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者，薄味也”，但“薄味”之中却蕴含“深味”，这是因为“淡”可以超越世俗的功利，却又常常被世俗的功利之心所遮掩。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宋代士夫阶层普遍崇尚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之道，但另一方面，在宦海沉浮的现实面前，不免有不平之志于怀，为了涤除烦恼，而采取“淡泊”的避世态度。特别是宋代实行的监督弹劾制度，使得官员经常受到弹劾，甚至遭遇贬谪﹑闲置的人生境遇，成为宋代士大夫阶层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而谪居的苦闷精神状态下，士夫阶层的心态不再以儒学为专学，开始与释道思想相结合，崇尚自然无为，把诗文书画作为逃离政事俗务的手段，这也是宋代文人画全面发展的原因之一。可见，通过行为上的“闲”来逃离世俗功利，以满足心理上的“淡泊”，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集体心态的重要表现。

首先，“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它包含着重要的哲学内涵，是接近于“形而上”的至道。《庄子·外篇·刻意》中曾言：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在庄子看来，“淡”是天之道，圣人之质，是超越了众美的最高形态的大美。心闲无事，心淡无为。所以，“淡”，对道家哲学而言，是靠无为的精神来实现，它本质上是一种道之逍遥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达到了“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状态，是一种“复归返自然”的境界，这种淡泊的境界也是宋代士夫阶层吏隐情怀的根源。淡泊的处世观，在李公麟政治心态中也体现的较为明显。结合史料来看，李公麟的政治生涯还算稳定，这既与其职位较低，而未卷入朝廷政治权利和朋党争斗之中，又与其政治上采取妥协避让的态度有关。据北宋学者邵博所撰《邵氏见闻后录》记载，元丰二年（年）在听闻苏轼陷入“乌台诗案”之后，李公麟主要采取了回避的自保态度。原文如下：

晁以道言：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遮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这种似乎不近人情的举动，也许是李公麟自感“沉于下僚”，对苏轼的境遇无能为力，心存愧疚而无颜以对。又或许是深受儒道文化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淡而静，漠而清”，只求远离党争的是非之斗，而采取避让的态度。但综合来看，官场新旧朋党的争斗，李公麟虽未卷入漩涡之中，然与苏轼、黄庭坚、王詵、王安石等人交情深厚，料想也不免为其所累，而常生淡泊的吏隐情怀。

庄子在《应帝王》篇中曾言：“游心于淡”，吏隐，实为心隐。尽管吏隐情怀在宋文人画家中普遍存在，而上述这两方面所体现出的政治心态，在李公麟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也使其绘画艺术观念深受其影响，其创作的《龙眠山庄》﹑《归去来兮图》等都是吏隐思想的体现。关于这些作品，下文有详细论述。可见，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理想，对于李公麟而言，无疑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有着文人共有的政治抱负，仕途理想；另一方面又带有“从仕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山林”的吏隐情怀。三十年平淡无奇的“下僚”经历，让李公麟的思想结构，知识积累融摄多家文化，心态可以归结为一种闲适、淡远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使李公麟无论身在官场亦或归隐龙眠，都能做到以放达淡泊的心态来面对一切。同时，无论处在何种人生阶段和境遇之中，都能够自由的转换心境和协调自身，善于变通，这也是一种精神支持和生存心态的反映。纵观其仕宦生涯，居官最高不过七品，但在这三十年的仕途中，李公麟却始终作到远离朋党纷争，采取在吏隐人生中作逍遥游的超然政治态度。尤其致仕以后，更是表现出归园田居的淡泊心态。《全宋诗》收录有李公麟诗作《谨次元韵奉酬慎思学士友年》，称得上是李公麟归隐后的生活写照，其中有：

放歌长林声激扬，佩兰思馨虽朋亡。云出鸟还聊自偿，羽扇尘尾随经囊。龙眠乃是无何乡，朝游不辞麋鹿行。归卧展图观骕骦，宪贫颂古时歌商。足见，在人生理想方面，他接受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和最高道德境界的感染，又倡导道家所追求的复归自然的价值标准，注重自然无为的个体存在感知。

其次，“淡”又体现在审美心理上的超功利性，它与审美意识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比如，文人画注重对主体“意趣”的表达，这里的“意”和“趣”都与“淡”的德行发生关联，以至于发展形成超然脱俗的审美意味和审美形式。“淡”又是艺术意境营造的关键，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曾言：“境玄思淡，而独得乎悠闲”，对文人画思想有独到见解的欧阳修在《鉴画》中也提到：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

“淡”作为一种至高的审美品质，有素淡﹑淡远﹑清淡﹑平淡等一系列品格范畴，“淡”的生命形式和审美归旨，成就了李公麟艺术素朴平淡的精神气格。苏轼曾云：“寄至味于淡泊”，司空图也有“浓尽必枯，淡者屡深”，“淡”之美学理想，使李公麟的白描绘画如同其人，似淡若深，似简若远。譬如，《五马图》中马的优雅气质和清远澄明的线条，处处彰显出他超尘脱俗的清逸人格和淡泊心智。再看《山庄图》文士闲游的适意场景，李公麟所冀望的山林情怀和平淡超然的士夫心态，实际上已包含在他纤秾至味的白描画语言之中，享受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无为境界。在宋代士大夫看来，个体生命价值既可以通过外在的事功来实现，也可以在内心的适意与自足，自由中去求得。

宋人所创造的生命范式，建立在对淡泊、平静、理智的个体意识的探寻之上，其心态更为收敛和稳健，远没有汉唐时期的张扬和勃发。李公麟所代表的宋代士夫心态对其艺术心态的改变，是文人画区别于之前中国画的本质体现，士夫阶层逍遥自然的“闲淡”人生观，使李公麟的绘画带有特殊的文化优势，对当时社会的主流阶层产生情感共鸣。绘画，无疑成为李公麟政事之余排遣心绪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