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畜皆为动物，这在远古时，便已不再是问题。将野性十足的动物驯成温顺可用可食的畜禽，虽是从动物到动物，可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当人类累积足够多的驯化经验，统治者便将这种驯化术转用于人。在皇朝普罗大众实与牲畜无异，支撑起皇朝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便是来牧吾们这些小民的。

由野生动物而牲畜，必具三个基本要素：

其一、牲畜们是在不停的繁衍中丧失野性，如此一代一代生生不息，便形成所谓的传统。一代一代牲畜们在本性上完全认可这种传统，将自我的一生自觉地纳入这种传统当中，成为无限循环之一分子，早忘了上天赋予其作为野生动物时的自由天性。它们既已成畜，便无比仇视自由，恐惧自由，若是给了它们摆脱那些牧者的自由，无疑它们会死。

其二、人类将畜类精确地纳入自己的生活当中，构成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诸如牛马，用来出力，创造财富与食物，狗用来看家护院，追获猎物，它们主要是被用的，可最终也难免被吃掉。猪羊与家禽们虽是专用来吃的，可也偶尔兼有一点小用处的，比如雄鸡便天然地负起司晨的职责。所有禽畜都参与人的生活，而禽畜的生活则被人所主宰，人与畜的生活交融一起，无限轮转，各安其道。

其三、人类驯化术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掌控牲畜们的生育行为。为什么猫科动物不能被驯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尚有交配的自由，也就是说所有的猫科动物的性行为不会在人的管理下完成的，这是猫科动物的天性，这也是它们不可能在长期的繁衍中被改造并形成的“新的传统”的原因。

或曰猫不是已被人驯养了吗？其实猫不仅没被过驯服过，甚至也不曾被养过，当然当下的宠物猫们例外。猫更像是人类的合作者，人需要积粮，以故患鼠，而猫猎鼠而食，人猫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互相需要，相习而安。这也就是猫是离开人类，便可恢复野性，回归自然的原因。

也就是说，猫与人类相处，只相当于外出猎食行为，野性的大自然才是它们真正的家。

说到人类对畜类的生育管理，就不能不说阉割这个话题。

无论是有多少代作奴作肉的光辉历史，只有还有自由的性，那么上天植于生命根部的野性还会有些许的残留，这对牧者而言，自然是不利的，是需要除去的。雌性作为生育的机器，是全部需要的，而雄性则是不需要很多的，幸运而被留作种子的，则会把自己的种子播入众多雌畜体内，一代一代畜类便这样生生不息，可后代中的绝大多数雄性动物仍在不停地重复前辈的命运。

阉割技术在远古便已成熟，既然人与畜类皆为动物，由阉动物而阉人，也在很古时候便开始了。据考最早记录这种行为的是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上，那是一个会意字，一个类似凸字的图形，配上一把刀，这个凸字是个象形字，意为男性的两个睾和一个生殖器，边上那把刀自然是割这个凸的。

但这一定就是人的么？雄性动物的这种物件不也是如此形状么？焉知此非阉动物的记录，而必谓之阉人呢？这是因为此字嵌在这样的一句话里，“庚辰，卜，王，朕——凸与刀合成的字——羌，不死”，有时间，有人物，有事件经过。据考这个王便是殷商的名君武丁，而被阉的是羌人，也就俘获的异族。以当时的技术，被阉者的死亡率一定是很高的，而这回的结果是没死。

到了大周，被阉的男人称为寺人。寺的古字是一个会意字，上边的“士”字，为男性性器的像形，寸字则是一只手握着一把刀。《周礼》上说“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宫就是阉的意思，被宫过的人绝了人道，便被放心地派在后宫里服务了。在阅读记录那个时代的文字时，会偶尔看到这类人的身影，比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寺人披”，《诗经-小雅》中的“巷伯”。

宫刑，这是一种“次死之刑”，是官方确定的五刑之一《尚书》中的《吕刑》上皆有记载。

施于男人，为“割势”，施于女人，叫“幽闭”。历代对女人们绝少也实无必要施用此种刑罚，遂久而失其实，徒存其名，甚至如今连如何幽闭也无确定说法。于是宫刑只供男人们独享。

究竟犯了什么罪才要宫刑侍候呢？首先自然是与生殖器相关的罪过，对吾等小民来说，生殖器尽管是自家的，可使用它是有严格规定的，倘或乱用，也就是“男女不以义交者”，那么“其刑宫”是逃不掉的。不过吾们为了保住身上的这些部件，很快便都义了起来，于是被宫的人就不会太多。以至后来基本不再用这条法令约束那把锋利的阉刀了，犯罪或不犯罪的，看着不顺眼，想宫也便宫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发去郦山筑阿房宫的七十余万众中，都是宫者，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张，可至少这些人中的被宫者应该很多。

无法确知那个残暴的时代宫了多少人，可其后，这个大秦竟然宿命般毁在一个被宫过的赵高手里。

到了汉初，为了抢夺天下而折腾得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人们求生之不暇，也顾及不了下面的需要，再则为了顺应人们对大秦的繁刑苛法的痛恨与厌恶，继续实际约法简刑，大概暂时不会恢复宫刑。可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为吾们赢得平稳发展的机会，吾们终于富了，因为富了，对生活的欲求便多了，生活也就不再类似先前那般简单。当然吾们的朝廷自然也不会一味地无为，权力的本质就是治人的，是闲不住的。吾们古国历朝历代一向是凭着皇帝心意治国，具有悠久的人治传统，以致形了所谓的文化，所有的王朝都要力保这种先进的文化。怎能不下死力地去保呢？否则某些人凭什么当帝王将相，更多的人凭什么当着以各级老爷呢？然而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一层层贯彻上级的理念时，还是要依靠法律的，所谓的法律其实也就是各种等级的刑罚，至于吾们为什么受刑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上至皇帝下至差役的心情。

