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一键 　　庄子研究，如同孔孟之学，始终是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之显学，孔孟之学与老庄之学，事实上也是中国思想文化两大最主要源流。庄子研究，代有不绝，明清以来，学者多在集注集释上做文章，鲜有版本、义理方面的进展，张远山《庄子复原本》无疑是近年来庄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将庄学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一、复原的意义

　　在张远山整个“庄学工程”中，《庄子复原本》只是其中一项，但其重要性在整个庄学工程中名列前位。

　　不熟悉庄子的读者或许会误解，误以为“复原本”是《庄子》一罕见版本，误以为张远山所做仅仅是封面所标示的“注译”，注解和由文至白的翻译。如果真这样以为，那就大谬不然了。

　　现存《庄子》非原本，众所周知。此前《庄子》必有原本，凭常识可断。历代《庄子》注本不下数百种，流传至今的《庄子》版本亦有几十种，却从未有过复原本。此复原本非失传原本的重新发现，而是经过古代典籍的对照比勘，寻绎发明，而最终考定恢复的版本。在这一意义上，复原本可说是《庄子》一全新版本。这一新版本，即出于张远山编纂。

　　“复原”一个已失传两千年的版本，谈何容易？需要做的工作，举其大者，首先要确定已流传一千七百年的西晋郭象《庄子注十卷》并非《庄子》原本。这点不难，《汉书·艺文志》早已载明郭象版之前有《庄子》五十二篇。但这不是做一个郭象版是否原本的简单判断，要“复原”，就得找出郭象版与原本之间的关系。因此，其次，要确定郭象版之前的《庄子》五十二篇本是否就是原本，或另有其他更早的原本，这两个原本互相之间以及与郭象本又有怎样的关系。最后，才可能恢复五十二篇本和最初的《庄子》原本。

　　然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解决，那就是“复原”的意义。

　　所有有价值的古代典籍，有原本固然好，没有原本，若不花太大功夫可加以复原也不错。但如果有可靠的即基本不失真的传本，而另一面恢复原本要花大功夫且不定能成功，那有必要“复原”么？再者，先秦古籍，不说经史，单以诸子《道德经》、《墨子》、《荀子》、《韩非子》而言，流传至今的又有哪一种是原本？若《庄子》需复原，其他子书也应该复原么？这是“复原”的前提，可能也是许多读者未读之先，心内就存有的共同疑问。

　　“复原”《庄子》必须有非“复原”不可的理由，如此，“复原”工作才是必须的和必要的。事情必得是这样，即：流传至今且影响至广的郭象版《庄子》以及由此传承的其他版本，与原本《庄子》有着极大差异。此差异，不仅是文字上的，而且是或更主要是精神上的。其差异之大，不仅会使读者误读、误解《庄子》和庄子，甚或从根本上歪曲、阉割和掩盖了庄子的真正思想和精神。

　　事实，正是如此。

　　流传至今的郭象版《庄子》，是经郭象“篡改增删、错误标点、系统曲解的《庄子》删残本。从郭象版《庄子》衍生而出的古今一切版本，原文、标点、阐释无不错误百出。古今一切庄学研究，整体义理均未超越反庄学的郭象谬注之樊篱，因为从未有人疑心郭象竟会故意篡改。经郭象篡改误断的原文，成了其系统曲解的坚实证据。认可面目全非的郭象版《庄子》，就不可能不整体接受郭象的系统曲解，庄学就不可能正本清源，读者就不可能与庄子直接相遇”（张远山《庄子奥义》序言）。

　　还不止此。庄子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精神直接相关，“郭象版伪《庄子》和奉郭象为至高权威的旧庄学，实为中华专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心灵造成了极大毒害和深度腐蚀，导致无数士人身在庙堂之时，就是为专制帮忙的假儒家，身在江湖之时，又是为专制帮闲的假道家。没有郭象炮制的假道家，‘儒道互补’的文化虚构就无法成立，‘三教合一’的庙堂话语就难以建构，‘以隶相尊’的意识形态就不够完整，僭用‘帝’号的中华帝国就不能长存。唯愿《庄子》复原本有助于终结旧庄学，有助于消解中华专制话语”（张远山《庄子复原本》第页，江苏文艺出版社年8月版，以下简称《复原本》）。

