡。这就是发生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焚书是为阻断思想的传播，坑儒是为了消灭思想的源头。

这一事件的理论根据完全来源于商鞅，在《商君书》中有一句著名的理论:政胜其民则国强，民胜其政则国弱。意思是国家的统治力一定要胜过民间的力量，否则国家就会衰弱下去。所以如何削弱民间的力量就成了历代王朝必须面对的课题，为此，商鞅特意发明了弱民五术，目的是从政治、经济、教育和人格上全面剥夺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其中，废除私学，不让民众读书就是著名的愚民之术，所以，只要读懂《商君书》，就不难理解秦始皇的行为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大汉王朝成立初，刘邦和他的一帮功臣宿将，都亲历过秦王朝的残暴，因此在汉初，国家选择黄老思想为政治指导思想，远离残暴的法家思想，但到汉武帝时期，为了满足他日益膨胀的野心，为了战争需要，武帝开始拋弃黄老思想，然后将法家思想重新拾起，因为只有法家思想支持战争，也只有它可以建立举国体制，也只有它可以控制民众，至于儒家只是汉武帝在国家与民众之间添加的一剂润滑剂，因为秦王朝的速亡仍然让武帝心有余悸。所以汉武帝要罢黜的不是百家而是道家，所要独尊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独尊儒术仍然是一种控制民众思想的手段，仍然是一种愚民之术，只不过比焚书坑儒来的更加又明，但从整个文化的发展来看，它的杀伤力远胜于焚书坑儒，因为早期的儒家是独立的文化学派，但到了这个时候儒家就不得不依附权力，从此儒家由原来的导师变成了奴仆，而且此举彻底终结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黄金期。从这时起，我们这个民族就开始走向堕落，再也没有产过像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这样的思想大家。

王安石变法

之所以把这件事拿出来，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的初衷和手段同样来自于商鞅思想，在宋神宗继位之初，由于北宋政府不但患养了大量的军队和官员，而且还奉行高薪养廉的观念，致使北宋政府的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王安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商鞅思想在经济上讲求要全面剥夺民众，不让他们富裕，并且讲求国家要控制一切社会资源，通过控制资源来控制民众，按照他的弱民五术中的贫民术，就是要将民间财富收归国有，理由之一就是民贫才能国富。

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一场经济改革，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划分社会财富，将原本属于民间的财富收入国家的腰包，以此来缓解财政危机。比如:王安石规定民间的所有交易行为都必须在政府规定的市场内进行，其目的不是为了便民而是要收取交易税，到了后期，甚至连民众卖儿卖女的钱都要上税。

再比如，他的青苗法就是政府用强行摊派的手段让民众贷款，并且还强行让地方大户为穷人担保，在这样的横征暴敛和夺取豪夺下，一时间流民四起，饿殍遍地，易子而食，就连原来的大户人家也纷纷破产，于是一场经济危机迅速转变为政治危机，以至于北宋政权的合法性因为这次改革而全部流失，五十年后，北宋政权就在农民的漠视下被一个弱小的民族吞并，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商鞅的这场变法仍然在进行中，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不过是在重复一种失败的试验，历史上所有的普通民众不过是试验用的小白鼠，而那个商鞅才是真正的操盘手，直到今天他依然躲在高中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