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道治国不论是《道德经》还是《庄子》，其言“国”虽不少，可言治国却不多。不过，老庄道家对治国还是做了一定的阐发。1.以正治国。老子认为统治者假如把善于建树、善于抱持的方略用之于治国，那么他的德性就会变得丰硕，因此要根据治国之道去观照国家，从而实现对狭隘的治国之道的超越，阐述了特殊的治国之道。他鲜明地指出，必须以清静无为之道⑤去治理国家，以诡奇的方法去用兵，以不干扰人民而治理天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2.有国之母。老子认为不管是治理百姓抑或是养护身心，都应该爱惜精神、积累德性、凝聚力量；如果具备了强大的力量，就可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并使国家保持长久：“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道德经·第五十九章》）《庄子》载，管仲指出由于鲍叔牙为人过于洁廉，总是记住人家的过错，所以不适合担任治国的职位：“其为人，絜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庄子·徐无鬼》）；反之，隰朋能够甘居人下且宽宏大量，因而适合委以治国的重任：“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庄子·徐无鬼》）3.以道治国。老子重道，认为如若用道去治理天下，不但可以使鬼神伤不了人，也能使圣人不会害人，从而使广大民众享受到道德的恩泽。为此，他主张治理国家应当遵循无为而无不为之道的原则，像煎烹小鱼一样，不要强加地、随意地、过多地人为干预，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即：“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庄子借大公的话表达了公道治国的理念：“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庄子·则阳》）只有五种官员承担不同的职责，同时君主只有秉公去私，才能使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4.非智治国。老子不仅反对以智治民，同样反对以智治国。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道德经·第六十五章》）老子称赞古人的无为而治，认为古代善于用道治理的人不去教育民众知晓和运用智巧、伪诈，而是教导民众淳厚、朴实；如果教会人民学会使用太多的智巧和心机，那么就难以统治；了解和把握这两种治国方式的差别是应当遵循的法则，而时常了解这个法则就叫作“玄德”，深远的“玄德”不仅可以使具体的事物复归到真朴状态，还能很好地顺应自然。因此，用智慧治理国家，必然会给国家造成危害，反之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福音。如同治民必须“绝圣弃智”一样，老子明确认定治国也要反智愚民。本来老子是一个辩证法大师，可遗憾的是在治民、治国问题上他却陷入思维上的形而上学，只是片面看到智慧会带来机巧的弊端。诚然知识和智慧有时会助长人类社会的巧伪、奸诈、滑头甚至暴力，然而历史充满着辩证法，它们何尝不是科技、文化、道德等的重要动力和支撑呢？民众是否难治，最根本的取决于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满足、综合素质能否得到提高，而不取决于他们是否具有知识与智慧。正如陈鼓应指出的，老子主张“无知”“弃智”，因为他认为一切巧诈的事情都是由心智作用而产生的；他还主张“绝学”（老子所说的“学”指仁义礼法之学），认为对这种圣智礼法的追求，徒然增加人们的智巧心机，然而却忽略了“智”和“学”也可引人向上、导人向善的趋途⑥。三、治理天下之道《道德经》和《庄子》所使用的“天下”概念，有时指与身、家、国三者相并列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有时则指普天之下的广大范围，包括天（自然）、身（人）、家、国四者在内。如此以来，老庄道家的治天下思想就蕴含着治天、治身、治人、治民、治世、治家、治国等内涵。老子的治道思想明确讲过治民与治国，而没有鲜明地提及治天下，但是按照他的思想逻辑可以说其肯定了治天下的提法，况且他把“治人”与“事天”两者相提并论，也能够说明这一点。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第五十九章》）细究起来，老庄道家分别阐释了柔治天下、在宥天下和道治天下的天下治理之道。（一）柔治天下贵柔是老子推崇的重要治理原则和智慧，他把柔弱视为道体的作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四十章》）并极为欣赏“专气致柔”（《道德经·第十章》）的品格，指明弱胜过强、柔胜过刚的道理尽管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够实行：“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第七十八章》）尤其是老子“上善若水”的贵柔哲学，多角度地揭示了刚强与柔弱的辩证法。其一，柔弱胜过刚强、攻过坚强：“柔弱胜刚强。”（《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道德经·第七十八章》）其二，刚强的东西容易死亡，柔弱的东西反而容易生存：“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德经·第七十六章》）其三，凡是强大的总是处于下位，凡是柔弱的反而占据上风：“坚强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七十六章》）其四，唯有至柔、无为才对人有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道德经·第四十三章》）正是基于“柔”具有上述特性和功能，老子才指出，圣人认为只有具有强力的责任感，敢于承担全国的屈辱才能成为国家的君主，也只有勇于承担全国的祸灾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道德经·第七十八章》）据此，老子强调治国要坚持以柔克刚，以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大国要善于处在天下雌柔之位，而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要彼此谦下忍让，以取得彼此的信任、包容；大国不能总是试图过分统治小国，而小国也不要过分顺从大国，大国尤其要谦下忍让，即：“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庄子的天下观较为复杂，他对“治天下”持谨慎甚至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不否定善治天下的理念：“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庄子·马蹄》）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治天下”的说法：“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庄子·在宥》）笔者认为庄子之所以在“治天下”说法面前出现摇摆甚或不认可，主要针对当时由于过度人为治理导致人类自然本性受到破坏，并非一般性地反对“治天下”的说法和做法。不管是老子说的“以道莅天下”，还是庄子讲的“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其中的“莅天下”本身就包含治理、统治、管理天下的意思。可以说，本质上庄子和老子分别从各自的理论视野共同建构了原始道家治理天下的治道。（二）在宥天下老子不仅把“无为而治”的原则用之于治民、治国，还用之于治天下，为此他特别强调“以无事取天下”的政治观。