　　这是张远山庄子研究的出发点，亦是“复原”《庄子》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二、五十二篇本编纂者的考定

　　张远山庄学研究的最大成果之一，也是对庄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在笔者看来，就是复原郭象版之前的两个《庄子》原本，并考定了这两个原本的编纂者。

　　原本之一，即五十二篇本。

　　《汉书·艺文志》明载《庄子》有五十二篇，郭象版仅三十三篇，这一比郭象版多出十九篇的版本，无论是否《庄子》最早原本，但至少早于郭象版，从年代上看，它与郭象版有着密切关联，郭象版很可能或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据其加以删减编纂的。这里的复原工作，需要做两件事，一是五十二篇本编纂者的考定，一是五十二篇本具体篇目内容的考定。两事虽有分别，但必须合二为一，好的是，两者可互补互证，相互支撑；坏的是，两者不可互相矛盾，必须安排妥贴，各归其位，方始称善。

　　张远山对五十二篇本编纂者的考证，称得上干净利落。

　　五十二篇说首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编纂者肯定早于东汉班固。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司马迁所言《庄子》是否就是五十二篇本？张远山从两方面推断，一方面，从《庄子》内、外、杂诸篇及历代注解中的线索加以推断；另一方面，从《庄子》各篇平均字数来推断。如果前者涉及《庄子》义理且人解人殊难以确证的话，那后者仅涉及篇章形式，显然更为可靠。张远山从《庄子》每篇平均两千字推断，五十二篇恰是十余万言，司马迁所言《庄子》正是五十二篇本。如此，五十二篇本编纂者也早于西汉司马迁。

　　唐初陆德明是庄学传承中一重要人物。陆著《经典释文》，首卷《叙录》收有《庄子叙录》一文，卷二十六至二十八卷《庄子音义》（又称《庄子释文》），收录诸多唐以前各代《庄子》的资料注解。这应该也是郭象版与陆德明《庄子音义》始终捆绑一体流传后世的原因。陆德明《庄子叙录》中有言：“司马彪注五十二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虽然魏时人司马彪所注《庄子》已佚，陆之记载却将五十二篇篇章分类标出。

　　郭象版三十三篇有内篇、外篇和杂篇，却没有解说。三篇解说虽佚，却有残迹留存，存在那被历来史家誉为“淹博古今”的唐代李善《文选注》内，这就为张远山最终考定五十二篇本编纂者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且看张远山所引：

其一，《文选》张协《七命》：“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讼解。”李善于下注：“《庄子》曰：‘庚市子肩之毁玉也’。《淮南子·庄子后解》曰：‘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

其二，《文选》江淹《杂体诗》、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陶渊明《归去来辞》、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之李善注均曰：“《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

（见《复原本》第页）

　　由李善这两则注可知：

　　第一，《庄子后解》、《庄子略要》正是五十二篇本“解说三”中之两篇，《庄子略要》的司马彪注可予确证。

　　第二，“解说三”著者为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即《淮南王书》亦即《淮南子》，为淮南王刘安著。李善这两则注不见现存《淮南子》，《淮南子》分内外篇，现存为内篇，外篇已亡，显然这两则《淮南子》原在外篇。

　　第三，《庄子后解》、《庄子略要》为“解说三”其中之二，不惟其名，内容亦可证其“解说”体例。“解说”文字通常为著作编纂者所为，从名实两方面可证：五十二篇本《庄子》为淮南王刘安编纂。

　　还有其他外证。

　　第一，刘安本“追求形式主义数字。以庄撰‘内篇七’为基数，增补‘外篇二十八’成其四倍，新增‘杂篇十四’为其两倍，合计七七四十九篇。四十九不仅是‘内篇七’的七倍，又符合‘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周易蓍占法，遂成刘安予以神秘化的预定之数，为此不惜降低质量，收入若干劣篇”（见《复原本》第页）。

　　其二，由《庄子》内文中所含史实确定，“刘安版大全本，有十五条庄后史实，……无一刘后史实”（见《复原本》第页）。这一外围证据，既可确凿证明五十二篇本编纂者必定为庄后刘前人，又能毫无疑义地排除其他时段编纂者的可能。