说话到了汉武大帝时，宫刑早得到了恢复，不过对宫刑的使用却再次体现了皇恩的浩荡，也就是说吾们犯了该砍脑壳的罪，可以用宫刑来代替，如果交上五十万钱，也可以完好地保住悬在裤裆里的那些物件。没找到资料得以详知五十万钱在汉代是一笔什么样的财富，相当于一个平常人家的多少年收入。能买下一条命的钱对有钱人之外的所有人而言一定是笔巨款。

形貌出众又非常具有歌舞才能的艺术家李延年当年坐事被宫了，一个音乐家想必也不会犯下杀人越货的大罪，可还是被断了根。当然这也有相应的好处，他因此入了汉宫，得到亲近皇帝的机会。这个孝武帝刘彻是个爱美人兼爱男风的家伙，也就是说他男女通吃。像李延年这样的人被吃也就吃了，可据《史记》暗示，便连卫青与霍去病这样的驰骋大漠的将领也被他尝过。

对上级而言，下面的存在只是为了他的欲和用，用实则也是为了欲，一层一层用与欲下去，到了吾们这些最底层的庶民，已与畜禽们没什么差别了。

且说这个李延年得宠后，便做了那首著名的“佳人颂”唱给皇帝刘彻：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这个佳人便是他的妹妹，不久这个妹妹成了刘彻的李夫人，李延年的地位自然跟着提升了，出任了“协律都尉”，这个职位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音乐家协会主席，不过待遇可不是音协主席所能仰视的，李延年的奉禄是两千石，相当于卿相的水平。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不过食禄六百石。

李延年富而且贵了，可这时任他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回作为男人的那个复杂的器官。不过李延年原是个市井之徒，没有读书人的那种耻心，再说他当年大概也犯了大罪，仅拿一根生殖器换来了性命，又换来偌大的富贵，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与李延年同时代，并有着相似经历的司马迁与其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一是司马迁学识渊博，并且跻身大汉的中级干部行列，因言而获的罪几乎是强加予的。二者相同的是他们都受了腐刑，也就是都被宫了，另外就是两人受刑后，都富贵了。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中书令，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比音协主席的位子高出许多，基本算得上“位埒卿相”了。

富贵后的二人一个最本质的不同是：李延年安享尊荣，意气飞扬，傲睨天下；而司马迁看透皇权的邪恶本质，因耻而怨，因怨重赴囹圄，并最终以死洗涮宫刑而给自己生命留下的全部耻辱。

这是怎样的一个灵魂呢？这当然是吾们古国值得万世颂扬的灵魂，是值得吾们每个有良知者膜拜的灵魂，它在被皇权的百般蹂躏的残躯中默然独立，以超脱的目光穿透耻辱的疮疤，以这个灵魂所能生发出的全部仇恨来蔑视着滴着血的刀锋；它在溷臭的世道重重熏染中不为所动，如同踟踌于大野上的一名复仇者，亘久地铭记着那来自生命根部的痛感，并在充满结冰的心上磨着一把锋利的剑，他要用这把剑剥掉皇权的一张张脏皮，然后再用一枚枚钉子似的文字，把他们的皮牢牢地钉在历史的长廊上。

然而，只要有皇朝，便永是混沌的时代。司马迁仅是一介文人，他的反抗多么无力，他只能被这个时代咬在嘴里，慢慢咀嚼，吮吸，吞入腹中消解，吸收，使之化为混沌的养料。然而，生命为这混沌时代所毁灭的灰烬中，还有一点火星在，它是吾们被长久驯养而变成了另一种生物后丢掉的人的意识，人的认同，人的渴望，以及为了重返人而誓死不屈的精魂。尽管这仅仅是茫无涯际的混沌中一粒火星，尽管它很快被杳杳溟溟的混沌所锈蚀所淹没，以至于无影无息，就如同从来未曾有过。

可这些火星昔在，今在，永在。

是时候磨一磨层层垢污，让火星亮起来了，它的光亮哪怕细如蜂虿，也要给这荒诞的存在以绝决的一刺，尽管不能消除这数千年累积下来的暖昧与昏沉，可至少能让吾们这些被反复洗黑的脑子见到一点异样的东西，并把火种播进尚完全石化的脑袋，或许有一天，吾们古国的历史的上空将出现真正的真实的光明与清朗。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年无记载，以故不为后人所详知。出生地为龙门，即今天的陕西韩城。曾受业于当世大儒，并游学天下。汉武帝元封四年，继父亲司马淡任太史令一职，该年三十八岁。

太史令之职处在“陪外廷末议”的“下大夫之列”，是大汉朝廷的中级干部，虽位远逊于卿相，却出入“周卫之中”，周卫也就是有严格警卫的朝廷，常有亲近他们圣上刘彻的机会。

年已三十八岁的司马迁，在那个时候，这个年纪已不算很轻了，可初入仕途，起点又是如此之高，因此他满怀对朝廷的竭忠的理想，这里面自然有其积极上进的热望，他在那篇《报任少卿书》中这样回忆这时工作状态：“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这才力，务一心营职。”

朋友也不交了，家业也不管了，没日没夜只想一件事，就是怎样竭尽己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时他虽为太史令，是一个史官，可出入朝廷，算是廷臣，时有参议政事的机会。同大多数同僚一样，司马迁也时时在“求亲媚于主上”，也就是一心想得到皇帝的重视。

可如何亲媚呢？满朝的大小官员们都在眈眈地寻觅着这样的机会，即便偶有这样的机会，以司马迁的位置和自尊大概也抢不过人家。

从三十八岁至四十七岁，整整九年时光荏苒而去，这一年属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陷阱罢了。

尽管有了一把年纪，可仍心存书生意气并激昂自负的司马迁在政治上终究是不成熟的，它不仅没达到亲媚主上的理想，反而给别人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无底的大狱正像一张黑洞洞的嘴静静地张在混沌之中，磨好的刀锯如同牙齿一般在等着一个殉难者，唯有将之嚼碎，才能平息一下皇帝的余怒。这个时候，司马迁像一只翩翩蝴蝶飞来，飞进去，跌落于粪壤与尘埃之中。当他从刀刃上爬上来时，已失了作男人的本钱。

