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文讨论的是为什么战国思想丰富，门派却不多。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但人们却不以“家”名派，这是为什么呢？重要原因有二。其一，学术的发展尚未完成必要的整理过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骤然间造就出众多的学者，这些学者各展其学术才华，向当时的社会贡献了十分丰富的学术观点。这最初的学术活动没有宗派，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事先设定的原则等，即使是在有明确师承关系的人之间，他们也没有守卫学术阵地和是否背叛师门的概念。不同的学者都按照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就整个学界而言，当时还没有形成足以容纳所有学者或大部分学者的学术流派；从具体的学者来看，许多人的学术主张还是孤立存在或独立发展的，还没有汇入己经形成的学术流派。从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到了战国后期，真正结成群体的学术队伍也只有儒和墨两个。在《荀子》中被评价的之所以是“十二子”而不是十二“家”，出现在《庄子·天下》中的之所以是墨翟、尹文、田骄、慎到等个人，而不是儒、墨、道、法等门派，是因为这些人物并未真正与其他某些人物结成团体。他们没有在主观上使自己的学术主张与其他什么人保持一致，他们中的有些人的学术主张可能在客观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既没有促使他们取得某种联合，也没有产生社会公认的共同影响。他们中有的人（如《荀子》中那位无人知晓的它嚣）可能提出一些只属于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使他们只能以“个别”人物的面貌出现，不可能进入某个学派。战国学术虽有广泛的争鸣，但这些争鸣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淘汰作用，把零碎的学术观点集结成系统的理论，把分散的学术分子凝聚为稳定的学术团体或学术流派。其二，战国人不识自己建造的学术世界的“庐山真面目”。战国诸子的学术批判之刃的锋芒所向往往不是某个群体，而是个人。在激烈的学术争鸣中，他们或许只注意到正确的或错误的学术观点同具体的个人的联系，而没有对当时的整个学术界做系统的门派划分。在战国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辩者”这种可以适用于学者群体的称谓，但却找不到“法者”或“道者”的用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李悝、商鞅、韩非等不能组成法家学派，老子、庄子等不能组成道家学派，而是因为儒者的群体和墨者的群体都首先表现为人的群体，如儒者有共同的师承，墨者既有共同的师承又常共同劳作，而法家、道家等的人物之间并无这种“人身”关系。这也就是说，儒者群体和墨者群体容易辨认，而法家学派、道家学派等则需要先进行学术主张的认定，然后才可确定其作为学派的存在以及这些学派由哪些学者组成等。参与争鸣活动的战国思想家可以简单地按“人身”关系在众多的学者中分出那些是“儒者”，那些是“墨者”，但却难以把包括自已在内的那些相互间没有“人身”关系的学者都划归不同的家门。或许他们还没有找到对这种没有“人身”关系的人做门派划分的划分标准。“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在肯定孔子和子弓的前提下对“十二子”做了否定的评价。他为什么只“非”此十二子？很难说在这十二子之外的诸子的学术观点都为他所赞同，从而无须“非”。《庄子》书的《天下》篇显然出自庄子去世之后的战国末期。这篇著作对包括老耽、庄子在内的十一位学者做出评价。作者为什么只评价十一位学者，而不是更多的学者呢？恐怕不能说其他学者无须评价。韩非子在其著作中曾论及商鞅、申不害、孔子、墨子等许多学者，但并不是他之前的所有学者。保留在这些著作中的有关春秋战国学术的评价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评价者都只是评价了部分学者的部分学术观点，这些评价者既没有对所有学者进行评价，也没有对当时的学术做整体性评价。这种个别评价，这种站在争鸣队伍之内而不是站在争鸣者之外或之上的评价很难从整体上把握那个时代的学术，不仅无法完成对整个学术界的学派划分，而且也难以创造“家”或“学派”之类的可以涵概众多学派的种概念。战国人只有个别的儒、墨，没有一般的家派。具体到法家，他们只知道作为具体人物的商鞅、申不害等，不知道抽象的法家学派。读完本文，各位了解没有形成“家”的缘由了么，欢迎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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