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而余蔬，而弃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士成绮见了老子之后，问：“我听说先生是圣人，我不辞艰苦远道而来，希望见到你，旅途百日，虽然脚跟长厚茧，但却没有止步。现在，我看先生，不算是圣人。鼠穴里面有剩余谷物，不爱惜东西，可以说不仁，生物熟品堆满在面前，还聚敛不已。”
“老子漠然不应。”老子漠然不回应。
“士成绮明日复见，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第二天，士成绮再去见老子，说：“昨天我说了先生几句，今天我心里有所觉悟，为什么呢？”
“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老子说：“巧智神圣的这一种人，我自认为不是。先前你喊我是牛，我便称为牛，你喊我是马，我便称为马，如果我有其实，别人给与名称（来讥讽）而我又拒不接受，这是两重的罪过。我接受（别人给与的名称）常常是顺其自然地接受，并不是（有心）接受，才会去接受。”
“士成绮雁行避影，履行遂进而问：‘修身若何？’”士成绮侧身而行，蹑步向前，问道：“怎么样修身呢？”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冲然，而颡頯然，而口阚然，而状义然，似系马而止也。动而持，发也机，察而审，知巧而睹于泰，凡以为不信。边竟有人焉，其名为窃。’”老子说：“你的容态自命不凡，你的眼睛鼓目突出，你的额头高亢，你的口舌夸张，你的形貌巍峨，好似系住的奔马（虽然身体被系，但心却在驰骛〕。蠢蠢欲动而强自抑制，发动迅速如放弩矢，明察而精审，智巧而显现骄泰之色，这都不是真实的本性。边境上有一种人，名为取巧。”
Partone.
“夫子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先生说：“道，对于任何大的东西都不穷尽，对于任何小的东西都不遗漏，故而具备在万物内。广大啊，无所不容，渊深啊，不可测量。刑、赏、仁、义，乃是精神的末迹，若不是至人，谁能够确定它！至人有天下，责任不是很大吗！但却不足以牵累他。天下奋争柄权，但却不为心动，处于无待，但却不为利诱，究极事物的真性，能够持守本根，故而能够无视天地，忘怀万物，而精神未尝有所困扰。贯通于道，融合于德，辞退仁义，滨弃礼乐，至人的内心静定了。”
Parttwo.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世人所珍贵的道载见于书，书只不过是语言，语言有它的可贵处。语言所可贵的是意义，意义有所指向。意义所指向的，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而世人则因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虽然世人贵重书，但我却以为不足贵，因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可贵的。因此，可以看得见的，是形和色；可以听得见的，是名和声。可悲啊！世人以为以形色和名声就可以得到事象的实情！假如形色名声果然不足以确知事象的实情，那么知道的不说，说的又不知道，世人又怎么能够了解呢？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斫车轮，放下椎凿走上前来，问桓公说：“请问，公所读的是什么书？”
“公曰：‘圣人之言也。’”桓公说：“是圣人之言。”
“曰：‘圣人在乎？’”问说：“圣人在吗？”
“公曰：‘已死矣。’”桓公说：“已经死了。”
“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轮扁说：“那么你所读的，是古人的糟粕了！”
“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桓公说：“寡人读书，轮人怎么能够随便议论！说得出理由还可以，说不得理由就要处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事情来观察。斫车轮，轮孔做得宽就松滑而不坚固，做得紧就滞涩而难入。不慢不快，得心应手，嘴巴说不出来，有奥妙的技术存在于其间。我不能够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够继承我，所以七十岁了还在研轮。古时人和他所不能够传授的，都已经消失了，那么你所读的，就是古人的糟粕了！”
Partthree.
