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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一直是与儒家比肩而立的重要学派。比起外来的佛家思想，土生土长的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更为广泛。甚至有学者认为，道家是中华文明的根，诸子百家皆来源于道，兵法、医学、方技、历法、时令、习俗等都有道家的痕迹。连曾经与儒道同为先秦显学的法家，也有脱胎于儒家与脱胎于道家两种说法（后一种观点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胡适研究中古思想史时，也将道家学派（以及道教）作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他的核心观点是道家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派。胡适对道家的论断主要有三个：其一，他认为先秦时没有“道家”这个称呼，道家源于战国末期。这个观点看似与当代人的常识不相符。众所周知，道家学派是由春秋时的思想家老子所创立的。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老子晚于孔子，是战国人。而胡适反对此说，两人曾经为此多次激辩。但胡适指出：“秦以前没有‘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指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新起来的‘黄老之学’。（《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这又与老子创派说相互矛盾。其实，胡适所说的道家，采用了西汉学者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定义——“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由此可见，道家实际上是包含了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思想的集大成学派，而不仅仅是老子、庄子的消极避世之学。胡适把先秦诸子在公元前6世纪到3世纪的演变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化期”，春秋三大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分别创建了思想迥异的三大学派。而进入公元前4世纪后，也就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进入了第二阶段——混合期。百家学术界意识到诸子各有所长，于是出现了打破门户之见、相互借鉴的融合现象。胡适把战国时强势崛起的法家看作是百家学派混合后的产物。他说：“我们可以说，当时所谓‘法家’其实只是古代思想的第一次折中混合。”在胡适看来，道家实际上来源于“齐学”。所谓“齐学”指的是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派。胡适认为，齐学的核心是“阴阳消息”和“五德终始”等内容。稷下学者运用这套理论来阐述天文历法与古今制度，将其学说托名于黄帝与老子，故而稷下齐学也被称作“黄老之学”。当代学术界通常将道家分为老庄派与黄老派，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老庄道家是“出世之学”，而黄老道家是入世之学。胡适认为，黄老之学与司马谈定义的道家完全相符，在坚持自己内核的前提下博采诸子之长。胡适认为，道家的思想内核是“自然变化的宇宙观；养生保真的人生观；放任无为的政治观”。这三个主张渗透到了古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故而道家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可越过的一座高峰。其二，他判断道家在中古时期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道家先于道教产生，道教是道家宗教化的产物。这个转变发生在汉朝。而在更早的秦汉之交，道家的宗教色彩并不浓厚。胡适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指出：“在秦始皇坑术士之后，汉武帝大求神仙丹药之前，这七八十年中的道家似乎经过了一番刷清作用，神仙迂怪之说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而清静无为的思想特别被尊崇，故这时期的道家思想差不多完全等于清静无为的政术。”这个政术说的是汉初君臣信奉的黄老道家。然而，道家自从汉武帝之后与神仙方术、天人感应等思想合流，逐渐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变成了中国中古时期的道教。这是胡适在研究道家经典《淮南子》（又名《淮南王书》）后得出的结论。胡适对道家有个基本认识——“道家集古代思想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因此，他在编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时，把最多的笔墨给了《淮南子》。在他看来《淮南子》与先秦道家经典的差异，印证了道家在中古时期的重大转变。胡适说：“神仙出世的人生观使道家成为‘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的悲观宗教；阴阳禨祥的迷信使道家放弃传统的自然主义宇宙观，而成为禨祥感应的迷信的宗教。”阴阳感应论原为阴阳家的主张，但到汉朝时已经被道儒两家吸收为基本教条。至此，先秦的神仙方术脱离了粗浅的鬼神观念，变得哲学化和系统化，并融入了道教体系。这个演变既有利也有弊。胡适崇尚自然科学，道家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与现代科学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对道家的推崇也是因为此故。让胡适感慨不已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指老子）最早发现自然的宇宙论，原本应该促进思想解放，但遗憾的是，如此历史悠久的自然主义哲学并没有在中国催生自然科学家。胡适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崇拜自然。他说：“信‘道’太笃，蔽于天而不知人，妄想无为而可以因任自然，排斥智故，不敢用己而背自然，终于不晓得自然是什么。”这个论断是否中肯见仁见智。但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同时认为《淮南子》中的思想可以发展出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观”与“积极有为的变法论”。这与许多学者简单判断道家消极避世的论断，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三，胡适对充满道家自然主义色彩的王充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感慨道：“道家是一个杂家，吸收的成分太多……遂成了一部垃圾马车；垃圾堆积得太高了，遂把自己的中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埋没了。直到二百年后伟大的王充出来，自然主义才得以从那阴阳灾异符瑞感应的垃圾堆里被爬梳出来，刷清整理，成为中古思想界的唯一炬光。”东汉学者王充是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以道家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为根基，提出了无神论的观点。王充的道家思想既不同于老庄派，也不同于黄老派，与董仲舒革新后的讲究天人感应的儒学最是格格不入。胡适之所以给王充如此高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王充回归了道家最核心的自然主义宇宙观，还表现出了一种反抗虚妄与迷信的“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胡适指出：“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疑问，假设，证据，三者共同构成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缺一不可。在胡适看来，王充的思想恰恰包含了这三者，而这是他对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大贡献。当然，王充的思想同样存在严重的缺点——在反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宣扬“有命论”。虽然如此，王充的历史贡献依然得到了胡适极高的评价。中国当时的思想发展，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需要一次正本清源。特别是染上过多神学色彩的道家，不经过一次“破坏的批评”，就无法回到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宗旨上。在胡适看来，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思想大解放，正是以王充为转机。他在《王充的论衡》中指出：“他（王充）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还在建设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了一个伟大的新基础。”自从先秦时代开始，诸子百家竞争激烈。到了秦汉之交，儒墨之争已毕，法儒之争正烈。焚书坑儒标志着儒家大败，而独尊儒术又使得法家大败。与世无争的道家却通过将不同学派融合贯通，终于发展成了“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集大成者。故而，胡适才盛赞道家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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