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心和情

文/陈鼓应

学术周刊：您对人性论议题的思索，经历了怎样的学思历程？

陈鼓应：我在大学时代所学的西方哲学史中，几位主要的哲学家都以形上学作为他们理论建构的主体，而不像中国哲学这样重视人性论的问题。我的学士论文以洛克的知识论为题，在探讨知识起源时，洛克提到“人性白板”说，给予我很深的印象。可是，严格说来，我在整个大学阶段，都未曾进入人性论的领域。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西方哲学“神造说”与“原罪论”笼罩下的人性论，与我自幼耳濡目染的人文传统格格不入；其次是港台新儒道统说所塑造的偶像崇拜之禁锢人心，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更无法引发我学生时代的兴趣。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上，一开始就会接触到人性论的议题，尤其是孟子和告子的人性争论。当时初学逻辑的我，便感觉告子的陈述比较合理，而孟子的言论恰似诡辩，后者是用逻辑上所谓“偷换概念”的方式进行诡辩。因而，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对孟子有关人性的陈述抱着存疑的态度，从而对人性议题的思索也被长期搁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北大任教，我才由重建道家人文精神的课题，进而反思人性的议题。时至今日，我将对人性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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