他接受腐刑亦即宫刑而换得一条残命。

让司马迁身罹如此重刑的事其实与他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大汉到了武帝时，由于文景两代的经营和积累，终于可以反击来自匈奴的侵扰。可这只为武将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司马迁仅仅是一介史官，基本是一个旁观者。可也不能说与他并无一点关系，因为抗击匈奴，是每个大汉的臣民所应该体现的爱国精神，吾们庶民都时刻牢记匈奴如何包围了吾们的高祖皇帝，让他老人家在恐惶中挨了好几天的饿。更牢记狂妄的单于竟然要求吾们的太后吕雉去陪他睡觉，一想到这些奇耻大辱，吾们便愤激得脚心发热，必须跳几个高才能平息一下。呜呼，吾们堂堂大汉，这种耻辱如何能忍？如今好了，吾们富了，吾们强大了，可匈奴竟然胆敢把吾们还当成太祖太后的时代。

在所有的皇朝，官员爱国，直接体现就是时刻爱他们的主上，吾们庶民爱国，主上与官员都要爱的，只是不能爱自己。因为吾们时刻准备为爱国而忘身或献身的。

作为食禄六百石的朝廷官员，司马廷也必须要有充分的爱国情怀，至少表面是这样。

事情起因据《汉书-武帝纪》所载，“天汉二年，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公孙敖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李广利也是李夫人的哥哥，与李延年是兄弟，与卫青与霍去病一样，都是因为成了皇帝刘彻的姻亲，才委以重任，才得以麾军漠上建功封侯。只是这个时候，卫青和霍去病相继殁殒，此时抗击匈奴的主将便是这个贰师将军。

问题出在李陵身上。李陵的祖父是飞将军李广，李陵亦擅射，拜为骑都尉。因李陵罹祸的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传》中略写了他，而一百余年后班固在《汉书-李广苏建传》中也用相当大的篇幅写到李陵。这次出兵原是派李陵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将辎重”的，可李陵坚决请战，并当着皇帝的面豪言壮语了一番，遂提五千步卒，出居延，作战目的是为了分散匈奴兵力，以辅助将三万骑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在祁连山下出击匈奴左贤王。

从现存有关李陵的文字资料来看，李陵从入仕以来虽有过两次率队深入匈奴腹地的军事行动，可都没遇到匈奴兵。这次李陵大概建功心切，轻敌冒进千余里，步兵较之骑兵，行动滞缓，孤军深入，远离后方，这本身就犯了兵家大忌。这一次与前两次不同，李陵遇到了单于十万骑兵的围攻。李陵指挥汉军苦战八日，转斗千里，战况异常惨烈。在多年后，李陵本人在回复苏武劝其归汉的《答苏武书》中，对此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

初时，朝廷得到李陵步军所向披靡的消息，公卿大臣们连连向武帝奉觞称贺，满朝喜悦，可没过几天，便有消息报来，说匈奴大军压过来，李陵的步军凶多吉少，这使汉武帝满心忧虑，达到了“食不甘味，听朝不怡”的程度，一时间整个朝廷都在惴惴不安中沉寂着。终于又有使者来报：李陵兵败并生降了匈奴，顿时，廷臣们纷纷为了表示自己的无限之忠，痛诋李陵，并要求严惩叛徒。

从《报任少卿书》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司马迁心里正烘热着一些话，他看不惯整个朝廷如此缺乏理性，以窥测并以迎合主上的情绪和心意为唯一准则。他虽侧身于这些廷臣当中，可位置卑下，是没有机会陈说的。

如果汉武帝没有将如此重大的问题抛给他，那么他仍然平平安安地当他的太史令。可这会儿皇帝竟然问到了他。其实这对一个谙熟官场的人精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只要摸透了皇帝的心意，说到他的心坎上，那么就会得到他的刮目相看。

可司马迁只毕竟是一介文士，他真不应该混在这群人里，他此刻竟然替李陵说话，话中暗示李陵之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李广利没有及时援救。于是他被下了大狱。这表明司马迁尽管在最顶级的官场历炼九年，可仍不谙仕宦秘诀，仍满怀着书呆子的理想主义信念，并试图以此获得他们皇上的重视，以达到亲媚主上的目的。

然而他的主上拿他这个小官来为这件事定了一个调子，也拿他暂时抒解了自己的帝王之怒。

没有人站出来替司马迁说一句公道话，甚至连一个同情的眼神也绝对没有。他很快成为众位同僚们挞伐的万恶之徒，不久，司马迁便在万般折辱中定了死罪。

按说司马迁只是在皇上垂问的情境下应答了一些话，即使不正确，罪也不致死。可殊不知在吾们这个古国，决定个人或某个群体命运的不是理性与准则，所谓的法律也仅仅是为迎合上级意志而预备的刑具，施用哪种刑具要看往上面的脸色，至于与刑罚相当的罪名，是可以随意安排的。

在司马迁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官方所谓的理由应该也有。司马迁自己没说，班固在《司马迁传》也没说，不过从与司马迁同时代人的桓宽所写的《盐铁论-周秦篇》中隐讳地说他因“贪利以陷其身”，《汉书旧仪注》的作者卫宏则说他“坐举李陵”而罹罪，有关这一点，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做了解释：“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

这段话大意是——我与李陵同为门下省同僚，可从来也没什么个人关系，各走各的路，不曾在一起喝过一杯酒。可就为了这个人说上几句应该是公道的话，他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了。而投降匈奴的李陵的老母妻儿也只是关了起来，直到一年后李陵做了单于的女婿，并封了“右校王”，皇帝才下诏灭了李氏一门。

