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所有国家所有人都在追求国际化、全球化，文化与信息的共享与一致。就在大家都拼命吸收新的知识，了解新的信息的同时，我们所固有的、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却越来越被忽视。

文/蒋丰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大家好。

我来自日本。目前担任日文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和中文版《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同时，还在国内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首先，我非常感谢大会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和各位建立联系，保持今后的交流。其次，我要表示，我本人虽然是历史专业出身，但长期从事新闻传媒工作和中日关系方面的研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本，已经十分生疏。这次，我讲的题目是“《庄子》在日本”，这只是一个动态性的内容，或者说是个人观察性的体验，并非是文本研究，也不具有学术价值。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对大家的研究有一点参考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最具民国风骨的文史大师刘文典曾经说过，“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还半个日本人。”那半个日本人究竟是谁呢？时至今日，议论纷纷，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对此，我也不想继续去探求那半个日本人是谁，只想说，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或许唯有日本对《庄子》的理解是第一位的。

那么，《庄子》对日本的影响究竟如何呢？

一《庄子》进入日本的情况

《庄子》是什么时候进入日本，到现在人们并不清楚。这与儒家典籍《论语》进入日本，有具体时间，有具体人物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在中世以前，《庄子》一书已经进入日本，并且在当时贵族知识分子中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庄粉”。

1、日本天皇里面也有“庄子迷”

据《续日本后记》记载，日本第54代天皇——仁明天皇曾经让皇宫内深懂《周易》、《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春澄善绳进讲《庄子》，听得津津有味。承和十四年（年）五月十一日，仁明天皇在清凉店举行“竟宴”——就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讲解汉籍的活动。这次，春澄善绳给仁明天皇讲的是《庄子》和《汉书》。听过之后，仁明天皇感觉还是《庄子》有意思，为此还单给了春澄善绳一份“束修”。

仁明天皇为什么会如此喜爱《庄子》，我没有搞清楚原因。但是，据史书记载，他7岁时开始就患有多种疾病，久病成医，即位后经常制作丹药、石药等药物，拥有和医师相当的医药学知识。《日本三代实录》卷十四有关藤原良相去世的记录中，则有仁明天皇命令藤原良相等亲信试服其自制的药物的事情。史书上对仁明天皇的死因没有明确记载，我怀疑他是丹药服用过多而死的。多说一句，中国的唐朝有29位皇帝，其中5位死于丹药。

日本第59代天皇——宇多天皇在位时，曾命藤原佐世为日本皇室与中央机关的汉籍藏书编纂一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它已经成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目录学着作。从这部“目录”的“道家”门类里面，可以看出收录了汉籍61种、卷。其中有关《庄子》类共收录了包括郭象注《庄子》33卷、张议撰《庄子义记》10卷、王穆夜撰《庄子义疏》20卷，以及在《隋志》、《旧唐书》中已经佚失的司马彪注《庄子》20卷在内的共21部，卷。当然，我不知道宇多天皇是否读过这些有关《庄子》的书籍。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宇多天皇在位期间的日本皇室，拥有相当数量的《庄子》类书籍。

还应该记住的是，宇多天皇是下令停止派送“遣唐使”的天皇。公元年，他把皇位让给了13岁的敦仁皇太子，自己出家到仁和寺，成为日本天皇史上第一位法皇。他也真是有决心，在仁和寺里潜心研修密教，撰写回忆录《宽平遗诫》，终身再没有过问凡尘之事。

遣唐使东渡（资料图）

2、日本僧人从中国带回大量《庄子》

肥后国（今天的熊本县）出身的“知识僧”开山俊艿“开眼向洋看中国”。镰仓时代的正治九年（年），他只身入宋，在中国豪游13年，苦学天台宗和律宗，见历元年（年）回国时带回大量的宋朝文物，其有卷中国典籍。据《泉涌寺不可弃法师传》记载，俊艿带回的中国典籍中，有儒道书籍卷，占其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毋庸置疑，这里面应当有相当数量的老庄书籍。