　　这是一个很周详周到的考证，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考证。虽然前人俞正燮、王叔岷等已有五十二篇本出于《淮南王》外篇的猜想，郭象跋中也有“或出淮南”的暗示，但据文献资料作出确切考证并最终予以确定的，则是张远山。

三、五十二篇本篇章之复原

　　郭象版自五十二篇本出，郭象版仅三十三篇，至少要找回为郭象所删之十九篇才谈得上复原，可要找回这些早已亡佚或失传的篇章谈何容易？

　　幸好，文献典籍上有迹可寻。郭象版《庄子》原有郭象之跋，元代以后的钞本刻本才将此跋删除，此跋却存于日本镰仓幕府时期（—，相当于元代）高山寺古钞本中。高山寺本之跋，虽缺撰者名，但据陆德明《庄子叙录》所引郭跋词句，可知此跋撰者即郭象。张远山从郭跋中发现，郭象或明言或暗示曾删去《庄子》九篇。另，《史记》、《南史》两书中提及不见于郭象版《庄子》三篇。此外，台湾学者严灵峰从郭跋文义中辩析，又发现一篇。这样，十九篇中之十三篇有了去向。张远山再“细辨郭象版外杂篇之内文，辅以陆引崔注、向注之有无”，来寻觅这余下的六篇。

　　这里需略加说明：“崔注”是崔譔《庄子》选注本，“向注”为向秀《庄子》选注本，这是两个晚于五十二篇本却早于郭象版的《庄子》注本。两本早已亡佚，仅见于陆德明《庄子音义》所引片段。虽然在年代上，崔本略早于向本，可在价值和名声上，向本则远过于崔本，这也是郭象大量剽窃向秀的原因。“《世说新语》称象攮窃向秀注，后向注复出，遂两本并行。今乃向佚而郭存，以陆德明《庄子释文》所引向注互校，攮窃之迹，灼然可见。然象亦有所补缀改定，不可目为向书，故今仍题象名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十四道家类庄子注十卷条）。从张远山考定的“崔譔选注本分类篇目表”和“向秀选注本分类篇目表”中可知，崔本收有《庄子》内篇七、外篇二十，向本收有《庄子》内篇七、外篇十九，两者均为“忠于刘安版（即五十二篇本）之分类构成、原文原貌，从属于刘安版”。

　　张远山从陆德明所引崔注、向注入手，考定郭象曾裁剪《宇泰定》等三篇；再从“结构断裂、义理脱节、篇幅超长之内证”，又进而考定郭象裁剪了《百里奚》等三篇（见《复原本》第—页）。如此，为郭象版所删十九篇完整归位，五十二篇本基本复原。

　　以上，笔者只是简单描述了十九篇“复原”的路径和方法，表面看似轻易，实际至为繁难，既需缜密的心思，又需明锐的洞察，方可妥帖到位。为免繁琐，在此仅举一例为证，看看张远山是如何考定郭象删剪“惠施”篇的。

　　郭象跋或明言或暗示曾删去九篇，“惠施”属于暗示，郭跋称《庄子》：“……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辨形名……而徒难知以困后蒙，令沉滞失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这里所言“或出《淮南》”，可算明言，“或辨形名”则属暗示，即指擅长形名之学的《惠施》。

　　立论并非孤证，另有两证据以支持。

　　其一，《北齐书·杜弼传》中说：“（杜弼）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显然，杜所见《庄子》非删去《惠施》之郭象版《庄子》，而是早于郭象版、存有《惠施》的五十二篇本或向注本《庄子》。

　　其二，张远山发现，郭象并未完全删除《惠施》，而是裁剪其文，再将其拼接于《天下》篇之后。有何根据？根据有三：

　　第一，五十二篇本《庄子》有外、杂篇，《惠施》、《天下》均在外篇。崔选注外篇二十，向选注外篇十九，均未选注任何杂篇（陆德明《庄子叙录》言两者“有外无杂”）。崔、向所注《天下》均在外篇，郭象版《天下》则列于杂篇，这显然出于郭的移外入杂。此处关键在于，崔、向均曾注《天下》，均未注《惠施》，所以郭象版《天下》“惠施多方”句以上有崔注十二条、向注二条，此下则无任何崔注、向注。

