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蝴蝶,从远古翩跹而来,作为古典文化的一个载体,是美丽的彰显,自由的代表,爱情坚贞的象征。美丽的蝴蝶文化,包含容纳了文学艺术,服饰礼仪,宗教哲学,以及经济娱乐等广泛的物质和精神层蕴。对于现代文化和生活的点滴,进行着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濡染和昭示。蝴蝶在成长的过程中,最能为人们经典称道的就是一次一次痛苦的蜕变,一次一次的离解和重建的破茧成蝶。羽化后的蝴蝶,经过对环境的稍稍适应便可以在广阔天地中自蹁跹飞舞,折射出坚强的生命力,同凤凰浴火重生只为飞翔,飞蛾扑火消逝只为光明一样,艰难而无畏无惧的义无反顾,这种对美好的渴望和对飞舞的坚持,给人不尽的感动和生活的启念。
蝴蝶。又称胡蝶，蛱蝶[jiádié]，浮蝶。公元前五世纪成书的《尔雅》中就有了“蝶”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把美丽的蝴蝶与人文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是商丘。因此可以说，商丘是中国蝶文化的发源地。庄周梦蝶书写了中国蝶文化的第一页。庄周是战国时期的宋国人，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美学家。据多种史书记载，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商丘度过的。作为思想家的庄周，他理想超脱，从自然界的生物活动中悟出一种境界，以达观的心态应对人生的困境。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关于蝴蝶的梦。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梦中醒来后，才知道自己还是庄周。不知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周。
庄周梦蝶这则寓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而在表现形式上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珍品。它开了中国蝶文化的先河，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学佳话。不少文人墨客把它当作创作题材，演绎出一些不同形式的艺术杰作。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古风》中有：“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李商隐在《锦瑟》中也有引用,其“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二句实为隽语,但歌咏主旨不明,亦真亦幻,也正像蝴蝶本身。
说到蝴蝶当然也少不了化蝶的传说，由于封建礼教对美好爱情的阻挠、破坏，不少男女为爱殉情，长相依伴的双蝶常被看作是他们的化身，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梁祝故事。梁祝化蝶的故事一般认为是受了韩凭夫妇化蝶的影响，韩凭夫妇是战国时期宋国商丘人，对其化蝶记载首见于晋代干宝的《太平寰宇记·搜神记》：“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蝴蝶。”北宋朝王安石有诗名《蝶》：“翅轻于粉薄于缯，长被花牵不自胜。若信庄周尚非我，岂能投死为韩凭？”这里既有庄周梦蝶，又有韩凭夫妇化蝶的历史典故。
梁祝是东晋人。梁祝的故事最早见于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记载了梁、祝“二人尝同学”、“同冢”的故事。晚唐·张读的《宣宝志》有较详细的记载。梁祝“灵魂化蝶”的传说，始见于宋末薛季宣《游祝陵善权》诗中有“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元人赵岩的《喜春来过普天乐》中描写了十二只翩飞缭绕的蝴蝶，其中就有梁祝所化的两只。明代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中有梁祝合冢、化为飞舞彩蝶的情节。
蝴蝶也入了词家法眼。庄周梦蝶和韩凭夫妇化蝶之后，人们便把美丽的蝴蝶和自己的思想及感情联系在了一起。从此，翩翩追逐嬉戏的蝴蝶便不断挑动起幽居孤栖的处子和绵绵情思的佳人扯不断理还乱的相思，因之而生的《蝶恋花》、《玉蝴蝶》等词章也蔚成大观。《蝶恋花》一开始的出处是梁简文帝乐府《蝶恋花》——“翻阶蛱蝶恋花情”，
同样，古往今来，描写蝴蝶的诗文多如繁星，比比皆是。北宋诗人谢逸一生仅咏蝶诗就写了多首，被后人称为“谢蝴蝶”，尤其是“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更是把蝴蝶的飘逸风姿写得出神入化。
蝴蝶深受画家们的青睐，画中有了蝴蝶，更显得绘画生机灵动，趣味盎然。
蝴蝶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纹样其从唐代开始流行。普遍出现于瓷器，铜镜，金银器，丝织品之上。题材上多以成双成对出现，或者与花，与猫，与瓜。象征爱情，蝶恋花，耄耋[màodié]（长寿），瓜瓞绵绵等美好寓意。
定窑装饰蝴蝶纹在晚唐时期已经出现，（图1、2）年，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座晚唐墓葬出土一件白釉划花双蝶草叶纹枕。此枕呈长方形，两头略高于中心，枕心细线划双蝶纹和草叶纹，长方形边框内饰一周半梅纹。同时期的此类题材还见于年定窑发掘出土的一
件划花对蝶纹瓷枕。（图3、4）
此类细线划蝴蝶纹一直流行到北宋早期，在定州静志寺出土的供养瓷器中仍能见到此类题材，如底部官字款加墨书划花对蝶纹花口碟。（图5、6）
定窑除划花蝴蝶纹还有印花蝴蝶纹，至晚也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如年定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印花对蝶纹花口方盘，（图7、8）
此盘呈正方形，平底无釉，口沿外撇呈花口状，底心模印对蝶纹。年在赤峰大窝铺发现一处辽代早期墓葬，墓中出土四件白釉官字款印蝴蝶纹小碟，（图9、10）
其底边呈等边三角形，三侧边外撇呈花口状，底心模印单只蝴蝶纹，纹饰构成与上述定窑遗址出的四方盘蝶纹如出一辙，推断应为定窑产品。相同器型纹样还见与长沙十国楚墓中出土器物。（图11）
定窑进入北宋中期以后，装饰题材更加广泛，而此后的蝴蝶纹不在作为主题图案出现，而是与牡丹芙蓉等花卉配合出现，呈现典型的蝶恋花题材，如山东省博收藏的一件金代印花蝴蝶牡丹纹碗就是此类产品。（图13）
金代，类磁州窑系的产品大为流行，其中定窑的低温枕类装饰有戳印蝴蝶纹，如定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绿釉蝶纹方枕。（图14、15）
纵观蝴蝶在定窑中的装饰历程，晚唐五代到北宋早期最为流行，且多见官字款，部分产品采用盘型支圈覆烧技术，可见档次之高。此时期的蝶纹多作为主题图案出现，除枕类装饰外，碟盘类口沿多做花口状，蝴蝶装饰在器物中心，其寓意仍然是蝶恋花的含蓄表达，成双成对的蝴蝶对头凝望居于花心，好一副甜蜜的爱情画面。宋中期以后蝴蝶装饰逐渐作为陪衬纹饰出现，除蝶恋花外还出现了瓜瓞绵绵的题材。进入金代大量纹饰用戳印的方法来表达，已失去蝴蝶那种翩翩起舞自由翻飞的美感。随着金元之后定窑的衰落，定窑蝴蝶纹也如“化蝶”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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