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年谱长编》

张维欣著

页数：页

开本：cm×cm

装帧：精装包封

出版社：岳麓书社

ISBN-7---5

定价：80元

出版时间：-10

作者简介

张维欣，山西太原人，湖南大学建筑学硕士。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会理事、湖湘文化研究会理事、浏阳谭嗣同文化研究会理事。

研究领域以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史为主，曾任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历史顾问兼学术统筹、纪录片《岳麓书院》《中国影像方志·浏阳篇》学术顾问，长沙图书馆橘洲讲坛特邀学者，浏阳谭嗣同纪念广场主要设计者，浏阳谭嗣同纪念馆、湖南时务学堂纪念馆展陈设计者，参与整理新编《谭嗣同集》与《仁学（汇校本）》等。

基本内容

本书将谭嗣同相关文献系日排比，钩稽考订，去芜存菁，汇为第一部谭嗣同年谱长编，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除谭氏著述和习见史料外，亦利用了如夏曾佑、唐煊、缪荃孙等人日记，黄彰健、杨步伟、黄宾虹、龙永宁、石陶钧等人回忆录，《盛宜怀未刊信稿》《东瓯三先生集补编》《八指头陀诗文集》《刘善涵集》《申报》《知新报》《点石斋画报》等图书报刊，以及一些稀见海外史料，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陆军省大日记等。一些史料虽尚习见，但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一些史料单独审视无甚关联，加以整合则顿出新得。

本书用以事系日的方式厘清了很多以往研究中未得确证或聚讼纷纭的历史事件，其中不乏独到见解或精彩考证，如谭诗及信札系年系日、刘锦棠奏保谭嗣同始末、浏阳算学社以及算学馆具体建成过程、谭嗣同与黄宾虹关系、谭嗣同与梁启超等多位师友订交的具体时间和过程、与谭嗣同相关的史迹旧址考察、谭嗣同现存三张照片拍摄时间与地点考订、谭嗣同参与经元善所办女学堂事宜考订、戊戌变法中谭嗣同的具体参与程度、谭嗣同受张之洞委派赴日始末、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否至日本使馆及何时与梁启超诀别等疑案重审、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实为康有为指派、驳正谭嗣同24日被捕说证实应为23日、戊戌变法失败的具体过程以及新旧矛盾激化当中与谭嗣同的相关情况等。

前言

先生讳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署名东海褰冥氏、华相众生、寥天一阁主、通眉生等，湖南浏阳人，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人物、文学家、教育家。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宣南，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年9月28日）在戊戌政变中殉难，时年三十三岁。

先生殉难之年为戊戌纪年，今年又逢戊戌年，历经一百二十载之双甲子的今朝，回应与致敬先生的思想与生平，乃我辈所当肩负之责任。为先生编写一部翔实而尽可能准确的《年谱长编》，既有必要，亦当其时。

一

先生出生于仕宦家庭，于族谱内排行第七，被称为“七公子”。父亲谭继洵（—），字子实，号敬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坐粮厅监督；后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升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母亲徐五缘（—），一生勤俭，持家有方，教子甚严。

先生虽出身封疆大吏之家，但少年家庭生活并不温暖。幼年被父妾卢氏所虐，十二岁时又因“白喉”瘟疫而遭遇“五日三丧”，母亲、长兄、二姊先后染疫身亡，他本人亦未能幸免，昏死三日后复醒，因此父亲为之取字“复生”，意为死而复生。稍长，其感情最为深厚的仲兄亦病故，先生屡遭“创巨痛深”，故而多愁易感，忧思怆然。他后来回忆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少时之经历使他体验到封建礼教的虚伪与黑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怀疑和反抗的种子，亦磨砺了他任侠豪迈的性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先生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先后师从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等浏阳名儒，研习儒家经典、史籍诗文，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他最初深受桐城派影响，文章笔法与桐城古文风格极为近似。后博览群书，见识广博，逐步摆脱桐城派窠臼，转而喜好魏晋“沉博绝丽”的骈文，文风为之一变。先生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文曾得蔡元培、胡适等文学大家之赞赏，早年诗文大多见于《寥天一阁文》及《莽苍苍斋诗》集中。然而，先生自幼“薄视时文不屑为”，对科举制度极为厌恶。十年内先后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榜。

先生志趣高洁，兼习文武，尤善琴剑。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称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青年时期曾跟随刘人熙学习琴操，深入钻研古谱乐理，亲斫“崩霆”、“残雷”二琴，并收藏文天祥“蕉雨琴”，其所撰琴理学说多见于《石菊影庐笔识》及信札之中；又拜王正谊、胡致廷、黄凤岐等武术名家为师，学习剑术，兼擅骑射，故而有“剑胆琴心”之美誉。

自十四岁始，先生随父赴甘肃就任，八次往返于秦楚之间，途经湘、鄂、豫、陕、甘、晋、冀、京、沪、江、皖、赣等地，游历无数名山大川，行程“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在秦陇期间，先生驰骋于峭壁悬崖、冰川雪岭之上，斗酒赋诗，抚琴高歌，与胡儿健卒疾呼，与飞鸟猛兽赛跑，于雪地凿冰解渴，在深山中纵马骑射，反映了他与一般书生迥然不同的胸怀志趣，亦体现出“少年盛气，凌厉无前”的任侠风骨，并创作了大量浪漫瑰丽、奔放奇崛的诗作。十九岁，先生于甘肃新疆粮台效力，因在边防案中立功，得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之赏识，并被奏保为候补知府，赏四品顶戴。甘肃十年，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更加关心国事民生，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之慨叹。