然而此时，司马迁已从蚕室中出来了。司马迁没有五十万钱续命，昔日的朋友也指望不上，为了保住脑袋，只得让生殖器去领这一刀了。受了宫刑的人要关进一个密不透风并温暖的屋子，这就是所谓的蚕室。

命运总是喜欢黑色幽默，从前司马迁一心想着能有机会亲媚他的主上而达到官位窜升的目的，可最终竟因此被宫了。而被宫后，竟然一下便达到了这个目的，他成了皇帝的中书令，这是一个相当显要的官职，以至受到很多人的嫉恨，这些人一致地贬损他因惧死受阉，不是个男人，甚至不能算作一个人。

被阉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内心，这比死亡还要创深痛巨，因为一旦死了，所有的痛苦也就没了。对于司马迁而言，用受辱而换得生命的存在似乎只为能时时深味着难以承受的耻辱，这促使他时常反观自己整个过去，并改变了对这个世道本质上的认识，此时他深刻地感悟到自身和父亲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朝廷所扮演的角色，无非“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上主眼里，同那些倡优是一样的，仅仅是为了取乐或者装饰一下偌大的朝廷之用罢了。

从前自己的那种时刻准备着报效朝廷的拳拳之心，忠于主上力求上进的人生志愿，这一切曾令他激情满怀，热血贲张，如今想来何等的可笑可怜与可悲。

不幸的另一面也许是幸运，他的身体被阉了，而脑子里的作为人的认识与判断力却苏活了，这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尊严以及对社会能安放这尊严的良好预期，这是人的准则，是促进正常社会在运行时所必须的动力。可皇朝不是正常的社会，不会允许人有这种意识的。

然而司马迁有了这种意识！

在吾们这个神奇的古国，所有脑袋早已被阉割了，脑子里那些自然赋予的勃勃生机和理性的判断都被阉掉了。吾们已变成一代代君主与官员们喜欢与需要的那种样子。

吾们最悲哀的是连阉割的痛感不曾有过，这是多么高极的阉割术啊！这是吾们古老的文化最精华最先进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它尖锐到了无形，锋利到让人感不到痛，它似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它密布在吾们置身其中的无边的混沌中，隐藏于空气中，往复于吾们的呼吸中，它改变了吾们作为人的属性，已成为深植于遗传中的一把刀子，顺着时间向前浮游并阉将下去。

那么这把阉刀究竟是什么材质打造的呢？

被吸血时对那些吸血器官的崇拜，被奴役时对奴役的迷恋，被欺诈时对欺诈的认同，被凌虐时对凌虐的享受，无限沉沦时疾速上升的错觉，或许还有颠倒的黑与白，错乱的时与空，含混的冷漠与昏热，残忍与麻木，鲜血迸流的腥热与交媾呻吟的快感……不能说清楚，难以说清楚，概括成一句话，它是用人类所能产生的恶念与其背面被刻意赋予的虚幻之物打造而成，其本身便是虚无，这把刀子的本质实便是虚无，正因其虚无才无比的锋利，割掉了吾们作为人的天性中那最宝贵的一部分。

因为在皇朝的字典里，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可憎的虚无。

于是吾们虽看似一个人，可吾们是被驯化的人，已经与真正的人类不同了。这便犹如猪与野猪、狗与狼、牛与野牛、马与野马的不同。然而偶尔会有些返祖的人类，被阉去的那一部分又重新在脑子里萌生了。

司马迁便因被阉割了身体而在巨耻与巨痛中顿然醒悟了，他头脑中被阉掉那点作为人的灵魂一下恢复，并异常丰盈起来，这首先是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客观与准确的认识。他获得了一个高于这沌混世道的视角，当他俯视着包括自己在内的众生，内心充满绝望与愤懑。

因此司马廷绝不会像李延年那样骄纵，那样威福炫耀，他时刻为这个苟活而承受内心的煎熬。他并非畏死，以这一点论，他要勇于那个骑都尉李陵。可他还是选择比死更不幸的活，因为父亲嘱托的、也是寄予了自己人生最后理想的事情还没有完成。

还在任太史令时，他已写完这部计划中鸿篇巨制的大部分篇章，作为一个王朝主干的“本纪”应该是最先完成的那一部分，他已把前一任的皇帝也就是孝景帝的本纪做出来，大概因为景帝是武帝的父亲，于是武帝要看一下，结果很是不满意。

据东汉学者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本应该无限颂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却要极言他的短处，还要捎带上自己的主上，这难免惹主上大怒，把这一篇从一大卷竹简上削掉了。

很可能这个时候，汉武帝对这个拿着六百石奉禄却不唱赞歌的太史令心存芥蒂，以至于几年之后，在高官林立的官员中一眼便看到了他，并问他如何看待李陵生降匈奴的事。结果是令武帝又一次震怒。

据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史记》作为私人修史面世是在汉宣帝在位的时候，由其外孙杨恽拿出来的。据说其中十篇有目无书，十篇中便有《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又说现在收录的这十篇，是一个姓褚的先生补写的。

那么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现存的《孝景本纪》是不是当年汉武帝削那一篇？是不是司马迁后来重写的一篇？或者干脆是不是别人给补写的？

在《太史公自序》中已详记了《史记》全部作品已经完成，并为每一篇都作了内容简介，比如《孝景本纪》的简介：“诸侯娇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

据此可知的是《孝景本纪》的确是司马迁亲手撰写的。那么它是不是后世看到的《孝景本纪》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司马迁受过宫刑后，尽管被委以要职，可内心对汉武帝和他的朝廷满怀仇怨的。此外，他不再是太史令，此时修史上为了乃父的嘱托，下为不使自己的“文采不表于后”的私人行为，以此也就无须再给皇帝或者其他什么人检查了，甚至别人无从详知。他明白这部作品不能在当时就拿出来公之于众，他是要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

此事沉淀了百余年后，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更进一步说明这部《史记》“藏之名山”外，“其副在京”，也就是说其中一套藏了起来，而留在京城里女婿家的应该是副本。

