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郭店楚墓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位于战国时代楚国首都郢（纪南城）附近。这一带，楚国贵族墓连成一片，构成了纪山楚墓群。从这种情况推断，郭店楚墓的墓主有可能是楚国士一级身份的贵族。

郭店楚墓曾在年8月至10月间被盗掘，墓葬内一部分文物已被盗走，一部分器物遭到破坏、导致散乱。为了保护墓内残存的器物，荆门市博物馆于同年10月对郭店楚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墓内共发掘余枚竹简，但由于盗掘者的破坏，有的竹简残缺不全。余枚竹简中，写有文字的共枚，总字数在字以上。《郭店楚简〈老子〉新研究》一书所要考察的《老子》简共计71枚、个字。

郭店楚墓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其中发现的随葬品有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杯、漆奁，这些器物的形状和纹样都带有战国时代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测此墓的下葬年代在战国时代中期到后期，不过日本著名汉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并不认同这一推测。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

郭店楚墓的墓主究竟是何时下葬的？下葬年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推测这次出土的各种文献之成书年代及抄写年代究竟如何的时候，将成为讨论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学者已有见解，例如刘祖信的《荆门楚墓的惊人发现》有如下说法：

该墓的下葬时代应属战国中期偏晩。

此外，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指出：

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M1具有战国中期偏晩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荆门市博物馆的《前言》也对此作了肯定的引用。）

还有崔仁义的《荆门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初探》，作了更为详细而具体的论证：

竹简《老子》的入葬时间早公元前年。郭店一号墓位于以纪南城为中心的楚国贵族陵墓区，是楚国贵族墓，而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拔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楚都纪南城的废弃，意味着楚国贵族集团的转移和公墓区内楚国贵族墓葬的终止。同时，该墓出土的方形铜镜与包山楚墓出土的方形铜镜制作一样，形制相同，纹饰一致，出土的漆耳环等也均与包山楚墓出土的同类同型器接近。包山二号墓入葬于公元前年，郭店一号墓的入葬年代应与之不相上下，即约当公元前年。

当今中国学界，似乎以崔仁义的观点即前年前后下葬的见解最为盛行。

郭店楚简（图片来源于中新网）

但是，笔者对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认为下葬年代应该比崔仁义作为论据提供的“秦将白起拔郢”的前年更晚。这是因为，如前所述，《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穷达以时》的文献，这篇文献中有一段话，这段话形成于《荀子》所谓“天人之分”以后的时代，受到过《荀子》的影响。《穷达以时》这段话如下所示：

第一，这段话中有“又天又人，天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而《荀子·天论》有以下内容：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因此，《穷达以时》这段话是在继承荀子独创思想之基础上形成的文章。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作为人自身内部的“天人之分”来定位的思想是“性伪之分”，《荀子·性恶》篇有这样一段话：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可见，此文在明确阐说“性=天”“伪=人”的区别之后，主张必须“察”此“性伪之分”。因此，“天人之分”和“性伪之分”对于荀子来说不是从其他学派那里借来的外来思想，是荀子以外谁都没有倡导过的完全独创的思想。

第二，和《穷达以时》中以下这段话：

与此有着密切关联的思想表达，出现在《吕氏春秋·慎人》篇2、《荀子·宥坐》篇、《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篇、《孔子家语·在厄》篇中。这里引用可以代表以上五篇文献的《荀子·宥坐》篇：

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

《穷达以时》和《荀子·宥坐》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类似，这是谁都能看出来的吧。因此，如果作一个极为粗略的把握，可以说《穷达以时》是和《吕氏春秋·慎人》篇、《荀子·宥坐》篇等大致同时代成书的文献。

笔者曾对《穷达以时》作过具体、详细的研究。研究方法是，将《穷达以时》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表达，和与之有着密切关联性、相似性的前引五种文献加以比较和对照。其结果是，我认为必须考虑和前文所述盛行观点完全不同的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也就是说，下葬年代是在战国晚期，比前年前后到前年这个时间段还稍晚一些。其理由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点。

理由之一是，《荀子·天论》篇“天人之分”的思想，是战国后期游学齐国稷下的荀子，在与庄子学派接触之后，虽然受到其“天人”关系论的强烈影响，但颠覆了他们对“人”的否定，转向对“人”的肯定，在这样一种思想革新的生成中，于齐国土地上形成的思想。《荀子·天论》篇的成书年代，是在荀子生活于齐国的前年，或前年，到前年，大约十年的时间之内。

理由之二是，《穷达以时》是《荀子·天论》篇问世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在其影响下对“天人之分”思想大体上作了忠实的继承，由荀子周围的人或荀子后学（即荀子学派）执笔成书的文献。

理由之三是，《穷达以时》成书之地，与其说是使荀子有可能完全脱离庄子学派“天人”关系论的影响从而使其思想走向自由的楚国兰陵，不如说是荀子去兰陵之前的齐国稷下更好些。荀子移居楚国兰陵并在那里生活的时间是前年至前年约十八年。

理由之四是，虽然《穷达以时》大体上忠实地继承了《荀子·天论》篇，但《穷达以时》中也有对《荀子·天论》篇“天人之分”思想作出修正之处。这一点表明《穷达以时》开始接近《荀子·天论》篇之后的《吕氏春秋·慎人》篇、《荀子·宥坐》篇等文献。

也就是说，《荀子·天论》篇的“天人之分”和《性恶》篇的“性伪之分”把重心放在强调和荀子思想相应的“人”“伪”的意义上，与此相反，《穷达以时》的“天人又分”把重心放在强调“天”以及与“天”相类似的“殜（世）”之意义上。在论述陈蔡之间孔子遭厄的多种文章中，强调“天”以及与“天”相类似的“时”，是《吕氏春秋·慎人》篇、《荀子·宥坐》篇和在《荀子·宥坐》篇影响下形成的、后世的《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篇、《孔子家语·在厄》篇等共有的特征。

理由之五是，归根结底，《穷达以时》的成书年代，在《荀子·天论》成书年代（前年前后至前年）稍后，同样是前年前后至前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或者稍后，到《吕氏春秋》编纂年代（前年或前年）为止的时间里。

因此，如果允许我们对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作以上的推测，那么将郭店《老子》甲本、乙本、丙本的成书年代或抄写年代的下限置于战国晚期，即稍晚于前年前后至前年就不是荒唐无稽的。因此，不仅对郭店《老子》三个本子中存在的继承荀子思想的地方，而且对郭店《老子》三个本子所拥有的思想内容整体，作更为合理的说明、正确的分析是可能的。

（本文摘自《郭店楚简〈老子〉新研究》前言）

郭店楚简《老子》新研究

[日]池田知久著

曹峰孙佩霞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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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

京东

「作者简介」

池田知久，年出生于朝鲜全罗北道。从东京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曾受聘担任山东大学一级教授。他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古典学专家，尤长于道家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他的这方面成果极多，已译成中文的著作有：《庄子——“道”的哲学及其演变》（台湾“国立编译馆”，年）、《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中华书局，年）、《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中州古籍出版社，年）、《论道：〈老子〉思想细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等。

「译者简介」

曹峰，年生，东京大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老子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主要研究先秦汉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

孙佩霞，年生，日本女子大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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