光绪十六年春，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先生举家移居武汉。在此时期，因三位老师均对王船山推崇备至，先生较早接触并研习了《船山遗书》，并由此而了解到《张子正蒙注》、《周易内外传》等哲学著作。随着年纪渐长，先生“不以师说固步自封”的特点更加突出，思想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对于老师并不推崇的墨家学说，先生却“于墨子之兼相爱、交相利，终身奉行不懈”。

先生博学善思，不仅汇通古今，又兼学贯中西。在武昌、南京等地，他广泛阅读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方自然科学译著，及广学会翻译的国外史地政教书籍，努力研习西学知识。《几何原本》、《格物致学》、《决疑数学》、《格致汇编》、《化学鉴原》都是他所热衷之书籍。先生追求真理之精神，在近代当属佼佼。平生所学，横跨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天文、物理、数学、地理、生命科学、测绘、音韵等多门众类，是融合今文经学、大乘佛学、西学东渐的卓著学者。先生亦重视实践，多次进行天文地理实验，并藉此发隐而提出科学假说。先生之学养如此，除他自己见善则迁和勤勉努力外，还有家世、环境、教育、交游、阅历、社会、时代诸因素，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近代中国大动荡时代所锻造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让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彻底觉醒。他极为愤慨，与时在武昌两湖书院的唐才常、刘善涵“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并决心告别昨日之旧我，面向时代潮流，以崭新姿态去追求全新的学问和生活，“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他自号“壮飞”，宣布了与旧学彻底之决裂。

先生认为变法必先从算学格致起始，于是决定“小试于一县”。同年闰五月，他致老师欧阳中鹄一封万言长信，提出创办算学格致馆的改革主张，以兴算学格致而科技救国，“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待到国力强盛后，逐步实现在进出口税、商业贸易、文化宗教上的平等，由此而废除不平等条约。欧阳中鹄阅罢十分赞叹，认为其思想已然青出于蓝，“以学论，不当使在弟子之列”，“论事极有见地，任事极有力量”，“才气横绝，足达时变”。他将长信稍加删节，以《兴算学议》为题出版。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大加赞赏，“谭复生书粗阅一过，其识度、才气、性情，得未曾有”，并刻印数千本流布于湘省各书院。自此，先生开始闻名于湖湘维新士人之间。时逢浏阳旱灾，先生在协助赈灾同时，与欧阳中鹄、唐才常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浏阳算学社”，后又于两年后正式建成算学馆。唐才常评价道：“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算学社开湖南新学之先声，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之滥觞，浏阳“可为天下先”。自此，先生开始以改革家和启蒙思想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上。

光绪二十二年春，先生奉父命赴京，先后与四川人士吴德吴铁樵父子、广东举人梁启超、浙江学者夏曾佑以及翰林院编修吴嘉瑞、徐仁铸等维新人士相识。梁启超致盛赞先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伯里玺之选也。”自北京相识后，梁、谭就成为挚友与同志，“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途经上海，先生于格致书屋拜访英国科学翻译家傅兰雅，与其探讨自然科学知识及宗教教理，又见化石、计算器、X光片等物，开拓了视野。

六月，先生在南京与佛学大师杨仁山结识，于金陵刻经处从其钻研佛学典籍，过从甚密，并称“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他曾四度往来于宁沪之间，与梁启超、汪康年、吴嘉瑞、宋恕、孙宝瑄、缪荃孙、郑孝胥、刘世珩、蒯光典等富有维新思想之师友畅论时政、创办报刊学会、樽酒谈禅。他为《时务报》撰文、推荐作者，与主编汪康年书信不绝，最终被聘为《时务报》董理。借助上海这片新天地，振聋发聩的维新思想得以进入广大士绅阶层的视野和心灵。是时，一面是令他积郁已久的陈腐世道，一面是渴望听到他发声的崭新世界，在好友启发下，先生开始构思撰写哲学著作《仁学》。端坐于金陵刻经处内，他掩卷长思，遂提笔写就扫平他人生和宇宙间一切桎梏之渴望。《仁学》于次年春基本完成，这是先生最主要之代表作，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先生与杨仁山、徐乃昌、茅谦、缪荃孙等人发起成立金陵测量会，旨在测绘地图与天体，他为学会购置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等大量科学仪器，亲撰章程，分门别类。又参与创办农学会、上海不缠足会，倡办《矿学报》（未果）、《民听报》（未果）。十月，经元善于上海创办近代第一所女学堂，先生为夫人李闰向女学堂“捐款百金，名标第一”。为此，李闰名列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又逢湖南时务学堂于省城长沙成立，先生积极参与筹备工作，为学堂购置数学模具、图表、精密仪器等件，并设法为其引进中国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与幻灯片机，又延请梁启超、李维格、唐才常、杨自超等出任教习，将民主与科学的先进思想传授予年轻的湖湘士子们。