　　第二，《天下》分论五章均有统一句式，“惠施多方”以下则无此句式。

　　第三，《天下》六章和“惠施多方”句以下，两部分各自结构完整，义理连贯，两部分之间明显结构不同，义理各殊。

另外，《庄子》每篇平均二千字，郭象版《天下》字数特多，近字。将“惠施多方”以下截断，作为独立的《惠施》篇，如此《天下》篇为字，接近《庄子》每篇平均数。但《惠施》仅得字，只能成为郭象删改后的残篇了（见《复原本》第页）。

　　只是经过如此艰难的“复原”，这失散和亡佚的十九篇才得以一一归位，庄学史上仅存其名的五十二篇本，才真正成其为张远山名之的“刘安大全本”。

四、初始本编纂者的考定

　　最早的《庄子》原本，张远山名之为“魏牟版初始本”，考定其编纂者，同样不是全无凭借。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一四六则“魏牟考”，纠正了《汉书》“魏牟先于庄子”的错误，指出《秋水》篇中并非庄子称赞魏牟，而是魏牟赞扬庄子；钱氏又根据《秋水》、《让王》诸篇言及魏牟而判定《庄子》外、杂篇无一为庄子所撰，而是另有撰者。

　　钱穆《系年》考定庄子、魏牟的年代先后，考定魏牟的活动时间和范围，但这只是个骨架，缺乏血肉和灵魂，更无法据此推断《庄子》初始本为何人编纂，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是张远山独立完成的。

　　魏牟史料极少，张远山搜求多年“仅得十四条”。《汉书》两条，却自相矛盾，《古今人表》庄子在前魏牟在后，《艺文志》则记庄子称赞魏牟。《艺文志》记有“公子牟四篇”，本是了解魏牟的可靠材料，可惜早已亡佚。其余十二条，经张远山辨明，九条可信可用，但阐释有误；另外三条均不可信（见《复原本》第1页）。

　　魏牟贵为王孙子弟、中山国王子，这类人物本与庄子学说违离较远，且其早年信奉名家，何以最后会服膺道家，崇奉庄子学说呢？这一改宗过程既是魏牟一生关键，亦是张远山考定其为《庄子》初始本编纂者的关键。

　　钱穆《系年》对此有所推测：“庄子卒岁当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间，周赧二十六年，公子牟至少亦三十二岁（以武灵攻中山，便年二十计之），则牟自及见周矣”。这是推测魏牟曾亲面庄子受教，从而改宗。但对于魏牟为何改宗，却未有任何提示。

　　张远山没有接受钱穆的推测，而对魏牟改宗提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魏牟人生信仰的这一重大转变，与其丧家亡国、流落江湖的变故有关。其信仰转变也非陡然，而是经过中介和过渡，度人者为楚人詹何。有史为证，《让王》中有一段詹何与魏牟的对话：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巍阙之下，奈何？”

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

詹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之。从之，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此番对话，道出了亡国丧家之后魏牟的彷徨，道出了魏牟欲改未改之时接受詹何点拨的过渡之状。

　　张远山进而论道：“魏牟之改宗，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是庄殁之前师从庄子，成为庄子晚年弟子。二是庄殁之后师从詹何或蔺且，成为庄子再传弟子。由于魏牟小庄子四十九岁，亡国前崇信名家，亡国时极为年轻，亡国后一度心系庙堂、‘未能自胜’，因此唯有后者方能合理解释所有魏牟史料和相关史料”（见《复原本》第6页）。钱穆的推测是前一种可能，张远山倾向后一种可能。钱穆的根据主要是庄子和魏牟的年代先后，张远山除此之外，还根据相关记载推断魏牟在其时的江湖活动和心理状况。

　　从时间上讲，假如魏牟在庄子生前师从庄子，那不太可能在中山灭国（公元前年）之前，只可能在中山灭国之后，也就是庄子最后十年（庄殁于公元前年）间。因为中山灭国时，魏牟年仅二十五岁，而且此前几年，魏牟已信奉名家公孙龙。即使魏牟亲趋庄子门下，如此年轻再加以公子王孙身份，恐怕也难于理解更难于接受庄学义理。信仰发生大变，非得发生人生大变故才有可能。