俊艿因为拥有如此一笔巨大的中国文化财富而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重视，人们把当时在京都已经荒废的“仙游寺”送给他。俊艿因为自信有“镇寺之宝”，也就大兴土木，重盖寺庙，其伽蓝完全模仿宋式风格，然后将其命名为“泉涌寺”（日语中“泉涌寺”与“仙游寺”的发音相同）。贞观三年（年），日本第86代天皇——后堀河天皇把这里定为皇室的“祈愿寺”，规格一下子提升了。后来，后堀河天皇以及日本第87代天皇——四条天皇的陵墓都置放在泉涌寺内。到江户时代的日本第代天皇——后水尾天皇以后一直到幕末日本的第代天皇——孝明天皇的陵墓都在泉涌寺所辖的山峰上，该陵因此被称为“御寺”。从明治22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到日本战后颁布新宪法期间，该寺的修缮费用都是由宫内省出的。

比开山俊艿晚30多年，年，东福寺开山圆尔辨圆入宋，游历了6年，年回国时也带走数千卷中国典籍。截止到年，东福寺普门院书库数千卷汉籍中，有佛教经典部，儒道等外典书籍近部，其中关于《庄子》类有《庄子疏》10卷与《庄子》一部。这部《庄子疏》是唐初道士成玄英根据西晋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所作的疏。

俊艿因为拥有如此一笔巨大的中国文化财富而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重视，人们把当时在京都已经荒废的“仙游寺”送给他。俊艿因为自信有“镇寺之宝”，也就大兴土木，重盖寺庙，其伽蓝完全模仿宋式风格，然后将其命名为“泉涌寺”（日语中“泉涌寺”与“仙游寺”的发音相同）。贞观三年（年），日本第86代天皇——后堀河天皇把这里定为皇室的“祈愿寺”，规格一下子提升了。后来，后堀河天皇以及日本第87代天皇——四条天皇的陵墓都置放在泉涌寺内。到江户时代的日本第代天皇——后水尾天皇以后一直到幕末日本的第代天皇——孝明天皇的陵墓都在泉涌寺所辖的山峰上，该陵因此被称为“御寺”。从明治22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到日本战后颁布新宪法期间，该寺的修缮费用都是由宫内省出的。

比开山俊艿晚30多年，年，东福寺开山圆尔辨圆入宋，游历了6年，年回国时也带走数千卷中国典籍。截止到年，东福寺普门院书库数千卷汉籍中，有佛教经典部，儒道等外典书籍近部，其中关于《庄子》类有《庄子疏》10卷与《庄子》一部。这部《庄子疏》是唐初道士成玄英根据西晋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所作的疏。

它不是高大上，而是接地气的。（资料图）

3、“战前派”与“战后派”的研究

有“七朝帝师”美誉的日本临济宗高僧梦窗疏石（——）对《庄子》持否定态度。他在《梦中问答》中说：“若有人问禅，有时或以孔孟老庄之言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当时日本的禅僧社会，孔孟老庄之学只是修禅助道的工具。正因为这样，梦窗疏石在论及庄禅的优劣高低时说：“庄子等不知凡事皆有前世业因，故将贫富贵贱视做自然，不如佛教。”他始终坚持“禅优于庄”的态度。因为梦窗疏石还是日本第59代天皇——宇多天皇的九世孙，他的这种观点就颇有影响了。（蒋丰简约日本史）

日本曾有人认为《庄子》是剽窃而成的。日本中世纪前期著名“学问僧”虎关师炼（——年）在其着作《通衡》之五中曾说：“始予读《庄子》，爱其玄高奇广，诸子所不及也。后得《列子》、《向之》玄高奇广，皆《列子》之文也，只（庄）周加润色，故令我爱其文耳矣……庄周识高才博，岂必采御寇乎……《庄子》者，中古之剽窃之文乎！”（蒋丰简约日本史）一句话，虎关师炼认为《庄子》文章的玄高奇广都是在剽窃《列子》之文后加以润色而成的。也许会有人说，虎关师炼有什么文采，敢于这样评价《庄子》？！据史书记载，虎关师炼“幼时颖悟而好读书，时人称‘文殊童子’。……擅长诗文，文才直追唐宋八大家。”结果，他对《庄子》的评价就有许多日本人相信了。

林罗山推重《庄子》。日本在江户时代的正统思想是儒教，主要是朱子学派的思想。朱子学派的开创者是林罗山。不过，林罗山原来是个僧人，最喜欢庄子。他读庄子一开始依据的文本就是南宋林希逸的《庄子鬳（yan，四声）斋口义》。林希逸是宋代的理学家，一方面他非常注重佛教，另一方面他非常喜爱老子、庄子和列子，他对庄子的看法基本上在朱子的框架内。