此时，司马迁再也不需要顾忌什么，他不仅修史，还要要在修史时把自己的悲愤借此抒发出来。他唯一想做到的是如何是自己笔锋如刃，去剥掉笼罩在皇帝身上氤氲的光环，然而在其虚假的光辉形象用史实阉上一刀，以复当年被宫之仇。然而他毕竟是一位以追求真实的史家，拿真史实说话是他不可逾越的准则，因此所记的只是当权者留下种种秽痕污迹，这也就够了。

那么当年触怒汉武帝并被削去的《孝景本纪》还会尊旨从书中削掉吗？不，而是偏偏要留在书里。因此，我推测现在的《孝景本纪》便曾被削掉的那一篇。若果是，那么这篇本纪中极写景帝哪些“短”呢？又写了武帝哪些“过”呢？

现存的《孝景本纪》中写到汉武帝继位后做的三件事：封皇太后的弟弟也就是他的舅舅田蚡为武安侯，封弟弟刘胜为周阳侯，置建了阳陵。

还在高阻的刘帮的时候就曾有一个明确规定，即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者不得封侯，这便说明汉武帝一上任，便没有遵守祖制。再则在景帝后面只附写武帝几笔，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打算做一篇本皇上的本纪了吗？这是不是有渺视当今皇帝的嫌疑呢？

通观《孝景本纪》还是摭取了一些史实，非常简略客观甚至谨慎地予以记载的，这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加过小心的，然后看似一些客观平淡的叙事语句下面所包含的故事，司马迁不会不明白，同样汉武帝也不会不明白，这也正是使汉武帝十分光火的原因。

此外，在这篇简短的文章里，司马迁大量地写了一些恶兆，并把这些来自上天的警告直接写在某些事件后面，比如“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月晦，日有食之”。尽管司马迁本人未对废太子事件枉加臧否，可他是挟天意而对这类事予以否定，又写了把这个临江王召来，“即死中尉府”中，废了栗太子，新立的太子正是这个孝武帝，这里面的争谪的故事必然十分血腥，作为一个主要当事人，汉武帝自然是不快的。此外还有信任晃错，激起八王之乱，又杀掉晃错之类的混乱行为，都应该是孝景帝的短处。

有人说这篇文章是别人伪造的，因为其中出现了孝武皇帝的称呼，这样的谥号只有在刘彻崩后才有的，而司马迁是武帝活着时便完成了全部史记。以同样的理由，有人认为《孝武本纪》也是托司马迁之名的伪作，首先这个篇名即非《太史公自序》中已定名《今上本纪》而且开篇出现了几次孝武帝的称谓，可其后对武帝的称谓一是“天子”，再就是“上”。在他写与他同时的一些人物传说时写到武帝，一般是用天子称之。由此可见，《孝武本纪》中对武帝的称谓基本符合司马迁一贯的做法，至于篇名与开篇以及《孝景本纪》中的出现的孝武帝的称谓，应该是后人改的。

关于缺了十篇的事，最早是《汉书-司马迁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司马迁死后，《史记》便有零星篇章在西汉的社会上流传，及武帝崩，宣帝继位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把《史记》拿出了出来。杨恽已是位列诸侯，绝对是当时的高级干部，以他的政治敏感性，他不会毫无顾忌，应该是将包括《孝景本纪》与《孝武本纪》在内十篇颇具锋芒文章给隐匿下来了。

随着时代渐远，《史记》中那些记录与司马迁同时的一些人与事，也都成了旧事，敏感度大概不那高了，于是得以曲折地拿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便被人动了几个小手术，换掉了几个名字，是极可能的事。

试想，《史记》诸篇不是一般的应景虚浮之文，那必得靠史实写成的，若无长久的研究与考证，即便有司马迁的良史之才，也是写不出的。即便能写得出，谁又会费尽心力为死掉多年的司马迁做嫁裳呢？即便真有这样的人，而且想做假成真，也不致于糊涂到在那几个称谓上出露出破绽。

那么类似《孝景本纪》或《孝武本纪》这些篇章究竟隐藏了多大的杀伤力呢？今天读起来，境与时不同了，不会以为然，可在当时，那简直是了不得的事。甚至到了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还对司马迁“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可见帝王们是容不得这样的文章的。

《孝武本纪》写到太初三年汉武帝东巡海上寻找神仙为止，十分符合司马迁对这部大书在时间上的整体规化，“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而他坐李陵事而遭宫刑是天汉三年，从太初三年至天汉三年，相隔四年。天始四年，司马迁给因受太子出兵的牵连而入狱的任安写了那封著名的回信，从天汉三年至这一年的五年时间里，司马迁担任中书令之职。

司马迁用宫刑这种耻辱换几年的苟活就是为了完成这部《史记》从内容上看《孝武本纪》一定是成稿于这几年间，因为受刑前任太史令时，是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写一位当今皇帝。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把这篇本纪从时间上延至天汉二年或三年呢？天汉二年派李广利李陵等出击匈奴，其实仅仅是武帝时期诸多战事中比较平常的一次，至于李陵兵败生降匈奴，自己因为这样一件不相干的事而身历无妄之灾，这类事在武帝这样大人物的行径中简直是微不足道，况且这篇“本纪”专门摭取汉武帝“用事鬼神”的事例完成的，余者并未录入，因此在时间不会有画足似的延伸。

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身居高位的司马迁会有不少的公事，除了必须履行的职责，他大概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以至于在任安看来，他工作的热情与其所受的恩宠实在不相当，于是便写了一封信责备他没能顺于接物、推贤进士。如果没有出现天始年间那次撼动朝廷影响深远的巫盅案，他大概不会给他写回信，是会一直沉默下去的。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把这样一个“因事鬼神”而引发的大规模变乱写入《孝武本纪》呢？一个很可能原因是此事正印证了已完成的《孝武本纪》所记录的事实的重要性，正因汉武帝如此投入地“用事鬼神”，才会引发如此重大灾难。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司马迁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在《报任少卿书》中他写了自己巫盅案发的一年里，他“会东从上来，又迫于贱事”，因公因私忙得连给他回信的时间都没有。