　　那么，魏牟此后遭遇家国大难，是否即刻改变了思想信仰呢？上引史料证明，并没有，从其和詹何对话中可知，魏牟有过一段漫长的“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巍阙之下”的彷徨，此时并没有接受庄学思想。这是合理的。人的信仰不会即刻发生改变，人生大变固是契机，但改变非一朝一夕事，要有一个过程。

　　因此，张远山的推断要比钱穆更为合理，魏牟并非亲从庄子处接受道家学说，而是经过中介，师从詹何才成为庄子再传弟子，詹何是其“鄙弃名家、改宗道家的接引人”。在此，甚至魏牟是否见过庄子亦不关重要，重要的是彼时魏牟尚未改宗道家，其真正崇奉道家是在庄殁之后。

　　关键之处辨明，以下简略言之。魏牟中年师从詹何改宗庄学，学有所成，在詹殁（公元前年）后不久，开始周游天下，受到秦相、赵相礼敬，以后又与阔别四十年的公孙龙见面，驳斥公孙之学至其口不能言狼狈而走，以后再往赵国一次，劝喻赵悼襄王进治国之策。《庄子·秋水》和《战国策·赵策三》记载了魏牟两次入赵和与公孙之辩论，晚年的魏牟已是名为天下重的道学大家和庄学传人。

　　庄学传人，并不必就是《庄子》初始本编纂者，从传人到编纂之间有一跳跃，有一假设魏牟为初始本编纂者的跳跃。此处暂且按下，先来看张远山对初始本及其篇目的考定。

五、初始本及其篇目的考定

　　《庄子》五十二篇本史有记录，《庄子》初始本在历史上却茫无踪影，这一《庄子》最早版本的面目重现以及编纂者的确定，完全出于张远山的考证。

　　张远山对初始本及其篇目的考定，或可称之为“读取排比法”，即从典籍中读取相关材料，检索排比，彼此对照，再加以推定：“战国末年，钞引《庄子》初始本最多的是《荀子》、《韩非子》、《吕览》。刘安以前的西汉初年，钞引《庄子》初始本最多的是贾谊二赋、《韩诗外传》。先秦三子、汉初二子钞引之例，是考定《庄子》初始本之成书时间及篇目构成的基本依据”（见《复原本》第12页）。

　　由此阅读统计中得出：“计《荀子》之十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八篇十二条”。这八篇是：内篇二篇《齐物论》和《大宗师》；外篇六篇：《秋水》、《惠施》、《达生》、《盗跖》、《让王》、《至乐》。这里的钞引既包括明引也包括暗引，凡能确证涉及《庄子》的都计算在内。这是荀子，还有韩非子。《韩非子》“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一篇二十一条”。十一篇是：《逍遥游》、《人间世》等内篇四，《让王》、《山木》等外篇七。这里的钞引同样既包括明引也包括暗引，凡能确证涉及《庄子》的都计算在内。《吕览》是杂钞之书，吕不韦及其门客不像荀子、韩非子那样敌视庄子，故《吕览》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的数量更大，刘文典、高亨等人都曾有过记述。据张远山统计，总计《吕览》“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七篇三十九条”。这样，“魏牟以后的先秦三子吕不韦、荀况、韩非，至少钞引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之‘内篇’五、‘外篇’十五，总计七十二条”（见《复原本》第14—17页）。

　　至此已无可疑，确实存在早于五十二篇本即刘安大全本的《庄子》初始本。三子引的不是一条二条，而是七十余条，一条二条可得之于口传耳闻，十条二十条就绝无可能口耳相传，何况七十余条。现在可以回头再看张远山对魏牟为初始本编纂者的推断：先秦三子晚于魏牟，更晚于庄子。魏牟居于庄子与三子之间，由他编纂《庄子》初始本，实在是再合理不过的推断。

　　如此“读取排比”，张远山又应用于刘安之前的西汉初年二子，从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和韩婴《韩诗外传》的阅读统计中得出：两者“至少钞引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之‘内篇’五、‘外篇’十四”（见《庄子复原本》第19页）。