林罗山当时在幕府中担任儒官，于是就以林希逸的《庄子鬳（yan，四声）斋口义》为课本，从江户推广至全国，展开对庄子的学习和研究。一直到了18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间，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在日本已经非常盛行。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林罗山之所以使用这本书籍是因为第一它用语通俗易懂，剖析明快流畅，第二是采用了佛教用语。一句话，它不是高大上，而是接地气的。

江户时代并不重视《庄子》。福光永司在《庄子·内篇》的“解说”里面写道：“德川时代把朱子学作为官学，人们要有一种儒学性的教养，所以出现了一些经书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庄子》的研究几乎没有。如今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冈松瓮谷的《庄子考》、杜多秀峰的《庄子窍玄》、宇津木益夫的《解庄》、帆足万里的《庄子解》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庄子》属于文化的“非主流”。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道教学会，这是所有外国国家里最早的，对于道教的研究也毫不逊色于中国，有小柳司气太、福井康顺、吉冈一丰、坂出祥伸等优秀的学者。这些学者可以被称为“战前派”。

（资料图）

我在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战后派”。也就是二战后日本公认的道教、《庄子》研究第一人者福永光司。是这个人奠定了日本近现代对道教和庄子的研究。福永光司出生于福冈县中津市，从小学习优异，但有一次没能拿到好成绩。他沮丧地回到家，跟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说对不起。母亲就举起了手里的烧火棍。大家不要误会，这烧火棍不是用来打他的，而是跟他讲故事的。母亲讲的，就是“无用之用”和“支离疏”的故事。这两个典故，就成了《庄子》对福永光司的启蒙。

福永光司当然不是“支离疏”那样的重型残疾，不仅不是，他还是一个体格强健擅长柔道的青年，因此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迫中止学业，强行入伍，前往战场。生死问题当前，他从日本出发前往战场时，唯一带的一本书就是《庄子》。战败复员后，他开始翻译《庄子》。这在当时属于非常特殊的研究领域。上世纪60年代，中国有位著名学者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还曾对福永光司说过，“你身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教授，为什么要研究道教这种东西，那都是迷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近现代的道教与《庄子》研究上，日本起步更早，走得也更坚定。年4月到年3月这五年间，福永光司还在日本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了“老庄·道教”的讲座，把中国的老庄思想和道教研究带入了日本的最高学府，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后继学者。

福永光司说：

“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

另外，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是汉学研究的两大重镇。京都大学的代表人物是青木正儿，崇尚老庄思想，其为人做派也很洒脱逍遥，有庄子范儿。东京大学的代表人物则是吉川幸次郎，崇尚儒家。

日本的《庄子》研究着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有三部、五十年代二部、六十年代十八部、七十年代七部。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庄子》研究，其高峰在六、七十年代。那时候的学者，都有比较扎实的中国古典学基础，几乎都曾做过《庄子》的译注，因此对《庄子》有着全面、系统的了解。可以说，日本今天的《庄子》研究，仍然深受这些大家的影响，必须借助这些大家的译注才能展开深入的研究。

东京神保町专门销售与中国相关图书的东方书店，推出了“日本人爱读的中国文学”排行榜。其中《庄子》、《史记》和《三国志》位列前茅，在现代文学门类中，鲁迅、张爱玲、巴金等作家的知名度也很高。

二《庄子》对日本天皇制的影响

日本三大神器（资料图）

1道教对天皇制的影响

福永光司在年出版的《道教与日本文化》一书中，以天皇思想与信仰为中心来分析道教与神道教的关系，以此揭示日本文化的特质，改变了日本人长期以来持有的日本古代史“与道教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影响关系”的看法。

《道教与日本文化》一书由18篇文章组成。其中不仅论述了神道教所依据的重要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某些情节和思想，是源于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启发，而且还研究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圣德太子、山上忆良、中江藤树、贝原益轩、三浦梅园、冈仓天心的道教观，尤其是通过“平安时代的道教学”、“江户期的老庄学”、“日本人与老庄思想”等专题研究，展示了道教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

《日本的古代史与中国的道教——以天皇思想和信仰为中心》，是福永光司最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他指出，道教对日本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影响”。该书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学界引起广泛

转载请注明:http://www.dihaoqc.com/zzmy/25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