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永光司

年

我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甚至下决心钻研这门学问，都要从我与一本书的邂逅说起。这本书便是《庄子》。若没有《庄子》，我可能就不会把中国哲学选为自己的专业了，对我来说，《庄子》是我的学术领域，但又不远于此。

我在昭和十七年（年）的九月从大学毕业。走出校园的同时，我被征入伍，五年的军队生活成为了我青春时代的全部记忆。彼时，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末期，战火跨越了玄界滩，横渡了中国东海，在大陆战场的绝望中彷徨。我的身体生来强健，未能拥有“攘臂于其间“的支离破碎那般的幸运，然而我的精神却天生怯懦，远不如在妻子灵前”鼓盆而歌“对庄子那般达观透彻。所以我脸色煞白地上了运兵船，怀着满心的恐惧，以一副现在回想起来仍觉羞耻的样子离开了内地。那时候，几本书静静躺在行囊之中，陪伴我远渡——《庄子》，《万叶集》《致死的疾病》柏拉图的《斐多篇》。我曾期望《斐多篇》能拯救我的灵魂，期望《致死的疾病》能治愈我的不安与绝望，期望《万叶集》能给予我生的欢喜和安宁。可战场之上，到处是炮弹的悲鸣，精神的颤栗与灵魂的狂躁，这使得书中那些睿智与抒情，连带着我的那些肤浅的理解，被悉数打回一排排空洞罗列的印刷活字。战场一隅的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只有偶尔细细琢磨《庄子》的时候，才能让我那懦弱的心，从书中那坚韧的顿悟与豁达里得到激励。在那段生死一线的战地生活里，《庄子》是一本慰藉心灵的书。

停战一年半，我终于再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比起当时国内的生灵涂炭，我的生活似乎还要更加悲凉一些。那时，我打定主意，要重新走上学术之路。年迈的父亲又一次孤零零地站在乡下简陋的站台上，在冬季寒冷的天幕下沉默地目送我离开。车窗外他那沧桑的身影映在我眼中，我不由地想，搞学问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而我却整整虚度了五年的光阴，只因求学路上的举棋不定。最后是父亲的骤然离世，狠狠地嘲笑了我的无能与懒惰。那一天，是昭和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握着父亲冰冷僵硬的手，眼泪夺眶而出。那是我前半生最悲催的一天。金黄的麦穗在风中掀起阵阵波浪，我从火葬场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试着庄子的笑声中体会他的悲伤。彻底被生活打垮的我抬头仰望南国五月的天空，微笑，对我来说，《庄子》是教会我在悲惨之中微笑的书。

父亲去世后，我随即在高中任职，开始了在京都，大阪两地往返的日子。即便对于我这种身体健康的人，这也绝不是一份轻松的活计。然而每当沿途的风景倒映在眼中——或是麟次节比的房屋，或是连绵不断的森林，急行电车在轰鸣中疾驰的这四十分钟，似乎总能在我的心中留下些许清爽之意。后来，年轻一代生机勃勃的梦想和希望，唤醒了被我一度遗失的青春。我决定在这上天赋予我的境遇之中，用最坚韧的方式，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虽说与庄子那至高的肯定还有着云泥差别，但在我心中，也逐渐生出了一丝仿若勇气一般的感觉。对我来说，《庄子》是一本赋予我不屈不挠之心的书。

自始至终，我都不认为自己对《庄子》的理解是完全正确且五疏漏的。但是对我来说，除了将自己理解的《庄子》解释清楚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了。这些字句解释或逻辑推理中那些不甚妥当之处，我愿按照众人的指正，谦虚改正。若是多少能让读者意识到，原来《庄子》还存在这样的一种解读之法，我便心满意足了。最后，如若已逝之人能感知生者之心，我想谨以此拙著，当作一份迟来的歉礼，献给我去世的父亲。

陈鼓应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经历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功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大学期间，受先师东方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书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和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艺术人生就是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进，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通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权威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皆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人性论》两本书的内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