光绪二十四年春，盛宣怀主办汉阳铁厂后急需煤矿，先生与其面商多次，并应邀赴湘请示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促成铁厂矿师来湘勘探矿源，致力于将湖南矿务列入中国矿务整体规划当中。同时，陈宝箴亦邀请他辞官返湘参与如火如荼的湖南维新运动。先生出任时务学堂绅董，又任中文分教习，为学生批阅札记，与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在学堂内传布科学、民主、民权思想，并为招生考试出题、阅卷。授课之余，先生还常将王夫之的《噩梦》《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宣扬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的著作印制成册，加以按语秘密散发，学生们为之而热切拜读。由维新派担纲教师的学堂，却最终埋下革命的火种，培养出了蔡锷、林圭、李炳寰、范源廉等矢志革新的青年学子。

同年二月，先生发起创设南学会，形式为讲演，七日一讲。先生主讲天文，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邹代钧主讲舆地。南学会既是团结各界人士的场所，又是讲学议政之处，起到了宣传民主科学、破除封建思想的重要作用。先生在南学会中讲授天文、物理、生命科学等知识，论及中国情形危急、古今中外学术、民权救国等问题，慷慨激昂，听者如云，场面盛大，“闻者无不感动”。青年杨昌济常至此听课，并提问先生关于各国民主之法则。南学会成立藏书处后，先生将自己五百余册书籍捐赠至此，为湖南省图书馆之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月，先生又与熊希龄、唐才常等创办《湘报》，并担任董事，使之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与喉舌。他在《湘报》发表了《治事十篇》、《试行印花税条说》、《论电灯之益》等重要文章，并提出办学会、合群力、改官制、变科举、变法律等具体措施，堪称湖南维新运动的精神纲领。长沙《湘报》与天津《国闻报》、上海《时务报》呈三足鼎立之势，同为维新运动进行舆论宣传。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又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三面旗帜，先生积极参与其中，在近代的思想、教育、科技、新闻领域均做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梁启超评价：“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湖南因此而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此外，先生还与熊希龄等人发起成立了以移风易俗、珍惜时间为目的的“延年会”；与唐才常、黎宗鋆在浏阳发起组织了“群萌学会”，后更名为浏阳南学分会，这是南学会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分会；先生又与黄遵宪、徐仁铸、唐才常在长沙发起“湖南不缠足会”，倡导革除缠足陋习，致力于构建男女平等的社会；先生与梁启超成立一夫一妻世界会，并终身践行之，反对纳妾、嫖娼等封建陋习，又提倡女性受教育、办报之权利，堪称近代女权主义之先驱者。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上谕修筑粤汉铁路。初期，本规划取道江西而非湖南，先生为之而力争，并于《湘报》发表《论湘粤铁路之益》，通过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规划进行分析，并从利权、外患、地形、矿产、经济、资源、取材、民风、军事、劳动力等多种角度剖析粤汉铁路取道湖南的九大优势以及带给湖南的十大利好。最终，粤汉铁路经湖南而呼啸南下，“长驱岭峤，吞纳沧溟”，成为当时中华大地由北而南的最大通道，并促进了近代湖南的迅速繁荣。

维新运动不断深入，遭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湖南地方士绅的攻击，湖南的新旧之争日益尖锐，以至剑拔弩张。维新派阵营的内部矛盾亦开始激化。面对严峻形势，先生以死相抗，并表示：“宁可杀身以成仁，不能曲学而阿世”，“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陈宝箴亦一改先前对维新派的支持态度，转而“设法阻压”。五月，趁先生回浏阳的十多天中，陈宝箴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批语。时为陈之幕客的欧阳中鹄亦倒向其一边，批评民权平等之说过于“偏激”，引发了先生及维新派众人的强烈不满，师生关系“几将决裂”。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保荐先生，光绪帝电召进京觐见。闻讯后，先生顿生“绝处逢生”之感，认为国事大有可为，决心应诏北上。出发前，欧阳中鹄曾劝勉先生“自爱其身，善藏其用”，先生却回复以“此生犹赘，当力疾一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出发前夕，适逢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先生遂为夫人李闰题诗“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并约定“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又题“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予好友程颂万，题“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犁扫两昆仑”予唐才常，以作话别。

先生因感染风寒卧病湖北而致行程耽搁，七月初五日方才抵京，居于浏阳会馆内。不久后遂被召见，并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同被委任为军机四章京，参预新政。先生代上拟诏书，晓谕士民，说明朝廷实行变法之苦衷，被称为“国朝第一诏书”。又力陈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统筹变法全局，但遭到慈禧太后之断然拒绝。帝后关系濒于破裂，新旧纷争势同水火。因阅兵废上之“预谋”，光绪帝向军机四卿下达密诏，设法相救。八月三日，先生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起兵诛荣禄，围颐和园，以保护光绪帝，袁却模棱两可，设词推宕。

八月六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宣布“垂帘听政”，囚禁光绪帝，下令逮捕维新党人。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已离京出逃。先生劝梁启超流亡日本，自己则不愿出走，李提摩太曾劝说先生至英国使馆避难，被断然拒绝。见证此事的徐仁录曾描述：“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先生将家书文稿托付梁启超保管，慷慨表示：“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此语虽然百余年后，还使人读之震悼，闻之饮泣。交代完毕，先生遂与梁洒泪作生死离别：“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二人“相抱饮泣，三去三回首”。