　　至此，这一《庄子》魏牟初始本篇目已大体具备，呼之欲出了。

　　先秦三子、西汉二子的钞引，未涉及《庄子》内篇《德充符》、《应帝王》两篇，但《庄子》所撰内篇七是思想统一、风格一致之整体，无可置疑。张远山主要 　　可以看出，这种“读取排比法”是极不讨巧的，既花工夫又花功夫，须仔细检读典籍，比照琢磨，再加以验证考定，但这种方法又极其可靠，尽其可能无有遗缺，因此所得结论也是可靠难移的。

　　最后，张远山关于魏牟是初始本编纂者的推断能否成立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一，关于魏牟生平和初始本篇目的所有考证，有与这一推断相背离的么？没有。第二，作者还有关于外篇的文辞语句风格的诸多细密考证，笔者不烦例举，请读者自行阅读。第三，也是最为有力的，“魏牟版之‘内篇七’，庄子所撰，均涉庄前史实，无一庄后史实。魏牟版之‘外篇二十二’，弟子、再传弟子所撰，多涉庄后史实，无一魏后史实”。除非另有相反的史料，否则必须承认，张远山为其推断所作的论证是严密的，周全的。

六、几点遗憾

　　张远山的庄子研究，是一项耗时多年、穷尽心力的艰难工程，却由他个人独力承担而最终圆满完成了。不过，工程巨大，个人独揽，再圆满也会留下一点缺憾，既有书内的，也有书外的。

　　其一，复原本如何署题？

　　张远山对《庄子复原本》署题为“注译”，可“注译”并不能准确和正确概括其所做全部工作，因为其所做并不只是注释和由文译白，甚至可说，注释和由文译白不是其主要工作。“选注”的书极多，“诗经选注”、“唐诗选注”、“宋词选注”等等，“注译”的书虽少见但也有，如此署题，很容易使读者将此书混同于一般的“注译”和“选注”。“复原本”作为书名是否可将之区别呢？似乎也不易。“复原”是一种几乎无人做过的工作，仅从书名，难于显现其意义。

　　按笔者之见，《复原本》署题可依《四库全书》，径题“撰”即可。如此，既袭取成例，“撰”又包括创写、编制和纂集成整体之意，可大体概括作者所做的全部工作。不知作者和出版者以为如何？

　　其二，复原的路径。

　　复原的意义，书前绪论中大略交代了，使读者阅读前有了必要的知识背景和准备，但《复原本》忽略了交代其复原的路径和过程。

　　张远山研究庄子已有三十年，复原《庄子》也可说进行了三十年，可以想象，整个过程其间有过种种反复和反馈、怀疑和决断、肯定和否定乃至再肯定和再否定。这一切于其本人，自然了然于心，可对读者，其先后曲折是很难弄清楚的。张远山若能先行介绍这一探源复真之过程，或许能让读者更清楚也更亲和地接受和欣赏此一复原本。

　　比如，张远山是如何发现郭象版《庄子》经过“大肆篡改”的？如何发现郭象本之前另有其他原本且有条件复原的？尤其是，先考定刘安本还是魏牟本？在《庄子复原本》中，魏牟版初始本作为正编排列在前，刘安版大全本作为附编排列于后。从时代先后及《庄子》版本源流，这样排列完全正常，可这是否就是两个版本复原的先后次序呢？恐怕未必。在笔者看来，张远山更可能是先考定刘安本再上溯及于魏牟本的，笔者的解说也是以这一假定为论述次序的。如果真这样，那这一考证过程就更有必要向读者说明了。

　　其三，批评的匮乏。

　　这是关于文本之外的。庄子研究是独立作业，因为张远山是独立学者，不在任何体制内，自然也就不能申请学术资助和项目经费，按说如此庞大艰难、花时数十载的重要研究，至少应申请几十万研究资助，可事实上却是其独立也是独力即仅凭一己之力完成的。

　　这犹可说。笔者略感纳闷的是，面对这一项做得极为艰难的工作，面对这一重现庄学真面的重要文本，却鲜见有从事此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出面评价，结果只有笔者这类非专攻庄学者来勉力承担批评任务，做一些解说性介绍。难道我们的学界也为行帮意识所困，只在师承传授或同业共职等关系内，一味小范围经营，小圈子打闹，对其他一切统统视而不见？

江苏文艺出版社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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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旦暮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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