翻开《汉书-武帝纪》可以找到这一年汉武帝巡幸的地方——天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泰山自然是吾们熟知的东岳，不其山则是临海一座山峰，他去的目的仍是“用事鬼神”。“夏五月，还幸建章宫”，也就是说五月才回到长安。作为中书令的司马迁一直陪同他巡幸，一走就是三个月。其余的九个月他应该还有公事需要应酬处理，剩下的时间才能安排自己的贱事，而这些贱事自然十分重要。此时对他而言还有什么事更重要？仍然是与《史记》这部大书有关。

《报任少卿书》中有一段文字例举了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违、韩非和诗三百篇为“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并基于自身的真切体验，而得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的结论。

这一段与《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文字除了个别词语在重述时略加改动外，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几年里司马迁的精神一直沉潜在自己的创作中。

此外按计划完成的全部《史记》讫于太初年间，有两个地方则突破了这个限制，相对的是与他的两次重大遭遇有关。一处是在《李将军列传》后面缀以李陵事件的始末，这一定是在司马迁当了太史令后所撰写那一批文稿的一部分。他为写李陵这个并非显赫人物而打破自己的整体计划，将时间一时延至天汉二年。

李陵虽出身将门，可官职并不显赫，且素无战功，天汉二年这一役，是他经历的唯一的一次战斗，如果他壮烈战死或自杀明志，以只能偶尔提及，难以单独为他写一篇列传。更何况他生降匈奴，成了匈奴的王爷，又做了单于的驸马，更是难以载入丹青的，可李陵的命运竟然意外地影响了司马迁的命运，因此他要把李陵的事记下来，为自己遭受的奇耻保存一点直接的背景材料。

另一个与他命运连系到一起的人便是任少卿，在《田叔列传》的后面，褚先生简略地补写了任少卿传记。这位褚先生明确自己是在补写，而非伪造，且从文中所透露的信息来看，褚先生应该与司马迁是同时代的人。在这样一个时代，司马迁已写成的那些文章也没人敢拿出来，褚先生怎么可能去伪造呢？此处他补写的那一部分是标明了的，似乎连伪造的想法也不曾有过。

可这位褚先生为什么偏对这个在当时并不算大角色的任少卿发生这样大的兴趣呢？比较合理的推测一定是与司马迁的那封《报任少卿书》的回信成了当时社会上非常具有震撼力的事件。

这个事件最大的影响就是，从此司马迁的身影神秘地从历史中消失了。

过了一百余年，班固在所著的《汉书》中虽专为司马迁立了传，可也只写到司马迁回复任少卿这封长信为止。不过在《司马迁传》的结尾的“赞曰”那一部，还是隐约透露出一些不祥的信息：

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

司马迁博学多识，却不能以智保全自己，遭了宫刑，背地里抒发怨愤，然而这封书信也是很恳切的，看得出他自我伤悼的原因，也不过是是《小雅-巷伯》一流。

《诗经》中的《小雅-巷伯》是一位叫孟子的寺人对自己屡遭谗害的愤怨的抒发。如果仅仅这些语句，也只是概括了司马迁的生平以及《报任少卿书》的内容，其实这只是为引出下面关键一句，也用《诗经》中《大雅-烝民》一句诗点明在那样一个时代只有“既明且哲”，才“能保其身”，像司马迁这样全无忌惮地抒发满腔悲怨，想不再罹奇祸，是很“难矣哉”的！

那么司马迁真是既不明也不哲吗？我想受过宫刑的司马迁对这个社会早已看透了，也绝对不缺乏足够自保自全甚至长保尊荣的睿智，可为什么还要写那封充满怨恨信呢？

事隔一百多年，班固在为司马迁做传时却在其生平的关键之处留下空白，甚至在最后也只能十分隐讳地借用《诗经》中两首诗来暗示司马迁的最终命运，这又是为什么呢？

以前曾读过郭沫若的一篇读史随笔《司马迁之死》文中引用了桓宽《盐铁论-周秦》中的一段话，为司马迁之死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然而这段话仍然是十分隐讳的，甚至连司马迁的名字也不愿或者不敢提及。据郭沫若推测，《盐铁论》应该是做于距昭帝始元六年不远的年代，因为这一年昭帝刘弗陵主持召开一次盐铁会议，算来与司马迁写《报任少卿书》的太始四年相隔只有十几年的光景。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

首先我认同郭沫若的推断，文中所谓的“无行之人”只能是指司马迁。因为文中的“今”也就是桓宽生活的时代，只有司马迁符合这段话的描述。而最后一句话透露出司马迁是就刀锯而死。

那么什么罪名能把一位身居庙堂的中书令给处决了呢？

整个西汉，再没有提及此事，直至东汉学者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才明确地说司马迁因“有怨言，下狱死”。其后三国时的王肃与西晋的葛洪有关司马迁的说法与卫宏类似或完全相同的话。

那么他的怨言一定是因那篇《报任少卿书》而为汉武帝所知，心怀“隐切”的武帝又一次将他下狱，可仅是这封回信上的话，还够不上判死刑的标准，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办案的官员们很容易罗织罪名，又一次把他定了死罪。当时正是巫盅与太子起兵两个大案诛连甚广的时期，罪名便是现成的，况且那个任少卿便因太子起兵的案子牵连将要被腰斩了，这大概就是后世说他因巫盅获罪的原因。

这一次司马迁虽无第二套生殖器被宫了，可仍可以活着走出缧绁，别忘了他当了四五年的中书令，这是一个享受顶极奉禄的职位，这时他大概出得起五十万钱的。

然而他不会，否则也就不会有这篇《报任少卿书》了。以他对汉武帝的了解，不会不知道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什么。这封信也必然会被汉武帝知道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将写在一大卷竹简上信送到狱中的任少卿手中，一定要经过狱吏这一关，敏感得有些变态的狱吏一定会以自己有所发现去讨好上司，几经易手，它最终一定会被送至朝廷。