归至浏阳会馆，先生大开中门，静候捕者。八日清晨捕者至，先生延请其入客厅，神色不变，从容起身，整肃衣冠，并对缉捕者拱手抱拳为礼，随之被缚而去。

先生入狱五日，潇洒无惧，吟咏不辍，高歌慷慨如平日，“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留下了辉耀千秋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十三日，在未经任何审讯之下，先生及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六人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先生对监斩官刚毅说道：“吾有一言！”刚毅躲避不听，却令他北跪谢恩，先生拒不屈从，怒目而视，大声斥责：“有何恩可以谢！”最后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神色不变，从容就义，时年三十有三。其磊落无瑕之品格，英毅无前之风骨，受到当时和后世的热烈称颂。

二

先生辞世九十日后，故友梁启超将《仁学》率先连载于他主办的《清议报》上，使得这卷虽只有五万字的著作，成为在黑暗中指引后来革命者的一轮明月。梁启超高度评价先生：“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盖我支那数十年以来，正如严冬寒冱，水泽腹坚，及有今日之事，乃所谓一声春雷，破蛰启户，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后起，以扶国家之危于累卵者”。与此同时，唐才常主办的《亚东时报》亦刊载《仁学》。

年，上海国民报社首次出版《仁学》单行本，随后，清议报社亦将《仁学》全稿校印，并在广告中声称要将此书翻译成外文，“俾文明国见此，应知吾国之大有人也”。此后，日本、上海等地频繁重印《仁学》，甚至多次脱销，仁学之风遂席卷海内外。

在清末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当中，先生是被看作最富有“任侠之气”的人物。他敢于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的大无畏精神，成为了涌动在青年学子中的一股风潮。当时甚至有不少年轻学子自名“慕谭”，表达对先生之仰慕。《仁学》得以热烈传扬，被当做是中国之《人权宣言》。

十九岁的革命宣传家、《革命军》之作者邹容是最为热烈之追随者，他将先生遗像悬挂于座侧，并题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面对溃烂时局，李大钊亦曾说：“湘贤谭复生而生于今日，更不知作若何沉痛之语”；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将先生视为早期“革命同志”，他盛赞《仁学》一书“改造中国甚力”；黄兴亦以先生与唐才常而称“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浏阳革命党人焦达峰在起义出师时还供着先生之牌位；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称他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吴樾在遗书中大倡“暗杀主义”，即首揭《仁学》中“任侠为仁”思想而大加发挥。革命派许多人物均对先生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崇拜。有革命者回忆：“我们在最初，就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不仅革命派的仁人志士对先生推崇备至，梁漱溟、顾颉刚、钱穆等国学大师亦将《仁学》视如瑰宝，频频荐读。哲学家冯友兰曾评价：“谭嗣同回答了当时时代提出的问题，指明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就这两点上说，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大运动的最高理论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中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哲学家。”钱穆认为先生是近代最早站出来正面与纲常名教交锋之勇士，是“五四运动”创榛辟莽的先驱者：“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他赞誉先生之呼声是黎明到来前的最强音，他的著作闪烁着非凡的启蒙力度和热度，毫不逊色于“五四”启蒙者的呐喊。

在维新运动当中，先生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四人被誉为戊戌启蒙四大家。他们当中，康有为专注于从儒学思想里阐发出改革的新义，梁启超更倾向于普及变法的实施步骤，严复侧重于把西学移植到中国的土壤，而只有在先生笔下，所有这一切才被概括为“仁—通”的宇宙总规律，他将维新运动中的各类思想作了最高层次的哲学升华。

先生生命虽短，却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之重要人物。梁启超称其为“晚清思想界之彗星”，“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

先生之思想主要体现在代表作《仁学》之中。它较为全面反映了先生之哲学、政治、科学及经济思想。《仁学》的思想来源相当庞杂，不仅吸收了张载、王夫之、黄宗羲之思想，亦包罗儒、道、墨及陆王心学之思想；不仅包含佛教华严宗和唯识宗之学说，亦涉及西方基督教及数学、格致和社会学。先生将此多门众类思想熔于一炉，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

《仁学》全书总体逻辑构成为“以太—通—平等”，最终全部指向“仁”。

为说明世界之本质，先生在《仁学》中引进了当时西方流行的“以太”概念。《仁学界说》中有言：“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又“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先生将“以太”改造为一个本体论概念。在他看来，“以太”是充盈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之介质形式，而正是因为有了此种介质，使得全世界乃至整个宇宙均处于有形及无形联系当中，“通”之义遂由此而生。

“通”的概念在《仁学》中当属首要。先生将“通”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与合理社会体系构建的支点。中外、上下、男女、身心、内外、人我，都为“通”之客体。“通”，可看作是“脑气筋之周布即电线之四达，大脑小脑之盘结即电线之总汇，一有所切，电线即传信于脑，而知为触、为痒、为痛”之全体学概念；亦可以看作是“合八行星与所统之月与小行星与慧星，绕日而疾旋，互相吸引不散去，是为一世界，凡得恒河沙数，成天河之星团，互相吸引不散去，是为一大千世界”之天文学概念；亦可以看作是“数十年来，学士大夫，覃思典籍，极深研幾，罔不自谓求仁矣，及语以中外之故，辄曰‘闭关绝市’，曰‘重申海禁’”之政商学概念；亦可以看作是“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世界，有小众生起一念，我则知之，虽微至雨一滴，能知其数”之佛学概念。遂又提出“通学”“通政”“通教”三通为一体之概念。万事万物相通，彼此观照和感应，方可达到“平等”之状态。抛开表象，“通”则指向“平等”。

