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说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一句是从一身讲到天下。读此句，使人不自觉地想起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中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八条目”。这也是从一身讲到天下。道家与儒家在修身问题上并不相同，但也不是完全不相同。这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认为立身处世的根基是修身。稍后一些的庄子也说，“道之真，以治身，其余绪，以为国”。所谓为家为国，应该是充实自我、修持自我以后的自然发展；而儒家则是有目的性地去执行，即一为自然的，一为自持的，这则是儒、道之间的不同点。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者：最良久的建树（是指思想造诣）。

善抱者：最稳妥的拥有（是指精神成果）。

修之身：修养其身，即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

以身观身：凭一个人的德行可以看出他的身心是否健康。

善于建树的人，（其建树的东西）不可拔除；善于抱持的人，（他抱持的东西）不会脱落。（如果一个人既能建树事业，又能抱持事业），子孙便会因此而祭祀不绝。修德于一身，他的“德”就可以纯真；修德于一家，他的“德”就会游刃有余；修德于一乡，他的“德”就会增长；修德于一国，他的“德”就广大；修德于天下，他的“德”便会普遍得到认同。（修德要推己及人、见微知著。）所以从自己本身的情形去观照别的人；从自己一家的情形去观照别人家的情形；从自己一乡的情况去观照其他乡的情况；从自己一国的情形去观照别的国家的情形；从目前天下的状况，观照将来天下的状况。我靠什么来了解天下这样的现实呢？就是用的这个道理。

至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之道在于养性，在于养生，在于加深修为，在于觉悟，在于回归自性。修道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达世出世间法或明悟世出世间法。世间为这一瞬间，世出为下一瞬间。知晓现在将来，那自己活的自然就不会迷茫。一直踩着现实的大道走，那现实从何处而来？现实从虚妄来。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本。国民向以权效国者看齐，以权效国者向圣贤看齐，圣贤又向人性大道看齐。向人性大道看齐就能看出其它事物的实质，看出其它事物的实质后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进行正确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生活不迷茫，并知晓天下的状况。抓住机会，解决问题，成功也不亚于功成。

（1）范仲淹处处以礼为重

宋代礼仪文化在范仲淹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为人处世以礼为重，为世人所称道。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不仅教育儿子怎样以仁义之心接人待物，更是身体力行，礼待学人，虚心学习。在国家问题上，他更加重礼尊礼，表现了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为重的襟怀。

范仲淹注重礼节，常常对孩子进行如何接人待物的教育。他给儿子取名叫范纯仁，寓意就是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为别人着想，仁义待人。范纯仁从小知道这是父亲对他的期许，成年后自然而然地常常鼓舞自己，并督促自己这样做。

有一次，范仲淹跟范纯仁说，让他把斗麦子从京城运到江苏。范纯仁在途中遇到了父亲的老朋友，父亲故友说他家里父母去世了没有钱安葬，还有女儿都还没有嫁出去，生活状况比较窘迫。

范纯仁听完了，马上就把斗麦子卖掉，把这些钱送给这位长辈。结果钱还不够。范纯仁想，帮人要帮到底。所以，他当场把运麦子的船也卖了，最后才凑够了钱。

范纯仁处理完之后，回京城见父亲，报告他在途中的情况。范仲淹得知麦子被卖掉，立刻对儿子说道：“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

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话，心里一阵轻松，回答道：“我已经送给他了。”

仅凭这件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风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范纯仁后来做观文殿大学士，常常教育子弟说：“如果能用苛求别人的心来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怕做不成圣贤！”

在以礼待人问题上，范仲淹自己做得更为极致。有一年，范仲淹在浙江桐庐做官时，因为十分敬仰崇拜严子陵，他特地为严子陵建造了一座祠堂。

严子陵是东汉初期人，跟刘秀是同学。刘秀做了皇帝以后，就召严子陵到京城去做谏议大夫，他不肯，隐居在富春山。相传严子陵经常在富春江边上钓鱼，因此祠堂就造在钓鱼台旁。

范仲淹为严子陵写了一篇记文，其中有一首赞颂严子陵的诗，诗中写道：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范仲淹写成诗后，就把这首诗拿给至交好友李泰伯看，并让他提出批评意见。李泰伯读后，再三叹服，然而觉得意犹未尽，他站起来说：“先生的诗是一首好诗，先生的文章一旦传出去，必定名闻于天下，我想冒昧地改动一个字，使它白璧无瑕。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范仲淹已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给这样一个人提意见，李泰伯实在有点儿诚惶诚恐。范仲淹听后，肃然起敬，马上站了起来，拱手说道：“是哪一个字，快请说出来。”

李泰伯说：“‘云山’‘江水’等词句，从内容上说，十分宏伟开阔，博大奔放；从用词上说，极有气派，又与严子陵的居住环境吻合，白璧无瑕、韵味无穷，然而下面用一个‘德’字接着它，似乎显得局促狭隘而且浅白了，换个‘风’字您看怎么样啊？”

范仲淹此时似乎屏住了呼吸，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罢频频点头，连声称“妙”，说罢他又低低吟诵一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果然味道与“德”字大不相同，改用“风”字既包含了“德”的含义，又有“风传千里”、“风流千古”的意味，因此更能反映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反映出他对严子陵的崇高敬意。

想到这里，范仲淹对李泰伯佩服不已，嘴里说着：“太好了，太好了，真是高见。”说着，就跪下来拜谢李泰伯。

李泰伯一见，慌忙扶起范仲淹，赶紧说：“不必！不必！”

范仲淹虚心听取别人对他的诗文的修改意见，写文章常常字斟句酌，因此才有那样千古传诵的名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认为，关心国家大事，为天下人解忧，这是一个臣子最应遵循的原则，是尊重国家，尊重人民，是最大的“礼”。

范仲淹自幼丧父，艰难的生活经历使他十分熟悉民生的疾苦，关心国家命运，敢于直言不讳地对朝政得失、民间利弊提出意见。范仲淹在任天章阁待制期间，发现宋仁宗皇帝年已20岁，但朝中各项军政大事，全凭60岁开外的刘太后把持，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皇帝办公的前殿给她叩头庆寿。

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于是他奏上章疏，批评说：“在内宫事奉亲长，自当有家人礼仪，但在朝廷上天子和百官站在一起，朝南礼拜太后，不可成为后世的礼法。”

后来，范仲淹再上一章，干脆要求刘太后撤帘罢政。朝廷始终保持缄默，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离京，调任河中府通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