司马迁已经做好了第二次赴死的准备，以此来消除五年前那次以宫代死的人生屈辱。

几年里生与死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是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他在这封《报任少卿书》中写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曾因吾们的伟人引用而广为人知，其后还有一句话：“用之所趋异也。”

这句话里面的“之”指的就是死，死的或轻或重的区别，完全因为是死的原因不同。从其下文来推测，还有应该还包括如何赴死的诸多区别。在司马迁看来受了腐刑亦即宫刑比稍有些尊严的死刑更可怕，甚至把它说成这各种刑罚中“最下”的，因为它摧毁了一个人的全部尊严，它甚至把一个人享有死亡的尊严也给剥夺了。

在这样以皇权为核心的社会，吾们小民活着都没有尊严，在死这种事上又何谈尊严呢？其实吾们早已忘了作为人所应有的全部尊严。

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觉醒的司马迁，一个要从训化的人变成真正的人的司马迁。

于是，司马迁终于要用自己的死去反击这个社会强加予他的耻辱以及故意的误解，还有因嫉妒而盘旋于周遭的那种飘忽不定的蔑视。随着时间不断加深的耻辱一边冰冷销骨，一边急火煎心，冰与火在这里奇妙杂揉。他感知到的自己生命与社会意识搅拌在一起，又时时刻刻在起着不能调合的冲突，美好的，丑恶的，清新的，有毒的，芳香的，恶臭的，它们连成一片，相互搏击，相互浸漫，相互吞噬，相互熏蒸，相互激漾又相互沉入死寂，而这死寂中又无时无地不隐含着灵动得一触即发的死之热望。

他无比憎恶这个沌混的世界，也憎恶自己的生命以耻辱形式的存在。

他要以死明志，以死洗涮沉积在生命中的尘垢，总之他要以泰山之重的死砸向这个混沌的世界，要让它在撞击那一刻发出夺目的光，要让撞出的巨响久久回荡于这个晦暗的世界之中。

然而一切竟然如此无影无声，他的死仍然落在虚空中竟然是那般轻，比鸿毛还要轻，与虚无一样轻。这个沌混的世界不仅吞噬了他的生，也同样吞噬了他的死，不仅摧毁他的生命，还要毁灭的灵魂。

这就是沌混社会的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它看似柔和时，却无处不藏有嗜血的利齿；可当你试图反抗，它又变得空空无物般地无法被触及，当你轻视这虚空时，反而被吞掉，并将你变成这永久虚空中暖昧的一部分。

在吾们古国的历史上，很多志士都遭遇到了与司马迁相同或相似的命运。

那么司马迁最后遭遇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桓宽的《盐铁论-周秦篇》中有关司马迁的那段似含混实则露骨的文字，大意为：

“古时君子不接近受过刑的人，刑余之人不是人。身子被有辱后世，因些贤良与不肖无不耻与接近他。

现在，无德行之人因贪利而自陷狱中，被判死罪却捐弃礼义，而长久地苟活，（他）为什么这样呢？一天被送入蚕室，伤还未痊愈，便宿卫皇帝，出入宫殿，并由此领取奉禄，享受的是高级官员的禄位，身以此而尊荣，其妻与子收入颇丰饶。因他常与卿相同列，所以被刀锯所杀而不被怜惜。”

这段文字不仅饱含对司马迁的污蔑，对他的不屑，以其小人之心去度他之腹后所得到的令人愤怒的结论，还有对他身居高位的嫉妒，他如此幸运而不知感谢，还要不满足地对他们的皇帝及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而发泄如此怨恨，这真令桓宽这般君子无比憎恶。最后一句“就刀锯而不见闵”，恰恰透露司马迁之死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显然是冤枉的，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出于桓宽所例举的事由，而不会被桓宽这类所谓的君子们所怜悯的。

郭沫若在《司马迁之死》以为不见悯的原因是因为桓宽们看到了非贬武帝的文章而引发了他们与魏明帝曹睿的切齿之恨，其实桓宽们应该没有看到过《孝武本纪》的。

桓宽不仅没有丝毫怜悯，甚至连司马迁的名字不屑、不敢或不愿提及。这可以看作司马迁罹祸时的整个社会对他的态度，这种态度至少影响到了百年后的班固所处的时代，对他的死依旧讳莫如深。

这只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才有的一种社会形态，是由肆意的权力所摧生并弥久沉积的社会意识，它茫无端涯，看似无刃无芒，不但杀人于无形，且能诛灭一切闪光的灵魂。

当时，整个大汉的官员们，都在窥测与揣摸着他们的皇帝刘彻的意志与情绪，并争先迎合以取悦于他。这一切与五年前并无不同，甚至更加严重。他们的皇帝早已经坐稳并坐大了江山，行事更加任性武断了。他虽号称天子却不会顾及老天爷的感受，甚至连承袭多年王朝规则也不再讲了。一切只凭他的心意，世界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心意跑得更快了。于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或于志在此途攀逐富贵的人追得更加幸苦了，时常有跑得太慢或跑入歧途而被淘汰出局的。

所有的行政与社会资源——法律、舆论以及对事物的评价标准都在围着这个中心在疾速旋转，然而顺逆正反并不确定。

这构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奇怪模式，整个王国与生活其中的苍生都在跟着皇帝的轴心在无限颠簸地转，愈是接近中心的转得越过，转得又有力。吾们这些边缘上的百姓也并不能闲着，被纳入以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为中心的旋转之中，大旋转套着小旋转，所有的人在一重重旋涡中转得昏天昏地，如痴如狂。

只要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没有人能逃离这种转动的场，便是几个隐士不也是在用逃离的方式获得加入更高级的旋转吗？率土归王，有什么办法呢？不随之起舞，官老爷们哪能有富贵呢？吾们哪能有一口饭呢？这个世界都是皇帝和朝廷的，连这混沌的空气也是，吾们只有把自己也当成皇帝与朝廷的，才有资格喘一喘这口气。