“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因此“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不通不平等即为“麻木不仁”。中外、上下、男女、内外以及人我之间，本来互相贯通、互为平等，然而彼时中国几乎万无所通，中外不通，上下不通，人我亦不通。此种社会之建构方式病态而不合理，人与人之关系完全违反“仁”之原则，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和改造。先生藉此而为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从根基上抨击和瓦解了封建社会之建构模式。先生倡导一切皆平等，平等为“仁”之至要，而就“仁”而言，代表封建秩序的“礼”则是其障碍，只有将这种障碍除去，“仁”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先生在《仁学》中展开对礼教之全面批判，而这批判的主要对象便是礼的核心：三纲五常。

三纲中的“君臣一伦”首先违背平等精神。其中所蕴涵的忠诚观念，是着重单方面的责任和绝对的义务。而真正忠则应指双方面互尽义务和互相作对待的要求。先生痛斥“君统”，指出二千年来“君统”在中国造成了“大盗”与“乡愿”并存的世界。“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大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先生由此提出新的“君主”观念：“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先生以仁为出发点，不但攻击“君为臣纲”，还驳斥“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庄子的“道通为一”是先生借以发挥“仁”之思想的基本观念。世界万物的等别差异均不具备意义，由是而有万物平等之观念。基于此观点，先生引用庄子“相忘为上，孝为次焉”而去推翻三纲思想所强调的孝之观念。龙绂瑞曾于《武溪杂谈录》中记载先生关于父子关系之见解：“守节为宋人谬说。父子天性，色养是应尽之责，无所谓孝。”

“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在强烈抨击三纲五常之后，先生独独把“朋友”一伦从儒家“五伦”中解救出来，其原因就在于友谊为五伦中唯一自由平等、自主结成、不受纲常制约之关系。除友谊之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均为天生而强制形成之关系，并不能因个人意愿而结成或改变。先生多次人生价值实现均与友群有着不可分割之联系。故而，在他的人生体验中，“群”是最为至关重要之概念，只有“群”之力量才可谓强大，而“群”之组成者即为“五伦”中之“朋友”这一伦。而朋友之间心意相同、志向合一，即可构成朋友这一伦之“通”。

先生之思想，源于他对自己一生中各种处境之感受与回应。先生自幼遭遇家庭变故与死亡阴影，人生之痛苦致使他希望以一己之力破除和避免其他人之痛苦再度发生，这是生命处境之回响；其二为历史处境，先生之思想成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正值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开始动摇之时。先生之思想加速这动摇和崩溃的来临，同时也感受到这秩序崩溃以后在思想上所带来的震撼、混乱和空虚，他开始急切地为中国寻找一个新的、更加健全的政治社会秩序。

封建传统秩序在人世间布下了天罗地网，如要体现仁，必要“冲决网罗”，“罗网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罗网，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罗网，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罗网，次冲决君主之罗网，次冲决伦常之罗网，次冲决天之罗网，终将冲决佛法之罗网”。当重重网罗都被扫除之后，仁之精神——无私与爱方能“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

戊戌变法失败后，先生拒绝出走，决心以死殉难，亦有他深刻的思考与价值观作为支撑。于先生看来，平等之核心在于莫要“妄生分别”，即莫将自己与他人摆在不平等之位置，先己后人，只图满足一己之私而枉顾他人。只有做到“通人我”，方可达到“仁”之境界。而“通人我”之最终，即为“破除自我”。这种“破除”，是将“小我”投入到“大我”中去，而至于这种“投入”的方式是以生抑或是死，则无须过于执着。因为在“大我”当中，死与生都失去其真实性。“小我”之死只是“大我”一部分的死去，“大我”依然活着。死因生而赋予意义，而生因死亦赋予意义，二者相互使对方成立，并不能抛弃任一。“不生不灭，生与灭平等”，需要平等视之的则不仅是人伦关系，更是生与死、存在与消亡的逻辑联系。这种死生互为依存即是“守恒”之关系。这是“大我”中“小我”的不同分工，更是“通人我为一体”的至高境界，同时也是大乘佛学救世则应当“毁灭自我”之表达方式，因而先生在而立之年勘破生死，亦不属意外。

《仁学》之“仁”，糅合了墨子摩顶放踵的任侠豪迈、大乘佛学的普救众生与悲天悯人、基督教士冒死犯难的传道精神。然而，先生一生执着追求“仁爱”，终是未能走出“不仁”的十九世纪。他留下一部《仁学》，之后求仁得仁，已是此生无憾。激荡的晚清风云中，他洒尽热血，独赴洪流滚滚，撕裂了时代的旧疮疤。自此，否定三纲五常成为一股历史之风潮，日涨月增，终于在五四时期形成反礼教高峰，封建思想基础由此动摇而致土崩瓦解。先生站在历史潮流之顶端，他对旧时代的抗议精神成为了瓦解传统社会秩序之前锋。

