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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中国的思想地图

（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虽然老子对道、对天的敬畏是先秦诸子中最强烈的，但是他对周礼的态度是比较反感的。或许是因为他在洛阳待久了，看到周天子周围的那帮大臣以及那些祭祀礼仪都已非常腐朽，所以认为周礼是天道失落的产物。《道德经》第38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第18章:“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对忠孝仁义这些周礼所强调的价值观，老子都嗤之以鼻。所以有人甚至认为他要废除周礼，搞一场“唯道主义”的革命。图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要说革命，当时许多人都盼望有圣王出现，能够像周武王那样变革天命。可是等了几百年，圣王始终没有出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故事也无法重演，老子只有去退隐了。后来有人说孔子想当“素王”，也就是平民身份的圣王，甚至说他在《周礼》中建立了一套新朝代的官制。其实，《周礼》是后来战国时代儒生编出来的，孔子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总而言之，孔子、老子那个时代，周礼已被认为是相当腐朽的。所以，老子希望把它全部废除，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小国寡民，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也就是说，把国家弄小，让人民变少，哪怕有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十倍、百倍的机器也不要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让老百姓回到没有文字、结绳记事的部落时代，才会让他们真正敬畏天道，才能回到三代以上的淳朴风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比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想还要保守的东西。保守主义主张渐进变革，而老子主张的是不要任何社会进步，直接回归到最原始的“天道”，所以他既保守又激进。本来，天命是周礼的根基。老子把它悄悄改成“天道”，这一改，改出了一个非常成问题的思想。因为，本来西周天命观承认有一个人格性、有意志的天。可是对老子来说，他那个时代的人等了几百年，也没有看到上天对非常混乱的社会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失望了。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间，难道真的没有那种仁，没有那种大爱？图2王邦雄:《老子道德经的现代解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年版。其实，以赛+亚书说得好：“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辨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以赛+亚书59:1-4）这段文字，不仅是对老子时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所有“宫斗”、“宅斗”牺牲者的写照。然而，在老子眼中，因为不认识人类普遍的罪，他似乎仅仅看到了牺牲者的无辜。　于是，在他看来，天上的神似乎静默了，正如后来孔子说“天何言哉？”既然天地无言，人就只能去寻求万物背后那个生生不息的天道；而这个天道被总结成一个哲学概念。这样，想要复古的老子，想要恢复上古淳朴信仰的老子，不知不觉中把他那个时代对上天的怨恨写进了他的哲学中，以至于天命变成了天道，天变成了不说话的——这无形中为后来战国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开了路，尽管这并不是老子最初所想到的。天道是怎么样的?老子野心勃勃地想对当时的哲学概念和政治思想作出一个总结。作为周代的史官，他很熟悉《周易》的内容。《周易》中有阴爻、阳爻，这意味着西周初年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用“阴”、“阳”总结出二元论的思想模式，把一切区分成阴阳两极，然后从两极中去寻求一个中庸之道。可是老子认为，根本不要那么费劲，“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处去寻找中庸，因为道本身就在阴阳的不断变幻中，正如《道德经》第58章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阴一阳之谓道”，虽然是后来儒家《易传》的说法，但也是当时的人们很容易共通的一个思维。既然天道是在阴阳两个对立面之间不断转化的全过程，那么，人应该怎样在这当中去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呢？图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对老子来说，很简单的做法就是人要顺应天道的不断变化。前面提到，春秋时代的社会精英都有一些自己通行的政治观念。郑国在春秋之初以诗主“情”，首先搅乱了周礼；齐桓公进行改革，形成了齐国的政治思想，中心就是从民（人）之欲，于是引出当时著名的“智、仁、勇”三达德。“仁”是注重人的需要，“智勇”是发挥人的潜能，总而言之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结果，在齐国形成类似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连孔子也赞颂管仲也说“如其仁,如其仁”。但此后，晋文公称霸靠的是“义”，所以《国语》中多次提到忠、信、义、敬等几个概念，都是围绕着要复兴周礼开始的。齐桓公和管仲主张改革周礼，而晋文公和六卿是要复兴周礼；一个强调仁，另一个强调义；一个强调要顺从人的自然欲望，爱人、关心人，另一个则强调合宜的礼仪与道德观念可以约束人，免得人欲横流。春秋时代的这些政治观念，为战国时代的思想地图做了准备。一个仁，一个义的思想，把春秋初年以郑国为中心、以国风为代表的主情思潮慢慢地经过陈、蔡排挤到南方去，所以后来只在楚国保留了唯情的思想。屈原就是一个情感非常奔放的人物，而且伍子胥他们还把这种思想带到了吴越之地。与此同时，西边的秦国比较注重利，所以在秦国有以利诱惑百姓、实行暴政的商鞅变法；而在西河地区（以今天陕西韩城为中心）发展的早期魏国，产生出实利主义的法家思想，“利”和用来规范利益分配的“法”变成了中心。图4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东方主仁、西方主利、南方重情、北方重义，那么中原主张什么？饱经沧桑，弭兵之后的中原主和。和背后就是中庸，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从音乐、烹饪里面发展出来的那种调和折中的思想，后来形成洛阳人吕不韦所代表的“杂家”。但在诸子百家往而不复，正如后来《庄子·天下》所言“后世之学者，不幸不得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老子还想做一个最后的努力，希望把所有这些观念合在一起，做一个减法，减到所有观念全都合在一起，希望那就是同一个道，天道。所以，在老子那里，“道”似乎把仁、义、礼、智、信、忠、和都搅在一起，希望回到宇宙本源，最终却变成了一种随机应变，主张顺应大自然和历史中生生不息的阴阳变化。这种顺服天道、随机应变的心态，在《老子》后半部里面逐渐变成了一种天地无言、所以圣人不言的思想，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无为而治”，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无为而治”，好一点说就是统治者不去干涉人民，让人民修养生息，差一点说就变成了“滑头政治”。中国历史上许多人主张因势利导、深藏不露，甚至用一些深不可测的方法来坑人、害人，这都是一些对老子思想的间接利用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面把老子与孙子、韩非子合在一起讲，虽然老子本人知道了多少会觉得有些冤枉，但就他思想的实际影响来说，也不失为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图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道家做的是减法，它强调的是礼背后的那个道，甚至用道来取代礼，强调一种普遍、抽象的规律。与此相反，儒家做的是加法，它从孔子以后就开始不断强调礼，强调每一个具体的事物，或者说特殊性，于是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伦理政治体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虽然西方哲学家如黑格尔挺喜欢老子，觉得孔子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但真正对中国影响更大的却是儒家。不过，道家的影响力在于，它补充了儒家想不到的地方，无论终极关怀还是人生的退隐状态，所以“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思想史的主流。老子晚年长寿，同时注重养生和权谋。大约就在此时，他教出了一些同样成为隐士、收徒讲学的学生，形成了与孔子对峙的中原道家传统。传到前年以后，便是列子、杨朱、鬼谷子等人。而他中年在南阳教过的范蠡，则传下了所谓黄老之学，逐步发展为道家思想的另一条重要支脉。『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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