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时至，百川灌河，通流盈满，其水甚大，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荣华盛美，尽在己身，河水之旷大，不过如此。至于北海，不见水之端涯，望洋兴叹，闻道虽多而不知其无穷也，以意度其然而自信其有进焉者，及睹其无穷，乃爽然自失也。“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孔子，删定六经，博学多识；伯夷，让国清廉，其义可重。然而通达之士，以孔子之闻为寡，以伯夷之义为轻，可与河伯未见大海之弘博浩瀚，自矜为大，其义亦然。

井底之蛙，闻大海无风而洪波百尺，必不肯相信，为拘于虚域也。夏生之虫，至秋便死，不可以语冰者，拘于时也。区见之士，偏执之士，闻通达之说虚通至道，必不肯信，为束缚于名教故也。它们之所以视野狭劣，与所处时空和心灵的自我束缚有直接的联系。而一旦详观大壑之无穷，方鄙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语大理之虚通也。幡然悔悟之时，暮然回首之际，因反思而认识有所深化。大海浩瀚，万川归之，永无盈满之期，尾闾泄之，永无空虚之限，春秋不变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减。江河之流，优劣悬殊，岂可与语！“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以道或者天地的视角来看，五帝接连而揖让，三王兴师而争夺，仁人殷忧于社稷，任士劬劳于职务，四者虽事业不同，俱理尽于毫末也。伯夷让五等以成名，仲尼论六经以为博，用斯轻物，持此为多，亦何异乎向之河伯自多于水？

如此，我们能否“大天地而小毫末？”，庄子借北海若之口回答到，夫物之器量，禀分不同，随其所受，各得称适，而千差万别，品类无穷，称适之处，无大无小。大智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以今证古，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也。“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是故，若毫末虽小，性足可以称大；二仪虽大，无余可以称小。

此外，庄子亦谈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能够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语之域，才能体会妙理之所在。“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贵己而贱他，他亦自贵而贱彼，彼此怀惑。荣华戮耻，得之则贵，寄去为贱，宠辱由乎外物，贵贱不在己。所大者，足也；所小者，无余也。以此观之，大小各因其性是否足而为判。贵贱大小，辨争反复，而天下纷然多故也。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文武之道，贵贱有时，是非之行，亦用舍何定！“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俗之所贵，有时而贱；物之所大，世或小之。如此这般，“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在庄子看来，以道观之，物无贱大小长短等差对立有用无用之别，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物有死生，不恃其成。“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故不可执而守，安而任之，必自变化，何劳措意为与不为!

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能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火弗能热，水弗能溺，莫之能害也。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庄子又通过独角兽、多足虫、无足的蛇以及风之间的对话，讲明天机之不可易也，故而捐聪明，弃知虑，任逍遥。通过孔子被困于匡时，与子路的对话，讲明“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通过公孙龙与魏牟的对话，指出“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夫以观察求道，言辩率真，虽复规规用心，而去之远矣。通过庄子拒为卿相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志趣之所在，“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而不愿“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保高尚之遐志，贵山海之逸心，类泽雉之养性。通过与惠子同游于濠梁之上，讨论鱼之乐，写出庄子观赏事物的艺术心态与惠子分析事物的认知。庄子惟任自然，故不为爵劝，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即境逍遥，与游鱼同自得之趣也。

王夫之认为，此篇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可谓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