戊戌年八月十三日下午申时的北京宣南菜市口刑场，先生与世长辞，但这不仅是一个烈士对于革命的献身，更是一位哲学家对于理念之致敬。

目录

序言

前言

凡例

正谱

家世概要

同治四年（乙丑，年）出生

同治五年（丙寅，年）一岁

同治六年（丁卯，年）二岁

同治七年（戊辰，年）三岁

同治八年（己已，年）四岁

同治九年（庚午，年）五岁

同治十年（辛未，年）六岁

同治十一年（壬申，年）七岁

同治十二年（癸酉，年）八岁

同治十三年（甲戌，年）九岁

光绪元年（乙亥，年）十岁

光绪二年（丙子，年）十一岁

光绪三年（丁丑，年）十二岁

光绪四年（戊寅，年）十三岁

光绪五年（己卯，年）十四岁

光绪六年（庚辰，年）十五岁

光绪七年（辛已，年）十六岁

光绪八年（壬午，年）十七岁

光绪九年（癸未，年）十八岁

光绪十年（甲中，年）十九岁

光绪十一年（乙百，年）二十岁

光绪十二年（丙戌，年）二十一岁

光绪十三年（丁亥，年）二十二岁

光绪十四年（戊子，年）二十三岁

光绪十五年（己丑，年）二十四岁

光绪十六年（庚寅，年）二十五岁

光绪十七年（辛卯，年）二十六岁

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二十七岁

光绪十九年（癸已，年）二十八岁

光绪二十年（甲午，年）二十九岁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年）三十岁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年）三十一岁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三十二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戊，年）三十三岁

谱后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年）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

宣统二年（庚戌，年）

宣统三年（辛亥，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样章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年）三十一岁

……

三月（公历4月）

先生与吴樵相识于北京，见到其父吴德潚方知是“三年前对语终日而各不知姓名之季清先生也”，于是“相与抚掌大笑，剧谈略数万言不得休息”，三人时常晤面，“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汪康年师友书札》中载，吴樵于三月十三日致汪康年信中第一次言及先生，可知相识于是日不久之前：

谭复卿精锐能任事，（曾重伯者亦往还，议论甚明，而毫不能任事，殆水银质所成者。）不可多得之员，初不意此君能如是也，于新学亦极能见到，吾辈又多一徒党矣。湘中人士勇挚，真不可及也。

同月，先生亦与吴樵胞弟吴以东结为忘年交，并因其早慧而戏称其为“舍利佛”。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十七篇中载：“以东当乙未，年仅十一，随侍入都，风采英发，遍交一时名士，浏阳戏号之曰舍利佛，以其早慧也。”（《饮冰室诗话》14页）

同月，先生于北京拜王正谊为师，学习武义，谭恒辉、侄孙女谭吟瑞所撰《嗣同公生平事迹补遗》中载：（《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55页）

春，嗣同公“北游访学”至北京，居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又拜王子斌绰号大刀王五为师（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则谓嗣同公“少年尝从王五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可能嗣同公在少年时就认识王五，看过他的武术表演）。王五隶直（今河北省)人，擅长单刀和剑。为人仗义、铡强扶弱，在华北一带颇有名声，因而当上了北京源顺标局的掌柜。那时交通梗阻，行旅不便，各省进贡北京的钱粮物资，全赖牲口车运和马驮，但只须把他的兰底白“王”字小布旗插在车上，即便扔在旷野，也无人盗劫。

据会馆老长班（雇请的佣人）刘凤池对恒辉说：“七爷在京时，王五每天早上天刚破晓就来到会馆教七爷练剑法。有一次，他俩刀光剑影，打在一团。忽地，嘎然而止，只见王五抱拳拱手说，‘七爷，受惊了’。看样子大概他们师徒俩是在比试比试理。”

胡致廷《谭嗣同就义目击纪》中亦载，先生结识王正谊是通过胡致廷所介绍：（《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页）

我名叫胡致廷，人称胡七，绰号通臂猿胡七。当谭先生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的时候，我和“单刀”王五每天必和他见面。王五比我年轻，是我介绍给他的。谭先生向我学锏、太极拳、形意拳和双刀。而我认为双刀不及单刀好，谭先生以为然。单刀是王五的绝技，所以我把王五介绍给他，我俩同时教授他的武艺。

我们为十八名兄弟（秘密组织）立志行侠仗义，打尽天下之不平。我们各人有各人的一套绝技，只是缺少一位大哥，我们为想捧出一位大哥而追随谭先生，想把各人的绝技轮流传授给他，可他是做官的人，不便结纳江湖，所以让我和王五先出面，其余十六名兄弟暗暗相随。

约同月，王正谊曾私下劝说先生与其一同在居庸关以北地区开办农场，《吴铁樵传》中载：（《谭嗣同集》页）

去年客京师，王正谊遮而说之曰：“吾子睊睊然狼顾而鹗视，夫果奚适也？吾一以子为农可乎？且子不闻燕、赵之士，任侠重然诺，勇于私斗而敢死。居平臂鹰走狗，歌声乌乌，酒酣击剑，见事风生，为闾里之患。夫彼皆农材也，而吾皆能鞭抶之，罄控之。今夫出居庸塞而北，缘边而东，满、蒙、奉、吉之原，广莫千里，芜草如毳，林莽丛灌，鸷野所都。吾将大市骆驼牛马羊，召彼使牧之。逐水草而居，且耕且猎，支幕以为宫室，湩酪以御饥渴，请尽使奉吾子。不然，即蕃而息之，货其骆驼牛马羊，归以其资结士子，能为马新息乎？”嗣同既不顾而去。