《在宥》：“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而《天道》则在此基础之上，具体地阐述了天道贵、人道卑的道理，与内篇的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也能够从无为勘出有为，复从有为归到无为，全文符合道家无为的精神，又可以自圆其说，且脉络可寻，行文流畅。
庄子所生活的年代，天下纷纷扰扰，诸子蜂起，其中不乏欺世盗名之徒，蛊惑人心。世人争名逐利，人心失其正，丧其真。庄子有感于此，便通过对于天道、人道关系的重释，说明君道贵、臣道贱的道理，要求人们弃绝仁义，返朴归真，虚静无为。
先秦时期，郑国子产已经提出了天道、人道的观念，表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和孟子基本上继承了子产的思想，承认有天道、有人道，认为天道和人道有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人难以把握天道。因此，他们大谈礼智、仁义、道德。而道家则尊崇天道，认为道是万物之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老子认为，天道公平无私而人道卑劣，肯定天道，排斥或者否定人道，故而提倡了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返朴归真。庄子在此基础之上又作了新的阐释。
庄子认为，君道是天道，臣道是人道。君道应该效法天道，天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自运自化，寂寞无为，虽然化育万物，恩及万世，但却都是无心而作，在不知不觉当中完成的。因此，君道也应该以天地为宗，以自然为用，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本，虽有天下，但要做到不为所累，无为而治，让天下万物自治自化。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无为呢？
庄子强调君道虚静，表示虚静才能够像镜子一样无所不包，虚静才能够各得所宜，虚静才能够让臣下各守其职，各尽其责。内心虚明若镜，才能够映照万物，虚明才能够无为，无为才能够精神愉悦、超然物外，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纵观《庄子》全书，虚静思想贯穿始终，可以说是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虚静思想虽然在治国方面陷入了虚无主义，但又对后代的文艺思想和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证明，作家只有保持虚静的心灵，超脱世外，“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才可以达到“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的境界，这样子才能够保持创作的佳境，纵心宇内，挫笔万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是心灵虚静、超然物外、俯观天地的产物。即使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保持一份虚静，对于为生活所迫，在车马喧嚣的城市里面疲于奔命的现代人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投身自然，或者静心阅读，让生活的压力得到暂时的解脱，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片刻安宁，对于调节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很有好处的。李泽厚先生在谈到老庄玄禅时，也说过：“它可以教人们去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适，与活泼流动盎然生意的大自然打成一片，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有为臣亦有为，此为经世致用之道，即人道。而庄子则认为，天道尊、人道卑。因此，君道、臣道也有尊有卑，君无为是天道，臣有为是人道。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因此，刑名赏罚只能够被天下人所用，不能够用来统治天下，为臣者拘于一孔之见，只会是一曲之士，为君者绝对不可以像为臣者那样子实行有为政治，否则就君不君臣不臣了。作者随手拈出了三个事例来说明有为的臣道的危害性，告诫世人要虚静无为，超然物外，坚守天道本源。尧以百姓为心，对鳏寡孤独关心备至，舜教训他说这只是胶扰百姓，没有做到像云行雨施那样子自然，有心而为只不过是卑下的臣道罢了。孔子为了藏书于周，西行拜访老子，大谈仁义，老子对他嗤之以鼻，认为孔子乱人心性，高举虚假的仁义，就像击鼓而求子，缘木而求鱼，其结果只能够是无功而返。士成绮批评老子不仁不义，老子漠然不应，任凭别人唤牛唤马，无心而服从。士成绮卑恭求道，老子说他面带骄色，心为物役，就像是被系的逸马，离箭的弓弩，只不过是边境上面的一个盗贼而已，最多只能够做一个有为而卑劣的臣者罢了。庄子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主要是用来说明人道的不足取，但后人如吕不韦、韩非子、魏征等人却根据时代的需要，将这一理论完全引向了现实政治生活，认为这一理论是理想的治国策略，从而对庄子的本真思想进行了改造。历史证明在改朝换代之际，庄子的这一思想对于统治者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天道》当中最精彩的，当属“轮扁斫轮”的故事了，完全可以与“庖丁解牛”、“濠梁观鱼”等寓言故事相媲美，一直流传至今，为后人所乐道。成语“得心应手”便来源于此。虽然在这一段故事当中，作者完全否定语言文字的传达功能显然是错误的，但指出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的局限性，对于人们突破语言文字符号本身，去领会文字之外的意义，又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外物》当中，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语言只是像荃、蹄一样的工具而已，并不是意本身。因此，既已得意，其言便可忘去。
庄子关于言意关系的表述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前无古人的。三国两晋时期，王弼所谓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唐代，司空图所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宋代，严羽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近人王国维所谓的“境界说”等，都与庄子的思想有渊源关系。可以这样子说，没有庄子的这一思想，中国的文艺发展就会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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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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