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道家学派认为，马本来是随性的动物，食草饮水，自得其乐。高兴了马们互相勾肩搭背，惺惺相惜；不喜欢了以们互相背对，乱蹬乱踢。人家马玩的自得其乐，可是伯乐非要横插一脚，把好马挑出来，给马套上马鞍，再用笼头给它戴上，那马当然就不开心了，开始破坏车体，咬坏辔头，好马也变成了坏马，这就是伯乐干的好事啊。

从马推及到人，庄子学派认为用人也是这样，本来上古部落时代，民众一个个都是萌萌哒，走路没有太阳，都不知道往哪边走，吃饭都不知道饥饱。本来人民这种傻呵呵的生活很幸福。可后来出现了三皇五帝之类的圣人，他们非得要给民众立规矩讲礼乐，让他们都好好的，制定好坏善恶的标准来匡正民众，本来是想让民心安定。但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民却开始启智，采取歪门邪道，奇淫巧计来争夺财利，最后圣人也制止不住。这就是圣人干的好事啊。

庄子学派与老子学说一脉相承，提倡无为而治，认为凡事应顺原势而为，坚决反对开启民智，那会把老百姓引向邪路。庄子理论，一直在治国方面少有应用，只有西汉初年，人民苦于秦制，才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先喘口气先安生过来。之后还得奉行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的那一套制度和体系。

在小编看来，道家学派的马的例子举得不不怎么成功。野马刚刚驯化的时候是这样，野性极大不受约束，但时间长了就会逆来顺受，老老实实地拉车载客。人也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追求个性，时间长了都是像马一样被驯服。只有少量的人或马仍然坚持不服。这如果是马，就会被大卸八块，炖了吃肉，以儆效尤；这如果是人，在古代就要被打入天牢关押着，看你服还是不服。

苏东坡对时政的制度不满意，写诗的时候很隐晦地夹带了点情绪，就被人挑刺告诉皇帝，皇帝就将他一口气给贬到了海南岛，看你服不服？什么？还在写诗？那么继续贬。刘禹锡在变法失败后被贬，等期满还京，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吟完还没落地，便再次被贬。

所以，没有驯不服的野马，没有搞不定的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