清明节后，唐才常致函欧阳中鹄，支持锑矿归为官办：“硝磺、锑矿概归官办，名正言顺，不得议其操切。前者夫子曲体始事者之心，谓‘官四商六’，最为平允。未识上峰俯从人愿否？如宪意难移，此后恐非口舌能争也。……邝矿师来浏勘矿，夫子特命师中吉为之前驱，甚善。”（《唐才常集》页）

三月十二日（公历4月24日）

先生与夏曾佑相识于北京。《夏曾佑日记》中载：“三月十二日，晴。访重白，晤谭复生。晚与卓如访铁樵。”（《夏曾佑集》页）

三月十五日（公历4月27日）

先生与夏曾佑、梁启超、汪大燮赴吴樵之邀约，于广和居聚饮。《夏曾佑日记》中载：“晴。晚，铁樵邀，同谭复卿、庐生、任公、伯唐饮于广和居。”（《夏曾佑集》页）

◎广和居，位于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是北京名饭馆“八大居”之一。

约同日，先生始与梁启超相识，为吴樵所介绍。梁启超所称与先生相识于乙未年秋实为谬误。

谢国桢《梁任公先生遗事》中载先生与梁启超初见之情景：

先生少年之友最契者谭复生。某日先生访曾重伯广钧于其寓，时方盛暑，坐久觉倦，忽报客至，先生将行。重伯曰：“此异人也，不可不一见之。”则见一英锐少年，自外而人，御四品衣冠，初未之奇也，及见复生卸其冠服，高谈不偶，则甚奇之，旋见壁悬古剑，乃拔剑起舞，旁若无人者，舞罢遂相与论上下千古事，先生大惊服，遂与定交，后乃与重伯转疏。复生英敏过绝人，尤通禅喻，然自是以还，方以国事为亟，至则每与先生欧歈笑吟，痛谈国是之是非，未尝不至切齿流涕不止。

先生与梁启超之交往事，梁所记颇多，虽日期有误，其事仍可作参考。现录于下：

与先生相识后，梁启超曾在致康有为书信中赞誉：“甫之子谭服（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此信来自“粤督谭钟麟从康有为家查钞得之，原书咨送军机处”。（《觉迷要录》卷四18页）

先生及夏曾佑对梁启超之影响颇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载：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先生学问突飞猛进，梁启超曾在《谭嗣同传》赞誉：“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德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谭嗣同全集》页）先生与夏曾佑、梁启超时常晤面，探讨学问。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中载：（《梁启超全集》页）

他（编者注：此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

先生对船山之学研究颇深，曾教梁启超读船山遗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记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29、81页）

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像稍微得着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

先生时常与梁启超讨论问题、交流学术，梁启超在《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中记述：（《清议报》第二册）

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

先生亦将好友唐才常、何来保说与梁听。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十九》中载：（《梁启超全集》页）

余识唐浏阳最晚。乙未秋，与谭浏阳定交，叩其友，则曰“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余心识之。丁酉冬，讲学长沙，谭公乃为余两人介绍焉。

先生亦向梁启超提及好友何来保，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二十一》中载：（《梁启超全集》页）

武陵何铁笛烈士来保，余未获识面，顾夙闻谭浏阳称其为人，谓生平肝胆交，除绂丞外，君为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数年矣。

恰逢康有为已归广东，先生在京未能与之相见，但通过梁启超了解到更多康有为之思想。梁启超《谭嗣同传》中载：（《谭嗣同全集》页）

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编者注：此指康有为），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

先生与梁启超、吴樵父子在京过从甚密。梁启超曾说“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饮冰室诗话》13页）

先生曾与梁启超、吴樵同游北京西山碧云寺，并力邀吴樵作诗。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五十三》中载：（《饮冰室诗话》42页）

余初交铁樵，在京师，实乙未冬也，与谭浏阳三人，相视如兄弟。铁樵雅不好为诗，尝偕游西山碧云寺，浏阳强之吟，成一章，乃大佳绝，今惟能诵其一联云：“白云白鸟相来去，青史青山自古今。”

除梁启超、夏曾佑、吴樵、吴德潚外，在京期间，先生亦与吴嘉瑞相识，几人均为佛学人士，先生受其影响开始研习佛学。并且还接触了一些基督教思想。先生在至欧阳中鹄信中言：“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如吴小村父子，与辄有微契。又晤耶稣教中人，宗旨亦甚相合。”

三月二十二日（公历5月4日）

先生在吴樵寓所，逢夏曾佑来访。《夏曾佑日记》中载：“阴。下午抵京寓。访铁樵，复卿在焉。”（《夏曾佑集》页）

三月二十四日（公历5月6日）

先生与夏曾佑、宋育仁、吴樵、吴子发、汪大燮同聚饮于广和居，饭后邀请众人至浏阳会馆聚谈。《夏曾佑日记》中载：“晴。晚访张子清，遂至广和居，复卿、罗生、芸子、铁樵、子发、伯唐均至。饭毕，共至复生寓，畅谈而别。”（《夏曾佑集》页）