老子指出，治理者只要做到无为、好静和无事，民众就能自化、自富、自朴，因此应当“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如果总是有事于天下，反而不能取天下：“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这里的“无事”并不是绝对排斥正当的、合理的事，并不完全否定治理者责任当中的事——治理天下假如彻底无所事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而是杜绝经常以繁苛之政去扰害民众，避免无事生非。而此处的“取天下”，并不限于夺取天下，更多的是指治理天下。老子还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第二十九章》）老子指出，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往往出于“公天下”的目的而取得天下、统治天下、治理天下，只是出于迫不得已才这样，而不像后世有些帝王那样常常基于“私天下”的欲望而占有天下。“天下”无形无方、神妙莫测，因而是天下人所珍重的“神器”，人只能顺应它而不能随意对之施为。假如非要违背万物和民众的本性而去强力治理天下、把持天下，就一定会造成失败，这样反而会失去天下。既然天下不可为，那么统治者就不应为，而要努力奉行无为而治的治理天下的重要方略。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无为治天下”的政治观念，它首先批判了“治天下”的主张：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庄子·在宥》）只听说过自在宽容地管理天下，没听说过自为地治理天下，这是因为自在地管理天下不会扰乱人的自然本性和天然德性。不管是尧的善治天下抑或是桀的恶治天下，都不属于自然德性和德行的完整呈现，据此去治理天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表明，在上者自己应当自在而不能自为，应当任天下事物自为而不能自在；治理天下，既不能放弃责任、不敢担当，也不能责任过度、多事多为——多管闲事。之所以如此，庄子给出了进一步的理由。一是赏善罚恶的有为、做事不足以劝善止恶，也不足以安顿人的性命之情：“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举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庄子·在宥》）二是聪、明、仁、义、礼、乐、圣、知八个人文方面会导致乱德悖理、伤害性情：“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囊而乱天下也。”（《庄子·在宥》）三是黄帝、尧舜等试图利用仁义去约束人心反而带来“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庄子·在宥》）的后果，因而可以说“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庄子·在宥》）。由此他得出三条与老子相同的治理天下的结论——绝圣弃知：“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庄子·在宥》）莫若无为：“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贵身爱身：“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三）道治天下老子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道德经·第六十章》）根据大道治理天下，鬼成不了神，神也伤不到人，而且圣人也不伤人，鬼神、圣人与人之间互不相伤，广大民众就会享受到大德的恩泽。“两不相伤，故德交归”体现了以道治天下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作为对道治天下的社会价值的表达，它包含着统治者应当坚持“以道治天下”的治世理想。此外，老子倡导的“不以兵强天下”（《道德经·第三十章》）戒律以及他点明的“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道德经·第三十一章》）观念，也充分彰显了老子深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意识。《庄子》载，天根一再向无名人请教如何“为天下”，无名人最后回答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阳子居（即杨朱）向老聃讨教“明王之治”，老聃答道：“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应帝王》）如此顺物自然、化育万物、使物自喜的自然主义与秉公无私、功不归己、无意显名的道德主义相结合，对庄子来说，才是值得推崇的“为天下”“治天下”的最好方法。《庄子·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与方术的区别，依此叙述和评析了先秦墨翟、禽滑釐、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诸子百家治理天下的“方术”，指出“道术”是由古代的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等对达到社会善治而进行整体性阐释的真理；诸子百家的“方术”只不过是关于“道术”的拘于一方、皆有所明、各有所偏的学术，它们形成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显而易见，《庄子·天下》篇侧重于天下的“方术”与“道术”的评判，讲述的是天下的治理之道，而不是治理天下之道。结语以上笔者主要从治民、治国和治天下三大方面，分别具体阐述了老庄道家的十大治理主张。现代新儒家第二代标志性人物牟宗三着重从无为角度，凸显了老庄道家治道理念的特质和作用：“道家之道，若用之于治道上，亦实可有它的作用与境界。它也是叫人君归于自己之自适自化而让开一步，让物物各适其性，各化其化，各然其然，各可其可。这也是散开而落在各个体上，忘掉你权位的无限，进而成为道化人格的圆满自足之绝对与无限。而此圆满自足之绝对与无限也是归于‘独’，故能推开让开，而让物物各落在其自身上。故道化的治道之极致便是‘各然其然，各可其可，一体平铺，归于现成’，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也是天地气象、天国境界，但只取天地的‘自然’一义。”［4］30牟宗三这一评述准确触摸到了老子凸显人君自适自化的特质，但也暴露出两点不足：一则忽视了自适自化的治理主体不光指向人君，还包含圣人和其他统治者；二则老子宣扬的治理对象既有物，也有事，还有人（民）。牟宗三只彰显了老子所说的物的自在自为，而抹掉了民众、国家等主体的对象性内容，有些“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尤其和前述李泽厚一样，牟宗三忽视了老庄道家对治国、治天下的倡导。殊不知，从治理的对象性内容而言，治民、治国和治天下构成了老庄道家完整的治道思想系统。从这些三大治道思想中不难窥见，老庄道家推崇的治道既相对独立、特色各异又彼此交叉、相互融通，不失为宝贵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对于如何推进新时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不无启迪。

注释

①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版，第页。②参见刘笑敢：《道家式责任感与人际和谐》，《文史哲》年第6期。③参见张松辉：《老子研究》，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④参见张松辉：《老子研究》，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⑤有的学者把“以正治国”解释为治国必须坚持光明正大，而不能搞歪门邪道，也不失为确解。⑥参见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年版，第47页。

参考文献

［1］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朱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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