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思想最早追溯可以到上古时期。春秋时，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后来演变出了庄子学派和黄老学派。究其根本，二者师出同门，却为何又要另当别论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三大发展阶段——“以道为宗，兼采百家”从古代道家形成演变的大势而言，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如下第一阶段为老学形成阶段，如果从老聃以前的道家先驱算起到老聃著《上下篇》为道学奠基，则包括春秋未期至战国初期，其代表人物有范蠡、杨朱等道家先驱以及老聃、关尹、列御寇等道学莫基人物。他们的思想宗旨是贵因、重生；贵无为、任自然；贵清、贵虚。其思想倾向基本上是反儒非墨的。贵无为，任自然第二阶段为新老学阶段，即庄子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庄周及其后学)和稷下道家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彭蒙、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形成发展时期。其时代处于战国中期至后期，其思想倾向既有反对或贬斥儒、墨、名、法的一面，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兼容或吸收儒、法思想的一面，但尚未形成黄老学“以道为宗，兼采百家”的综合特色。无为第三阶段为黄老学阶段，即从战国末期至西汉中期，为道家黄老学派形成、发展、兴盛乃至衰落阶段。黄老学派的历史必然性——“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黄老学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首先，战国末年，国家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朗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从“百家争鸣”走向“百家合流的趋势，道家学说也表现出从排斥别家到兼采诸家主张，从而融为新道家思想体系的倾向，于是开始了由新老学向杂家黄老学的转化。黄帝其次，国家统一趋势的明朗化之后，需要塑造一个统一的中央君主。于是在战国末期，关于黄帝的传说日益增多，假托黄帝立言的风气日炽，所谓“黄帝书”也就应运而生。然而各派思想家笔下的黄帝形象各不相同，正如司马迁所说的是“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在这个“百家言黄帝”的潮流中，道家学者尤其积极，他们不仅尊奉《老子》为经典，而且假托黄帝立言并以《黄帝君臣》之类的道家著作为经典，于是早期道家转变为黄老道家。老子最后，自春秋末至战国末，中国长期处于诸侯征战、大国争霸的动乱之中，人民最需要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所以，一种以老子“自然无为”之道为基调而又兼采阴阳、儒、墨、名、法的“积极无为”的思想学说应运而兴。尤其是西汉初期，统治者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新王朝统治的需要，采取黄老之学所主张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政策，是符合民意的。这也是黄老之学之所以能在汉初占据思想上的统治地位的原因所在。“老庄之学”与“黄老之学”的“求同存异”首先，如果用“清静无为”或“无为而治”去概括黄老之学的理论特点的话，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井没有将老庄之学与黄老之学区别出来。黄老之学作为道学发展新阶段，既有继承老学基本理论的面，又有改造并发展老学和新老学理论的一面。两者有同更有异。无为而治“同”：二者都是以老子的“道”论为宗，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包含了许多朴素辩证法观点。并且在政治思想上，二者都以“清静无为”理论为基础，主张统治者少干涉人民的生活。这些“同”的方面，表明了它们与儒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根本不同而归属于道家学派。“异”：黄老之学与老庄之学在理论上的“异”，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如下第一，在与先秦各家学说的关系及取舍的态度方面，老庄之学表观出与各家学说的明显对立、相互贬斥，也就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这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而黄老之学则不然，它突出地表现出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兼综杂采阴阳、儒、墨、名、法等各家学说之“善”的特点。第二，在阐述道家的“自然无为”理论方面，老庄所强调的是纯任自然而反对主观人为，是消极“无为”主义。而黄老道家强调的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既有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的一面，又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有所作为的一面，是一种积极“无为”主义。对于这两个特点，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指出：如下“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时俱进这都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要与时俱进，顺应变化。积极“无为”，“适时而争”如果在这两种思想中选其一的话，我更倾向于“黄老之学”。因为“老庄哲学”所宣传的是绝对的无为与不争，是消极的“无为”；而黄老之学虽讲无为，却并不回避现实矛盾，他们强调的是积极“无为”，适时而争。积极审查时机适时而动，顺应客观形势和自然规律的变化而有所作为。适时而为，适时把自己归零人生也是如此，人生需要适时调整，需要适时转换角度。人生是一次长途跋涉，旅途中有无数的曲折和险阻，只想走直路的人，不会转换角度，改变方向的人，难以登上人生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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