四月十八日（公历5月30日）

先生经吏部带领，觐见光绪帝，因浙江停止分发，奉旨改发江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载有先生履历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六册，页）

十九年捐戴花翎，二十年报捐免补同知本班离任，以知府仍留浙江，归候补班前补用。二十一年经出使俄国大臣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奏调随使俄国，奉旨著照所请。二十二年奉旨改派出使大臣，仍赴部呈请到省，因浙江停止分发，改指江苏，是年四月十八日引见，奉旨照例发往。

四月十九日（公历5月31日）

《申报》号“上谕恭录”载上谕“俱照例发往”名单，其中有“十九日奉旨分发直隶补用道李竟成、汤纪尚，江苏道陈桂森、吴学廉、倪世熙，江苏知府谭嗣同……俱照例发往，钦此。”

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4日）

先生于酉时之后拜谒翁同龢，畅谈洋务。《翁文恭公日记》中载：“谭嗣同号复生，行三，敬甫同年子，江苏府，卅二岁。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序言

一百二十年前，湖南浏阳人谭嗣同为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献出了宝贵生命。两个甲子之后，他的年谱长编得以出版，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处在近代民主进程和时代剧变中的知识分子代表，研究谭嗣同个人，有助于考察晚清知识分子思想裂变中的矛盾与冲突、群体与分化、进步与反复等各种现象。他的生平，是梳理湖南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线索；他的思想，代表了危机中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是从改良到革命、从旧学到实学、从经世之学到绅权理论的演变，也是近代大乘佛学、今文经学、自然科学三大思想主流的体现；他的精神，则更是感召着此后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古人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在谭嗣同身上都有绝佳的体现。

唯其如此，深入研究谭嗣同的生平和思想仍具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以往研究谭嗣同的学者及其相关成果已有不少，仅年谱类著作，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有三种：谭氏后裔谭训聪先生的《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杨廷福先生的《谭嗣同年谱》、王夏刚先生的《谭嗣同与晚清社会》附录的年谱部分。这几部著作，为当下研究谭嗣同提供了相当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少独家信息和史料尤为珍贵。随着对谭嗣同研究的日趋深入，很多新的资料得以发掘，因而写作一部翔实的谭嗣同年谱长编十分必要。且众多近代著名人物皆有年谱长编，而谭嗣同还未曾有，浏阳市政协文史协作项目——青年学者张维欣编著的《谭嗣同年谱长编》适时填补了一空白。全书三十余万言，将谭嗣同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堪称一部了解和研究谭嗣同这一历史伟人的必备之书。

作者怀着对先烈的虔敬和对学术的赤诚，踏访了甘肃、陕西、湖北、上海、江苏南京及湖南浏阳、长沙等谭嗣同去过的几乎所有地方，走访谭嗣同及其师友的后人，获得了不少宝贵的一手资料。同时，搜集、查阅了以往谭嗣同研究中未曾运用的史料，如夏曾佑、唐煊、缪荃孙等人的日记，黄彰健、杨步伟、黄宾虹、龙永宁、石陶钧等人的回忆录，《盛宜怀未刊信稿》《东瓯三先生集补编》《八指头陀诗文集》《刘善涵集》《夏曾佑集》《申报》《知新报》《点石斋画报》等图书报刊，以及一些稀见海外史料，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陆军省大日记等。有的材料虽未见稀缺，但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一些史料单独审视无甚关联，加以整合则顿出新得。

作者并未满足于史料之搜集、考订、裁剪与编纂，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烦琐严谨的推敲与考订。书中梳理了谭嗣同所有信札的时间、《谭嗣同书简》中欧阳中鹄致谭嗣同信札的时间，以及谭氏挚友唐才常的书信时间；并几乎将谭嗣同所有诗词、文章加以编年，前人成说之不确处再加以甄别按断。附录部分关于谭嗣同生平所参加的学会、报刊、实业、学堂统计以及参与状况，直观而全面，颇具参考价值。

本书用以事系日的方式厘清了很多难以考证或稀见的历史事件，其中不乏独到的观点与见解，我们可以看到的比如有：谭诗及信札系年系日；刘锦棠奏保谭嗣同奏折及始末；耙梳浏阳算学社以及算学馆具体建成过程及始末；谭嗣同与黄宾虹关系考证梳理以及文献谬误证伪；谭嗣同与多位师友结识、交往的具体时间和过程；与谭嗣同相关的古今地点对照以及旧址考证；谭嗣同现存三张照片拍摄时间与地点考订；谭嗣同参与经元善所办女学堂事宜考订；湖南维新运动新旧之争中的具体过程；谭嗣同在时务学堂、南学会中具体任职情况与参与事件；戊戌变法中谭嗣同的具体参与程度；谭嗣同受张之洞委派赴日始末；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否至日本使馆、何时与梁启超诀别等存疑事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实为康有为指派；证伪谭嗣同24日被捕说，证实应为23日；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始版本考订；戊戌变法失败的具体过程以及新旧矛盾激化当中与谭嗣同相关的情况。这些新见，容或仍可进一步充实、完善乃至商榷，但作者以一已之力，能臻至此，足堪嘉许。

谭嗣同是民族先烈，也是浏阳先贤，继承、发扬的基础是整理与研究。为此，我们乐见其成，付梓出版，并以此纪念谭嗣同殉难一百二十余年。

浏阳市政协主席李家喜