其实哪里是舞呢？不过群魔乱舞，鬼影憧憧罢了。

这片土地上基本没有理性，没有自然赋予人类的规则，甚至没有法律，一切都仅凭不同权力拥有者的心意，因此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所有的人格外相信天命，昊天无极，吾们所能求的只能无限向内去锤炼打磨那颗忠心，并且打开胸腔或者干脆捧在掌里，向着所在的中心献上去。这便成吾们的宗教，对权力的无限膜拜。

吾们成了与真正人类不同的人，犹如畜与兽、禽与野鸟的不同。

司马迁用自以为沉重的死投向的就是这旋转涌动的混沌世界。

汉武帝出于自己的私心，因爱后来成宣帝的刘弗陵的妈而爱他，欲废掉太子而立他，于是借着巫盅之案，逼得太子起兵，结果太子兵败自杀。这两起案子牵扯了卫皇后，贰师将军李广利等高层人物，至于像任少卿这样的人物更是不计其数。以汉武帝一向的风格，这些人毫无例外地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武皇帝十分敏感，他比以往似乎更需要每一个属于他的臣民忠心的成色，对自己已格外施恩提拔的司马迁写了这样一封满是怨言的信自然十分恼火，于是司马迁便在必杀之列了。这次不是要司马迁的生殖器，也不要简单要他的脑袋，而是要诛心，诛这颗怨心。

皇帝的微微一闪的想法立即便被桓宽这类人捕捉到了。他们也立即以对司马迁极尽轻蔑、憎恨和厌恶而向皇帝表现自己的忠心。其实他们最憎恨的是司马迁辜负了皇帝给以高官之恩，因此咒骂里便夹杂酸溜溜的味道。

当他们慢慢悟到司马迁是以死完成作为一个独立并有尊严的人的复活时，他们被来自人性深处的那点光刺痛了，这是因为他们也曾是人。然则这是他们最不能忍受的，他们终于愤怒了，因为这打扰了他们的信仰，所有的君子们一定要用喷溅的毒液淹灭他，可随即他们沉默了，因为他们无论向司马迁泼多少脏水，那光仍在，它不是在别的地方，仅在于每个人残存的那一点良知里。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忘掉他，至少要假装忘掉他，不再提到他，让他悄悄地划进那混沌的深渊。

于是司马迁这个名字成了那个时代的隐讳。像桓宽这样的君子们有时出于义愤忍不住咒骂他几句时，也不会忘记这个禁忌。

于是，伟大司马迁终于被无边的混沌给吞噬了。

呜呼，这似夜而游动着不透明的冷白，这似昼而无处不泛动了数千年的焦黑，黑与白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均匀四布，似黑而白，似白而黑，终于无法分辨是什么颜色，只是无边的混沌。它似香而臭，似臭又香，令人无法琢磨，然而能确定是犹如古墓败尸的气味，这不仅从那些古老的典籍里，也从吾们每个还活着的小民的身上散发出来。

这里听似凯歌常奏，颂圣不断，却终因众声梦呓而一片死寂，而在无边的死寂中分明萦绕着辨不清是哭还是笑或者是两者混合一起的声音。在这洪波旋动的无限氤氲中，到处都是模糊的舞影，然而走近，那只不过混沌的雾。可你一转身，背后的暖昧而滞涩的雾便会舞出一只坚硬的利爪，舞出一条分叉的腥湿长舌，舞出尖利的牙齿，并且正把这一切都舞向你，然而你和吾们每个小民一样，只不过一团混沌的虚无罢了。

深陷其中任何事物都会被扭曲变形，失掉它固有的天赋本性，甚至失掉了真实的存在感。

它使吾们广大的底层庶众由人而化奴，虽似人而终究非人，犹如动物而训成了牲畜，野鸟训成了家禽。忘了作为一个人所有的平等与自由，忘了作为人的尊严，忘了作为人的正常活法。这成了吾们数千年来的历史传统，不容质疑，更不容反抗，哪怕有一点芒尖刺向它，吾们都无法忍受，必大加挞伐。

然而吾们终非畜类，吾们的生殖虽会像牲畜似地被计划被管制，可男人还是能保住生殖器的。因为还在大隋的时候，便废了宫刑，但时而还会出现那么几个为表忠心而挥刀自宫的英雄。在后世的某一个幸福的皇朝里生殖器不仅是十分安全的，只要有权有钱，还有随便使用生殖器的权力。然而皇朝的阉割秘术是从脑袋里割去那残存的有可能让吾们恢复了人的意识，这对所有的皇朝来说都是绝对危险的。

必须让吾们芸芸众生的脑袋都空出来，便于那混沌的物质渗入，于是吾们的嘴里吞吐的自然也是这混沌的气息。

这万古如斯的混沌，还在无数脑袋间漫延开去，不仅在空间上向外不断地扩张，它还要覆盖所有的时间，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统统淹没于这绵邈无边的混沌之中。

然而其中总会有火星偶尔在闪耀，那是人性的觉醒，是理性的光芒。

是刺破这无涯混沌的利刃。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是《庄子-德充符》篇末的一个寓言，简直是准确的预言，像是专为后世的某一天准备的。

清澈的社会来自南海北海，中央的混沌之地假意待之甚善，实则时时想着用自己的混沌覆将过去，完成混沌的大一统。然而南海的倏与北海的忽只有了七天，就凿死了它，与数千年的历史相比，这真是倏忽间的事。

然而不可忘记的是，倏与忽使用的锋刃，必然来自数千年积累在混沌内部火星淬炼的光芒。

吾们每一个人都要珍爱每一点光芒，包括自己头脑中的。

此外还要告诉庄周以及对混沌世界仍旧十分推崇和留恋的人们：该死的必将死去，该诞生的也必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